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學學會的開幕詞
中國民族學第七屆全國學術討論會現在開幕了!本屆會議是由中國民族學學會、湖北民族學院和教育部中國少數民族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這次會議能在鄂西重鎮恩施舉行，不僅體現了湖北民族學院領導和同志們的熱誠歡迎、積極合作和對學會工作的大力支持，更得到省市領導和同志們的親切關懷、多方支持，為我們提供了這樣優越的條件和周到的安排。在此，我代表中國民族學學會向省市領導和同志們表示深切的謝意!熱烈歡迎各位領導、各位同志和同行前來參加這次會議!
我會會員遍佈各民族地區，學會的歷次學術討論會也就在不同的民族地區舉行，除北京外，東北到延邊、大連和內蒙古呼倫貝爾草原，西北到西寧和和蘭州，西南到四川樂山、貴州貴陽和雲南西雙版納，華南到廣西南寧，華中則到湖南吉首，這次又到了恩施。這是中國民族學學會屬於各民族共同的學術團體的性質所決定的，也是學會為促進我國民族地區民放學發展所作的努力。這是我們學會不同於其他學會的一個特點。民族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並具有強烈時代感的學科，這為大家所熟知。半個多世紀以來，在我國各族人民追求國家發展和民族繁榮的不同時期，民族學相應地體現出不同的研究重點，在調查研究的實踐中，促進了自身的發展。在座的不少同行都曾親身經歷過，一定有所體會。
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民族學工作者在諸如民族識別、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以及社會形態的調查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老一輩民族學家、社會學家潘光旦先生，在土家族的民族識別工作中，以身殘之軀，深入土家山區進行調查研究，而且在紛繁的史料中上下求索，在調查組同志們的協助下，終於作出了巨大貢獻，成為民族學工作者的表率。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把中國民族學的研究對象僅限於少數民族，正如我在過去的一次研討會上曾經提到的，則是不完全的，而且容易引起誤解，以為中國的民族學就是少數民族研究。這樣，在中華民族這一整體概念中，就體現不出漢族的歷史作用及其和兄弟民族之間的密切關係，因而對漢族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至於國外民族，特別是我國的近鄰，對他們進行研究也有其現實意義。然而，為少數民族服務，促進民族地區現代化的研究，仍然居於首要地位。
今天，西部大開發的號角已經吹響，各項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正在取得快速發展。我國的西部乃是大多數兄弟民族的家鄉，西部大開發對各民族現代化建設事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民族學研究的主攻方向，自應結合這一新的形勢進行。儘管在這一偉大發展變化的過程中，各民族地區的面貌日新月異，但前進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亦復不少，諸如資源開發與少數民族羣眾參與問題、普及教育與專業人才培養問題、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調適問題等等，都是亟待研究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涉及現代化的兩大支柱——經濟和文化建設。經濟是文化的基礎，文化的發展則有利於促進經濟的發展，二者互相影響，相互滲透，以達到協調發展。民族學者的專長主要是對族羣及其文化的研究。改革開放以來，東西部的發展差距越來越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觀念上的差距。
由於少數民族地區在民主改革前多數處於封建社會階段，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烙印比較深，商品市場經濟觀念比較淡薄，還有其他不利於現代化建設的一些習俗，都有待改革，所有這些都是民族學者較為擅長的研究課題。下面我想強調的一個問題，即本次會議的議題之一，也是我在蘭州會議上曾談到的問題，即傳統文化、生態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的關係。地理生態環境是各民族的生存空間，各民族在對環境的適應和改造的過程中，創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然而，民族及其文化又都處於動態之中，而非一成不變。在人文社會和環境中，過去適應的文化因素有的可能消失，不再具有積極意義。因而民族文化與生態環境之間具有適應和矛盾調適現象。這種適應和矛盾問題，都直接涉及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以及資源和民族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可以説，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和戰略，乃在尋求人文、資源和生態環境三者的協調發展。因而必須保護生態環境，維持生態平衡。
為此，政府制度有關政策和措施是完全必要的。但民族的傳統文化既然是在對環境的適應和改造過程中創造出來的，則人與自然之間已經形成一種通過傳統文化表現出來的可協調關係。因而傳統文化中具有保護生態環境、維持生態平衡、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功能和作用。否則一個民族及其生計方式不可能世世代代延續下去。這種保護生態環境的文化功能往往為習慣法所規範，甚至被宗教外衣所掩蓋。對於這種情況，我們絕不能簡單地視為落後習俗或宗教迷信而一棍子打死。相反，我們應從民族傳統文化中去發掘這種文化功能，去除其不合理部分，增加其科學內涵，使其在現代化中繼續發揮作用。這是民族學者應當深入研究的重要課題。上面談到的西部大開發與民族文化和生態環境等問題，可以説都涵蓋於這次會議的主題“民族學與21世紀”之中。必須指出，在新的世紀，我們面對的仍然是一個東西方二元對立的世界。在西方世界，總有人企圖把西方的.文化價值觀強加於人。面對這樣的世界格局，中國民族學的發展、它的研究取向，必須置於這一世界格局去審視。由於中國的民族學是從西方傳來的，一些中國民族學者在研究方面不免受到西方理論範式的影響，甚至以它為依規。此種情況在有些地方尤甚。
台灣的一位學者指出：“我們所探討的對象雖是中國社會與中國人，可採用的理論與方法卻幾乎全是西方的或西方式的。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是中國人；在從事研究工作時，我們卻變成了西方人!”(楊國樞、文崇一主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序言，台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2年版。)由此可見，中國民族學要更好地為中國民族服務，就必須結合中國的實際，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與方法，進一步推動民族學的中國化，亦即本土化。作為一門學科，世界上只有一個民族學，它具有共同的研究對象，即族羣及其文化，這是它的國際性；各國的民族學者在研究中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建構自己的理論範式和方法論，形成自己的特色，這是它的本土性。沒有國際化，就無所謂本土化。二者相輔相成，並不矛盾。因而民族學中國化的目的，並非採取民族中心主義和排外的態度，乃在於擺脱西方的學術壟斷。在民族學中國化的過程中，應該通過繼承中國固有的經驗，引進國外對我們有用的經驗，再加以創新來實現這一目標。這是一個不斷前進的過程。
今天，中國民族學在西部大開發的調查研究的實踐中，正是進一步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學的大好時機。鄂西和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具有多民族、多元文化和多種生態環境的特點，湖北民族學院正在大力發展民族學，人才濟濟，我相信，湖北民院在促進民族學研究和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學方面，定將作出巨大的貢獻。最後，預祝這次學術研討會圓滿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