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聖來源於曲解詩詞作者的內容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韓愈)，唐代詩壇上，李白、杜甫並肩而立，相映增輝。但到了宋代，被尊為一代宗師，獨受頂禮膜拜的則已是非杜甫莫屬了。宋代統治者一方面為籠絡知識分子，提倡尊孔讀經，一方面又沿襲唐制，以詩賦取士，在詩的領域，也需要象儒家聖人孔子那樣的偶像和與儒家經典相適應的詩歌。而在宋人看來，杜詩完全符合儒家詩教的精神(發乎情，止乎禮義)和封建綱常的原則(報國忠君)。於是，杜甫便被尊為“詩聖”，其詩歌創作也被視作同儒家《六經》一樣的經典之作。曾噩的《九家集註杜詩序》中講道：“獨少陵臣編，至今數百家，鄉校家塾、齠總之童，琅琅成誦，殆與《孝經》、《論語》、《孟子》並行。”杜詩已和經書一起成了宋代的啟蒙教育課本，其地位之高完全可以想見。

然而，這種“神”一般的推崇卻是建立在宋人對杜詩的曲解之上。

“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與歟。”(蘇東坡《王定國詩集敍》)“一飯未嘗忘君”，這就是宋人對杜詩思想內涵的全部理解。而眾所周知，杜詩之所以流傳不衰，完全是因為詩歌中那種反映現實的深廣和憂憤。杜甫一生從裘馬輕狂到西南飄泊，正好伴隨着唐朝的由盛到衰。如果説他在早年曾有過“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美好願望，那麼“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黑暗現實給他的教育就是提醒他這種願望不切實際。特別是因秉公直言屢遭駁斥後，他對最高統治者的昏庸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象“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盜賊本王臣”這樣的詩句絕非是“忠君”一詞能解釋的了的.。而宋人卻妄圖以簡單的“忠君”二字來涵蓋杜詩的全部。如對《北征》一詩便想當然地解釋為有“忠義之氣”、“事君之禮”，是為了獻忠忱於肅宗。試想，杜甫因上疏救房琯，觸怒肅宗，幾乎遭到刑戮，他是在放逐途中寫下了這首詩，怎麼還會感念君恩?詩中所言“顧慚思私被”、“掛涕戀行在”其實是反語，宋人分明是在畫地為牢、曲解詩意。

杜甫被尊為“詩聖”起自宋代，這一名稱的得來卻源於宋人對杜詩的曲解。內容深廣的杜詩統統被戴上了“忠君”的帽子，這無論對後代、對文學史、對杜本人都是一個不小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