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放牛娃到院士的勵志故事

當世界性氣候異常使一般人開始注意太平洋上的“厄爾尼諾”現象、大陸上的高原熱源時，黃榮輝卻已對導致這些現象的大氣行星波動機制，進行了開拓性探索。他提出：必須在垂直方向上把大氣分成很多層次才能正確描述這種波動，並在世界上最早把大氣分成34層來研究準定常行星波。

他的成就引起國際同行的重視，那是1981年。到1986年，他藉助電子計算機分析了幾十萬個數據，編了幾萬條程序，發表了二十多篇論文，從而對準定量行星波的物理成因、傳播規律以及其異常做出了進一步的解釋，並發現了這種大氣波在三維空間存在兩支波導，是沿着兩通道進行傳播的。這就為進行月──季度的長期天氣預報提供了一定的依據，為解開一些氣象之謎提出了新的看法。

科學無國界。中國人的成就在國際大氣科學界引起一連串的反響：

“我正在撰寫一篇回顧文章，很想引用您文章中所得的結果。”此信來自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在我的文章脱稿之後，中國的黃博士已發表了他用三維多層模式的研究成果，我的結果與他們的結果相類似。”英國一位著名大氣動力學家在文章中引用黃榮輝的成果進作了上述説明……

祖國給予黃榮輝更高的榮譽：他的成果榮獲中國科學院1985科學進步獎一等獎，他本人於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那麼，他是怎樣由一個放牛娃成長為一名中科院院士呢？

黃榮輝出生在福建省惠安縣一個非常窮苦的農民家庭，父親靠給人家當僱工或長工來養活全家。解放前，祖祖輩輩都沒有上過學。1949年解放了，家裏分得土地，他才上學。由於生活十分困難，沒有錢交伙食費，每星期他必須自己從家中挑幾十斤白薯和柴草步行約二十公里到學校。再冷的冬天也只穿兩件破爛的冬衣，直到高中畢業前，還沒穿過一雙買的鞋。一雙木拖鞋伴他度過了中學時代。他與一位同窗好友合蓋一牀被子，上學用的文具只有靠有時幫助經濟富裕家庭的子弟背書得一點勞務費來購買。然而生活的艱辛並沒有使他退即，反而更激勵他勤奮讀書，使他從國小到高中一直保持着優異的成績。

1959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北京大學地球物理系。他是帶着家裏唯一的一條被子，第一次穿着買來的鞋邁入北大這一引導他認識現代科學的大門。學校給他最高的助學金，還有冬衣和夏衣，有關領導還經常問寒問暖。這使他暗下決心：只有努力學習才能報答黨和人民對自己的培養。就是這樣一個純樸的信念使他戰勝一個又一個困難。

回顧1979年開始的準定常行星波研究工作，黃榮輝感歎：“靈感沒有幫過我的忙。”是的，他是把中國農民的`老黃牛精神和現代科學手段、科學思維相結合來塑造科學家的形象的。

準定常行星波變化緩慢，波長上萬公里，比地球半徑（6400公里）還長，是進行兩週以上長期天氣預報和短期氣候變化預報的關鍵性動力學問題。進行這樣的理論研究，必須從分析浩若煙海的觀測資料入手。要在這個領域提出一點新見解、新理論，即使是訓練有素的科學家，也要耗費巨大的心血。黃榮輝同樣無捷徑可走。

他家老少三代五口人，居住在狹窄的簡易筒子樓裏。回國後，兩個孩子都上學，天天晚飯後，不論刮多大風，下多大雨，他都要到辦公室去，直到家人休息之後，他才回去“接班”用報紙把燈擋起來，繼續他的研究。

清貧的科研生活，使他和他的愛人獲得很強的適應力。吃飯，他不問色香味，塞飽就行；工作累了，他不論睡地鋪還是行軍牀，肩膀一挨鋪就睡着。上班時，頭腦裏不想柴米事，下班晚回家，愛人沒意見。對於這樣生活，他説：“人不堪其憂我也不改其樂。”

在科學的迷宮，黃榮輝有時可以忘掉一切。一年春節，研究所為每人代購一隻鴨子。分鴨子那天，黃榮輝推導有關行星波傳播的數學公式，又是很晚才回家。自行車上掛着鴨子，滿腦子還是數學公式。到家後，公式沒推導完，鴨子不見了。愛人説道：“你一個活人帶一隻死鴨還丟了？”誰知鴨子被本所一位同事拾到。這位同事作了一個簡單的推理：我們所今天分鴨子，丟鴨子的人這麼晚了才回家，這人一定是我所的“書呆子”黃榮輝。

黃榮輝有時有點“呆氣”，可他更有中國知識分子的志氣。1979年，他由國家派遣赴日留學，兩年中，他每日工作14小時以上，有時甚至通宵達旦在機房工作。由於他在行星波動力學研究中取得的成績，當時的日本氣象學會理事長就多次挽留他在日從事研究工作，並負責他在日期間的一切生活費，但他沒有答應，如期歸國。美國大氣研究中心一位氣象學家要給他優厚的待遇，促他赴美工作，他婉言謝絕：“國家需要我赴美作合作研究時，我會走的。”直到不久前，國外一所大學還願提供相當二萬多美元的年薪招聘他，他同樣沒有答應。他對記者説：“我這個科學家是有祖國的，我的事業，就在生我養我的中國。”

黃院士曾説：“我是由一個放牛娃成長為一名中科院院士的，我做的一些事情主要是黨多年教育的結果，再就是個人的努力。一個人活在世上要有理想，不是為了謀生。對名譽我看得很淡，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種精神，要為科學發展紮紮實實做點貢獻，為國家為人民解決一點實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