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治學院學生工作

這兩天，武漢和昆明的兩所高校接連發生學生在校園中被刺身亡的案件，校園安全和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自從馬加爵案發生之後，國內大學普遍開始重視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相關的機構紛紛成立，人員配備也漸趨完善，但大學生的心理健康仍是困擾大學管理的一大難題。

客觀地看，大學生心理健康問題本不是大學一方所造成。中國小愈演愈烈的應試教育就直接導致了進入大學的新生無法快速地適應大學生活。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在大一學生中表現得特別突出就是一個例證，但這些問題的產生，真的與高校學生管理無關嗎?

馬加爵案發生後，高校學生管理的一大政策變化，就是禁止學生在校外住宿。由於當時許多高校已經進行了“後勤社會化”改革，宿舍本身已經建在校外，這一政策明顯缺乏可行性，最後只好不了了之。但從這個政策的制定和發佈可以看出，我們的高校管理政策總是一時地、被動地救急，而非長遠地、主動地預防。

對大學生心理健康的關注也不例外。平時沒有出事時，彼此之間似乎相安無事，一旦有事就如臨大敵，急於出招。而所施用的“招”一般都是以“加強管理”為名的“堵”，很少聽説有適度地加以疏導的。

日常的預防工作自然也有。比如我們可以常常在校園的廣告欄裏看到一些學校專門組織的.心理諮詢、心理輔導之類的講座信息。可專家們也許不願使用通俗易懂的題目，省得降低身份或無法顯示其學術水平。這些講座的名稱，像“情緒管理”、“壓力管理”、“生涯策劃”等，本身就很難以理解。而這些講座大多也只是單純的“技巧”傳授。沒有深厚的理論支撐，沒有價值的闡釋，提升學生的精神境界是談不上的;能否引發他們聽講的興趣，幫助他們解決實際的心理上的困惑似乎也成問題。

講“技巧”而不用“心”，這是高校學生管理普遍存在的傾向。這裏的“心”，既包含人的道德等精神因素，也包括大學的基本理念。缺少了“心”的指引，學校和具體的學生管理者哪怕是耗費大量的精力和體力，也不過是隔靴搔癢。學生工作一旦成了一種“策劃”，就不要怪某些學生幹部用“技巧”來應付這些策劃，彼此的“策劃”與“反策劃”，最終只能蜕變成相互之間的利用和反利用。

利益因素的增大，道德和情感的因素必然減少。難怪我們可以看到學校中常有院系或學生組織進行的“獻愛心”活動，卻又發現參與組織此類活動和實際參加的學生在公交車上連給老年人主動讓座也做不到。原因很簡單，前者是一個“組織行為”，策劃組織以及參與都可以從中得到具體的利益，後者是私人行為，讓與不讓，都不會影響個人前程。更有甚者，有的學生學到“技巧”後，迅速呈現“早熟”之象，其策劃能力，公關能力和社會經驗超乎尋常，可以玩書生氣十足的老師們於股掌之中。

筆者一向以為，道德問題是不可能通過純粹的知識教育得到解決的。在大學中，大學管理的政策和傾向，大學內部所形成的氛圍對學生道德取向的影響遠大於知識的傳授。上述的利益交換，從根本上説，正是當下中國大學管理中急功近利以及技術化、職業化傾向的一個縮影。

大學教育，從本質上説，是成人教育，大學管理也應該是成人式的管理。可是，現在能見到的大學管理，特別是對學生的管理，總是居高臨下的，大人對小孩的管理。事無鉅細、父母般地包辦似乎是一種對工作的負責，但從長遠看，大多數學生的成年期再次被推遲。因為他們無法獲得自我塑造、自我鍛鍊的機會，所以，也不可能獨自應付困難，真正走向成熟。學生心理上的幼年期從中學延續到了大學，大學管理因而也沿用着中學模式。這裏看不到一個管理理念和手段上的飛躍，而是彼此相擁艱難地走過一座橋以後，仍在另一座同樣的橋上顧盼。

現在，有些大學已經把“大學精神”之類的詞彙寫入正式的文件之中，這無疑是一個進步，但要取得更大的進步，則應該把大學之理念與人的精神因素落實到具體的高校管理的方方面面，以便從“心”所欲，這樣才可能使大學的管理達到更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