小説在信史之外被稱之為文學散文隨筆

也許有人會認為小説與史南轅北轍。小説是虛構的，史是記載史實的，它們的本質不同。可小説有“信史”之稱。小説有末流，史也有“穢史”，末流小説和穢史都是被人唾棄的。歷史是由神話時代、傳説時代到信史時代三部分組成的，前兩者只能是參考，沒有依據，只有有了實際文字記載的歷史才算可信，這就是信史。在世界文化認知中，巴爾扎克稱“小説是一個民族的祕史”，看來中西方對小説的認識是相似的。世界上好多小説作品被稱為“史詩”，它對社會歷史和人性的揭示，遠比“正史”深刻。

讀小説會遇到三個關係：故事、人物、史。一般讀者會認為小説就是編故事讀故事，沒有故事就沒有小説，這自然沒錯，但最主要的不是故事，而是人。我們讀小説讀的是人，無論是在現實中還是在小説中都是“以人為本”，在現實中讀人和在小説中讀人並沒有差別，只是一般人缺乏小説家的那種深度。小説讀故事還是讀人，從莫言的小説可以得到證實，莫言的小説讀的就是人。我特別喜歡莫言的中篇小説，這些小説給我最大的認知是讀人。讀《白狗鞦韆架》很像讀魯迅《故鄉》中的`閨土。最典型的是《白棉花》，中國20世紀70年代的城鄉差別、農業的落後、農村的痛苦、農民的貧困，那麼真實生動，因為對人的關懷和悲憫，正規的史書反而沒有這個能力。偉大的小説都這樣，沙俄社會的真實圖景，上流社會對法律的踐踏，底層社會的苦難，沒有《復活》就無法瞭解。托爾斯泰因此在書中感歎：“人吃人並不是從叢林裏開始的，而是從各部、各委員會、各政府衙門裏開始的。”

《復活》堪稱史詩。讀《靜靜的頓河》，就是讀哥薩克史詩，毫無疑問，而我們讀正規的歷史是要經常疑問的，小説的信史意義反而超越正規的史書信譽。這其中的原因我認為是小説扣準了人性，人性的流露和暴發不受阻滯，所以真實。小説中只有虛構的人名，沒有虛構的人和人性。《紅樓夢》故事性不強，但人和人性的強大震撼力壓迫着讀者的呼吸，《紅樓夢》堪稱史詩，可作史書讀。柏楊著編年史不叫“中國史綱”而叫《中國人史綱》，寫了中國人也就寫了中國史，從這裏理解“小説是信史”就容易多啦。最典型的要算《金瓶梅》，《金瓶梅》是一部偉大現實主義的作品，對現實社會達到“寫實”的程度，是真正符合“信史”意義的，被人稱為“史遷之妙”，把《金瓶梅》與《金瓶梅》的作者比作《史記》與司馬遷。

小説是寫人的，史其實也是寫人的。正史從帝王到列傳都是寫人的，有人才有史。人們都以為小説有虛構，史書不只有虛構還有造假，子孫賄賂史家為祖上樹碑立傳的史叫“穢史”。《清史稿》因為成書倉促，無力寫“人”，只能堆積資料，所以不能稱“史”，只能稱“稿”。

我最近才有個發現，因為有一部叫《百年孤獨》的小説我最近才讀。一個叫馬孔多的小村的百年興衰竟是整個拉丁美洲的百年興衰史。讀《百年孤獨》我才發現，古今中外的小説大師是相通的，《紅樓夢》用警幻金陵十二釵對整部書作煙幕，讓一部偉大現實主義的作品充滿虛幻;《金瓶梅》用易卜星相、生命輪迴、宿命作煙幕，讓一部偉大現實主義作品充滿奇幻;而《百年孤獨》則用吉卜賽人的羊皮紙手稿破譯奧雷連諾·布恩蒂亞家族的興衰，讓一部現實主義的作品充滿神祕色彩。所以小説在“信史”之外被稱之為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