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囚論》賞析

【作品介紹】

《縱囚論》是歐陽修的一篇史論文章。評論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釋死刑囚犯，犯人被釋歸家後又全部按時返回，從而赦免他們的史實。這篇政論文，字雖不過四五百，但立論新穎精闢，議論深刻嚴密，其寫作手法也頗有值得借鑑之處。

【原文】

縱囚論

作者：[]歐陽修

信義行於君子②，而刑戮施於小人②。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④，而視死如歸⑤，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⑥，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⑦，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⑧。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⑨，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⑩;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耳，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⑾?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幹譽⑿。”

【註釋】

①縱囚：釋放囚犯。唐大宗(李世民)貞觀六年(632年)十二月，把二百九十名已判死刑的囚犯釋放回家，並規定於第二年秋天就刑。到時候，“縱囚來歸，皆赦之。”

②信義：信用，禮義。

③刑戮：刑罰，殺戮。

④不苟幸生：不苟且僥倖地活着。

⑤視死如歸：形容不怕死，把死看得象回家一樣。這裏指為了信義，不惜犧牲生命。

⑥錄：取，選擇。大辟((bi)：中國古代五刑之一，後指死刑。

⑦難能：難以做到。

⑧期：希望。

⑨冀免：希望赦免。

⑩賊：揣摩，揣度。

⑾常：經常，長久。

⑿逆情：違揹人情。幹譽：求取名譽。

【譯文】

對君子講信義,對小人施刑罰.刑罰定成死罪,是罪惡到了頂點,這又是小人中最厲害的了.寧可為了信義而死,不願苟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這又是君子中特別難以辦到的.

當唐太宗貞觀六年的時候,選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釋放了讓他們回家,並約定時間叫他們自動回來接受死刑;這是用君子難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壞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終於自己回來,竟沒有一個失約的:這是君子難於做到的事,小人卻輕而易舉的做到了.這難道是近於人情的麼有人説:"罪大惡極,的確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對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變成君子。因為恩德進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變人們的氣質,所以出現了象這樣的情況."我説:"唐太宗之所以這樣做,正是為了求得這種聲譽啊.這樣看來,哪裏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預料他們一定再回來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釋放他們呢又哪裏知道被釋放回來的囚犯,不是預料自動回來一定能夠赦免,所以才再回來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來才釋放他們,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們才再回來,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見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來造成這種聲譽,哪裏有什麼佈施恩德和懂得信義呢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唐太宗向天下佈施恩德,到這時已經六年了,還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惡極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卻能使他們視死如歸,保存信義,這又是講不通的理論啊."

既然這樣,那麼怎樣做才好呢我説:"釋放了回來的,把他們殺掉而不赦免;然後再釋放一批,他們又回來了,這樣才能知道是佈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這是一定不會有的事啊.至於釋放了能夠自動回來再加以赦免,只能夠偶然試一試罷了;如果屢次這樣做,那麼殺人犯就都不會死了,這能夠作為天下經常的法律麼不能作為經常的法律,難道是聖人的法律麼因此,堯,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據人情,不標新立異來顯示高尚,不違揹人情來求取名譽。

【解析】

這篇政論文，字雖不過四五百，但立論新穎精闢，議論深刻嚴密，其寫作手法也頗有值得借鑑之處。

文章開始並不直設論點，而是先放開一筆，泛論君子小人之別，為全文的議論樹立了一個參照標準;同時也藏下暗筆，以“罪大惡極”暗照太宗釋囚不通情理，以“視死如歸”暗照死囚自歸不合情理。做到泛論不泛，緊扣論題。接着簡敍縱囚之事，斷以評議，又緊扣君子小人之別。據史籍記載，貞觀六年，唐太宗親自審查了三百九十名死囚，放他們回家，約定翌年秋天回來就刑。結果他們全都如期自動歸獄，太宗稱許他們知誠守信，免於死罪。歐陽修認為太宗以君子最高的標準去要求小人，是不通情理;死囚以小人最劣的品行而超越君子，是不合情理。因此以“豈近於人情”一句反問收緊，為全文定下基調，又為引出論點埋下伏筆。首段一放一收，一敍一議，令人心服地點出了縱因是違背情理之舉。

太宗此舉用意何在呢?中段作了深入剖析，但也未直論情理，而是拓開一層，先設一難。若論唐太宗。確不失為中國歷史上一位很有作為的皇帝，文治武功，空前顯赫。縱囚一事作為“貞觀之治”的政績之一，頗為人們稱譽，白居易《七德舞》詩就寫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人們一向認為太宗恩隆德厚，深入人心，小人能變為君子是恩德感化所致。歐陽修則透過現象看本質，一反前人的讚許，一針見血地指出太宗此舉旨在沽名釣譽。此論精警透徹，後人評謂“喝破太宗一生病根，刺心刻髓”。但舊説未破，則新論難立，下文便轉入層層辯駁。首先推勘太宗與死囚的心理活動，道破縱囚與自歸的動機各是邀取名聲與僥倖求生。這種心理分析並非主觀臆測，而是從客觀事實的不近情理推斷而出，深文曲筆，抉其隱微。清朝乾隆皇帝寫過一篇《讀縱囚論》，以其統治經驗補充説：太宗擅長權術，或會通過刑官獄吏曉以利害，歸獄可倖免一死，不歸則捕而誅之，累及親屬。雙方既然在互相窺測並利用對方的心理動機，以達到各自的目的，哪裏有恩德與信義可言。“烏有”一句既是反問，也是感慨，有力地揭露了太宗的虛偽。但還覺意猶未盡，再進一層，將太宗六年深德與一日淺恩相比，深者尚未能感化小人，淺者反倒能改變他們，其不近情理顯而易見。此用事實作反證。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太宗縱囚並非出於開恩施德，死囚自歸也非出於感恩戴德。文章辯駁往復曲折，愈駁愈快，愈折愈警。至此，舊説已不攻自破，新論也確立不移。辯駁以立起，以破終，所以層層破舊，又句句立新;雖無一字提及情理，但處處不離情理，更以“不通之論”總收此段，與首段“不近人情”正相呼應。這一段運用設難駁詰，正辯反證等多種方法，嚴密周到地論證了縱囚是邀取名聲之舉。

統治者違背情理以邀取名聲，是否利於治國呢?這是末段議論的重點，也即本文的論題。文章同樣沒有直涉論題，而是先宕開一問，故作自答，以揭示施恩德與近情理之間的矛盾：歸而誅之，如再縱又歸，顯然不近情理;如再縱不歸，無從體現恩德，故以否定收斷。再跌進一層，故作退論。旋以歸謬收束，也同樣揭示了上述這對矛盾：如果這種恩德屢施於小人，那就等於培植他們的僥倖心理，縱容他們殺人放火，更是不近情理。這兩層議論一開一合，緊扣上文，開句承接中段，合句照應首段，進一步把舊説駁得體無完膚，從而收住辯駁，從容不迫地步入正面議論，指出縱囚不近情理，非治國之法;不見恩德，非聖人之法。最後水到渠成，自然引出文章主旨。鮮明地表達了歐陽修順應人情、嚴肅法治的政治觀點。

這篇文章議論縱橫而不支離，文字平易而有韻味，全仗作者悉心佈局，使章法跌宕綿密，文勢曲折流動。每段議論不是開門見山，直截了當，而是欲擒故縱，頓挫有致，最後以通段主旨收住。整篇結構也是如此，經過曲曲折折的議論，往往復復的辯駁，最後百川歸海，結出文意，將全文推向最高潮。讀至篇末，就彷彿遊覽名山走過崎嶇蜿蜒的山路，最後攀上雄偉峻拔的主峯，回首來路，領略更深，眺望前方，遙想萬千。再者，全文以情理、恩德為兩經，以太宗、死囚為兩緯，絲絲銜接，環環緊扣，明承暗接，前伏後應，使整篇議論交織一體，文勢流貫暢達。這篇文章充分體現了歐陽修散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貫舒暢，無所間斷”(蘇洵語)的特色，在短小的篇幅內，或質疑，或答問，步步分析，層層辯駁，寫來卻從容不迫，縱收自如，竟似有洋洋萬言，令人耐讀。(選自浙江教育出版社《古文鑑賞大辭典》俞灝敏撰稿)

【講解】

這是一篇史評，評論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釋死刑囚犯，犯人被釋歸家後又全部按時返回，從而赦免他們的史實。

文章開門見山，警拔有力。從“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説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調，標出全文的主旨。接着從唐太宗縱放死囚的史實，以君子與小人相比較，反覆論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違反法度，只不過是藉此邀取名譽的一種手段。議論縱橫，深刻入髓。

“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而不是什麼“施恩德”“知信義”，揭露得可謂明快酣暢。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為“天下之常法”，而應該“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幹譽”。

本文據史立論，層層辨析，論證充分，結論高遠，警醒人心也。

據史書記載，唐太宗曾於貞觀六年(632年)下令把等待執行的死囚三百餘人放回家中，令與家人團聚，並約定返回獄中的日期。其後三百餘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歐陽修以前，一般的都把這件事傳為“美談”，認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義”。作者獨能力排眾議，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這種敢於創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貴的。

本文最大的特點是邏輯性強，結構嚴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為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三個部分。在提出問題時，作者肯定地指出，縱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這就為下文的展開定下了基調。在分析問題時，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這樣做，純粹是為了沽名釣譽。文章從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動中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這不過是上演了一場“上下交相賊”的鬧劇。同時，他還從唐太宗登基六年來並沒有消弭小人犯極惡大罪的事實，證明了偶爾的縱囚也解決不了問題。這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筆法，確實犀利無比。在解決問題時，作者旗幟鮮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觀點：不管從事何種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渾然一體，無懈可擊。

本文的反問句較多，有助於增強文章的説服力。第二段中採取問答的形式來論證，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讀性。所有這些，都值得我們認真揣摩。

【作者介紹】

時期政治家、文學家、散文家，和詩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諡號“文忠”.著有《歐陽文忠公集》吉州永豐(今屬江西)人。歐陽修自稱廬陵人，因為吉州原屬廬陵郡。

仁宗天聖八年(1030)，中進士;慶曆三年(1043)，任諫官。為人耿直，敢於諫諍，在開明派范仲淹和守舊派呂夷簡的鬥爭中，站在范仲淹一邊，受到排擠、打擊，屢遭貶官。晚年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

歐陽修是革新運動的領袖。他重視人才培養，積極推行革新主張，提倡效法韓愈，在散文、詩、詞等各方面都有很高成就。他的散文具有説理明白、平易流暢、委曲婉轉、情文並茂的獨特風格。他的《六一詩話》，開創了詩話這一文學形式。有《歐陽文忠公集》、《新五代史》和《新唐書》(與宋祁合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