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教學名人篇
王*明的作品有極高的造詣和豐富的思想內涵。最能代表陽明思想成就的作品，是《傳習錄》。下面跟yjbys一起來了解一下古代名人——王*明的生平及其成就吧!
王*明其人
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浙江餘姚人。因常講學於會稽山陽明洞，自號陽明子，學者稱他為陽明先生。在浙江餘姚的王*明故居壽山堂正門，懸掛着一塊“真三不朽”的匾額。所謂“三不朽”，出自《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真三不朽，當然就是後人稱讚王*明在三個方面都做到了極致。
立志學為聖賢 陽明十歲那年，他的父親王華舉中進士第一甲第一人，也就是中了狀元。陽明也就跟着父親來到京師，從師問學。讀書是學聖賢的前提。那時讀書主要是讀儒家的經典，四書五經與北宋以來理學家的著作。理學是北宋發展起來的一種儒學形態，主要學者包括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等。尤其是二程和朱熹，是理學的大宗，他們的學問被稱為程朱理學，是官方的正統學問，讀書人必須修習。
青年時期的陽明，一方面認同程朱所提倡的人生境界和修養目標，另一方面對於程朱的修養功夫則無法契入。成聖成賢的為學目的和如何成聖成賢的功夫修養之間，存在着巨大的矛盾，這個矛盾及其解決，開啟了陽明後來的整個思想學術生涯。
希做聖賢而無望，陽明難免轉向其他途徑。按照同時代大儒湛若水《陽明先生墓誌銘》所説，這一時期的陽明經歷了“五溺”，即：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任俠之習，是指扶危濟困，打抱不平，大約有點江湖習氣。騎射之習，是指騎馬射箭，排兵佈陣。陽明最為佩服諸葛孔明與伏波將軍馬援，學前者活用兵法，學後者立志“馬革裹屍還”。辭章之習，是寫八股，應科舉。神仙之習，是學習道教長生之學。佛氏之習，指陽明還曾愛好佛學，有不少詩詞流露出他的這一向往。在正統儒家看來，這五種學問都不是關於身心性命的根本學問。但需要指出的是，從成賢無望後轉向佛老可以看出，陽明對人生根本價值、如何安頓身心性命等重要問題的思考顯然是積極而且迫切的。“五溺”階段實際上醖釀着後來巨大的哲學突破。這一突破，就發生在貴州龍場。
貴州龍場悟道 正德元年(1506年)，時任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的王*明，上疏批評武宗堵塞言路，被捕入獄，隨即被貶貴州龍場驛任驛丞。陽明的父親也遭到了牽連，被迫辭去官職。
在流放途中，陽明曾被劉瑾派出的刺客追殺，家人也可能遭到未知的迫害，這些都不斷刺激陽明去思考生死大問題。他不斷地自問：“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即聖賢該如何面對這樣的艱難困苦，安頓自己的身心性命呢?他收攝精神，日夜作息，羣居獨處，都力求澄清雜念，不肯妄言妄行，通過這樣的方式來追求內心的寧靜與專一。這樣的自我鍛鍊產生了一定的效果，使他參透了“格物致知”之旨。陽明終於打通了長期橫阻在為學目的和修養功夫之間的關隘，悟通了“物之理”與“人之心”之間的關係!這一悟，史稱“龍場悟道”，又叫做“龍場頓悟”。陽明在龍場通過“澄默靜一”的修習而超脱了生死之念，同時還悟出了“格物致知”之旨。次年，陽明又推進了自己的思想，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説法。
陽明認為，聖賢經傳當中有時偏重説知，有時側重説行，實際上是針對不同的人來説的。在根本意義上，知行就是一回事。但是，程朱理學尤其是朱子之學，在修養功夫上是主張先致知、後涵養的，也就是主張知先行後的。陽明認為，程朱實際上將知和行割裂了開來，造成後來學者離行而求知，所得不是真知，所行不是真行。因此，他的知行合一之説，也是針對程朱理學功夫論的偏失，以及明代士風墮落的現實情況而產生的。
在龍場期間，陽明建造了龍岡書院、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聚徒講學，培植後進，絃歌不輟。陽明在貴州不只是悟道、講學，他與這裏各民族、各階層的人物相處，播撒中國文化的種子，以仁德感化四方。陽明認為，天下沒有不被感化之人，應邀寫了《象祠記》。他尊重少數民族，尊重其上層人士，又堅持原則。對待少數民族，《禮記·王制》説：“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異其宜。”儒家的這個主張很有道理。
龍場悟道在陽明學發展史上乃至整個儒學思想史上，都有着無可估量的意義!
政德與事功 陽明肯定孔子的“為政以德”，他認為做事在得人，事業必靠有德之人去積極推行。他下力氣在基層興教化，美風俗。他批評當時的風俗，“爭功利而薄忠信，貴進取而賤廉潔”，認為長此下去，必釀成禍患。
陽明堅持儒家的寬政主張，以佚道使民，強調官員要從老百姓的利益出發，雖勞不怨。他勤政守職，視民如傷，治廬陵時，闢城中火巷，絕鎮守橫徵，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
整頓吏治，是他治理地方的措施之一。關於權力，他認為，權為天下利害所繫，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君子欲濟天下之難，不能不操之以權，但君子用權，必由其道。那就是：以至誠之心立德，扶植愛護良善;昭示不可奪去的氣節操守，引導下屬走正路。慎重地對待權，用好權，在用人上，在心態上，“坦然為之，下以上之;退然為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這裏用老子“不爭”的思想，調節心靈。足見懲治腐化，一靠制度，二靠良知，一內一外相互作用。
陽明是書生，但不是無用的書生，他有書生本色，同時又是馬上之英雄，領兵打仗的統帥。他叱吒三軍，是曠世罕見的大豪傑!真正的儒家都是內聖修己與外王事功兩方面同時並重的。他一生的事功，被譽為“三百年事功第一”。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叫作“三徵”，即徵南贛、徵寧王、徵思田。終日勞累誘發了王*明的肺病頑疾，遺言留下：“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此心，就是良知。陽明終年57歲。
《傳習錄》其書
陽明一生著述豐富，他的作品有極高的造詣和豐富的思想內涵。最能代表陽明思想成就的作品，是《傳習錄》。“傳習”二字見於《論語》首篇記載的曾子語“傳不習乎?”《傳習錄》由陽明門人徐愛、陸澄、薛侃、錢德洪等根據平時記錄輯成，分為正文三卷、附錄一卷，被收入《王文成公全書》中。
作為陽明心學的最主要文獻，《傳習錄》的影響非常大。從時間上來説，四百多年過去了，歷朝歷代的文人學者都是常讀常新;從空間範圍上來講，《傳習錄》傳播到了日本、朝鮮、歐洲、北美。本書已經成為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瞭解儒學的一把鑰匙，更成為反照我們內在心靈的一面鏡子，幫無數的人挺立起人生價值與信念。所以清代大學者王士禎説：“王文成公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絕頂。”這絕不是過譽之辭!
當然，陽明著作不止《傳習錄》一本，他的著作被編為《王文成公全書》，有三十八卷，《傳習錄》只佔其中的三卷;現今吳光、董平等學者們編了《王*明全集》，卷數就更多了，有五十四卷。
陽明著作最重要的還是《傳習錄》。錢穆先生在論及國民必讀的國學書目時，開了七本書，它們是：《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六祖壇經》《近思錄》和《傳習錄》。前四本書大家都很熟悉;《六祖壇經》是中國化佛教也就是禪宗的主要經典，記載了六祖惠能的思想;《近思錄》是南宋朱熹和呂祖謙合編的一本書，是北宋周敦頤、二程和張載等四位理學家的語錄彙編，是理學的經典;與《近思錄》相應，《傳習錄》就是心學的經典。這七本書，大家應該找來認真地讀一讀。以下第三部分專講《傳習錄》的思想內容。
王*明思想要旨
陽明一生的活動，實際上是圍繞講學和社會教化為中心而展開的。陽明講學究竟講些什麼內容呢?
“心即理” 陽明心學的根本觀點是“心即理”。《傳習錄》記載了陽明與弟子徐愛對“心即理”命題的探討。意思是：父母身上並沒有藴藏着孝的道理，君王身上也沒有藴藏着忠的道理，同樣，朋友、老百姓身上也沒有藴藏着信和仁的道理。一個人要講究孝、忠、信、仁，總歸不是向別人身上去求。那麼這些道理都在哪裏呢?陽明認為，就在你我和每一個人的心中!我們的心本來就具有敬老孝親、忠於職守、言而有信、仁民愛物等道理，才能事父母以孝，事朝廷以忠，交友以信，治民以仁。
這個心，就是天性，就是天理，就是天賦予人的善性。為了和一般意義上的心區別開來，我們稱這個心為“本心”。既然心即是理，人可以在道德實踐中將心之理賦予行為和事物，因此也就無需求理於外，到外在的事物上去求一個道理。陽明所説的“物”，是與心即理的“心”關聯着的，“物之理”實際上也就是指“心之理”在物上的落實，也就是道德原理與道德法則，而不是指客觀知識性的理。這些道德原理和法則，只能來自於繼承了天性、藴含了天理的本心，而不在物的自身。心之理落實到事物上而得其宜，也就是恰好、剛剛好，這種情形就叫作“義”。因此，求義或者求理，就只能在本心上求，而不能在外事外物上求。按照心外無物的説法，外界事物是否獨立於吾心、還有沒有客觀實在性呢?一直以來我們由此而對陽明心學有一些誤解。陽明的回答真的否認了事物的客觀實在性嗎?答案是否定的!山中的花，只有你來看時，此花才與你的心發生關聯，心賦予了花以意義與價值。陽明在講“心外無物”時，並不是針對外界事物是否獨立於“吾心”而存在這類問題而發的，而是與他對“物”的特殊規定以及他的整個思想系統密切關聯着的。存在是客觀的，但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則由人來賦予。這才是陽明所講的“心外無物”的根本意義，也是心學體系中心物之間的根本關係。
“知行合一” 我們要聯繫陽明“心即理”的思想，來分析和討論他的“知行合一”説。
從《傳習錄》看，陽明在論及知行關係時，有一個反覆申明的觀點，叫做“知行本體，原來如此”。他本人有時候又將“知行本體”稱為“知行之體”、“知行體段”。究竟什麼是“知行本體”呢?這四個字包含了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如陽明所説：“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這裏的“本體”，就是本來面貌的意思，“知行本體”也就是指知與行互相聯繫、互相包含、本來一體;知行分離，也就背離了知行的本來意義、違背了知行本體。第二層意思，陽明又説：“‘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説;若是知行本體，即是良知良能。”這裏的“知行本體”，就是指良知良能。二者相較，後一種“知行本體”的含義無疑更為根本。
陽明完全是從道德出發來討論知行功夫的，故在他看來，知必須表現為行，能知必然能行。知與行相即不離，兩者是同一功夫過程的不同方面。
一般來説，“明覺精察”是形容知的，“真切篤實”是形容行的，但陽明要求，人在知的過程中要抱有“真切篤實”的態度，在行的過程中要保持“明覺精察”，知不離行，行不離知，且知且行，即知即行，這樣的知才是真知，這樣的行才是真行。這是知行合一的功夫論含義。我們今天講的“知行合一”，已不是道德範疇、意義上的，而是社會實踐意義上的，這是我們與王*明的根本不同。
“致良知” 陽明在去世前曾説：“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致良知”是陽明一生思想的總結。
王*明認為，良知是一個貫通天人的概念。其次，陽明所講的良知，又指“隨時知是知非”的道德認知與判斷能力，是一個貫通體用的概念。總之，陽明五十歲前後提倡的“致良知”之學，實際上是在早年“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也藴含了“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主要理論內容。
正是在兼具“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基礎上，陽明將良知視作是天地之心、宇宙之心。良知賦予了天地鬼神萬物以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是價值意義的創造本源和主宰力量，具有絕對性和根源性。人因為有此良知，就可以和天地宇宙會通，可以充當宇宙天地之心，從而肩負起協理宇宙天地萬物的責任。正因為良知如此重要，所以陽明斷定：“‘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
良知既是“性與天理”，又是道德認知與判斷。因此所謂“致良知”，也就包括兩層意思：一是不斷地向至善的道德本體的復歸，以達到極致;二是以道德認知和判斷為依據，加以實行。一方面，良知本體的至善性、絕對性和普遍性為人們的道德踐履和成聖成賢的追求提供了內在根據和根本保證。“人胸中各有個聖人”、“人人皆可成堯舜”的道德洞見，能有效促使道德主體挺立，激發道德理想追求。另一方面，又要對良知本體在現實環境中作用流行的相對性、具體性以及致良知過程的無限性保持清醒認識，以防道德主體的自我膨脹、猖狂及虛無。
致良知的第二層基本意思是“依良知而行”。“致”字在這裏相當於“行”字，致良知即“行良知”，即依良知而實行。陽明更為強調這一面，他説：
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
良知是主宰，是準則。“致良知”説既簡易直接又內涵豐富，將陽明的整體哲學思想完滿地表述出來了，標誌着陽明哲學建構的最終完成。
陽明學的影響與現代意義
陽明學的影響 陽明學產生以後，迅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王門弟子分化成為浙中學派、江右學派、泰州學派等，遍佈中國十幾個省，尤其是在中下層民眾中具有極大的影響。因為陽明學“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主張，擺脱了長期的文字訓練和經典閲讀，是一種簡單直截、當下即是的工夫，所以能夠引發中下層老百姓的極大興趣，直接推動了儒學平民化運動，構成了對官學也就是朱子學的衝擊，實際上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當然，王學在歷史上也因此由極盛而衰落。由於後學中有些人流於狂禪，不務實事，無關修養。當然，這也可以説是王學體系中的內在矛盾使然。與古今中外一切思想體系一樣，王學體系也有自身自我否定的因素。張祥浩先生認為，身處武宗朝政治黑暗年代的王*明倡導致良知教，意在從士人內心喚起維護仁義道德的自覺性，因而屢屢強調良知即天理，即準則。這適應了特殊處境下的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精神需要，但這也包含着一種危機，即只強調內心的道德自覺，忽視了綱常倫理的客觀準繩與聖人言教的權威性。良知説有忽視客觀規範、標準，漠視温凊定省諸禮法儀節的傾向，後來成為言行不檢點的人掩飾自己丑行的口實。
另一方面，陽明學對後世影響之深，再沒有其他學派可以與之比肩。明亡以後，清代陽明學受到打壓，但被譽為“同治中興名臣”的曾國藩，一生都崇拜陽明、效法陽明。進入近現代，陽明學作為一種平民哲學，被當作反抗壓迫、爭取平等的思想武器，重新煥發出光彩。譬如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學説，就是由陽明“知行合一”學説發展而來。蔣中正也喜歡陽明學，到台灣後把台北市的草山改名為陽明山。
儒學的現當代發展也受惠於陽明心學。現代新儒家大師熊十力先生及其開創的新儒家學派就是例證。近年我們受郭沫若紀念館委託，整理一批熊十力致郭沫若的信札。在1944年，熊、郭二位先生就圍繞陽明展開了討論。郭沫若繼承了陽明學的實行觀點，主張“事上磨練”;熊十力則説“事上磨練”固然不錯，但必須加上“保任良知”四個字，叫作“保任良知，去向事上磨練”，方能無弊。今天看來，熊先生得到了陽明學的真髓。他自己也説，在他的哲學體系中，仁、誠、本心、本體等範疇，就是陽明所講的良知。他的學生、現代新儒家第二代的旗幟性人物牟宗三創立的“道德形上學”特別強調良知本體，直接繼承了陽明心學的主要內容。
陽明學不只是中國文化的無盡寶藏，而且流傳到日本、朝鮮，推進了他們的近代歷史進程。陽明四十二歲時，曾在浙江與日本禪僧了庵桂悟會晤。中江藤樹最先在日本傳播陽明學。大鹽平八郎則將張載太虛説與陽明心學結合起來，發展了陽明學，他本人甚至在陽明學鼓舞下，領導了大阪農民和都市貧民的起義，雖因失敗而自殺，卻發出了倒幕運動的信號。稍後的維新志士如樑川星巖、西鄉隆盛、吉田松陰等，都是陽明學的信徒。他們以陽明學為團結下層武士、平民的紐帶和行為動力，開展倒幕和維新運動。有學者認為，陽明心學影響了明治維新。岡田武彥先生甚至認為，中國陽明學在明亡以後，“遭到空前激烈的非難”;“然而在日本，陽明學則得到了徹底的發展”。
朝鮮半島大約在陽明逝世前後就已經瞭解了陽明學説，有“朝鮮朱子”之譽的李退溪甚至撰寫了一部《傳習錄論辯》，專門駁斥陽明學説。退溪的巨大影響力，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朝鮮陽明學的發展。但他本人卻有很明顯的心學傾向，甚至提出了與陽明學頗為相通的“心即理”命題。17世紀，鄭霞谷潛心研究陽明學，開創了江華學派，一直流傳至今。同時，陽明學的實用因子也影響到作為朝鮮民族啟蒙思想前兆的實學派學者。實學思潮的重要學者，如李瀷、樸齊家、丁若鏞等，無不受陽明學之影響。朝鮮近代實學思潮代表學者樸殷植更是力圖通過陽明學實現“儒教求新”的目的，將當時流行的社會進化論與陽明學結合起來，開展了名為“大同教”的宗教運動。所以錢明認為，“陽明學乃是朝鮮實學思潮產生的重要哲學基礎”。
以上簡要地介紹了陽明學在東亞傳播的情況，實際上也是為了説明，陽明學絕不僅僅屬於中國，也絕不僅僅屬於古代，恰恰相反，它作為東亞諸國共同的思想資源，在各國近代化進程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陽明學的現代意義 陽明學的現代意義，其實是由陽明學本身的特質決定的。
它的第一個根本特點，就是強調人的道德主體性，即道德自由。王*明對自然萬物，都有一種深厚的生命關懷，強調“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他發揮孔子的“仁愛”與孟子的“仁民愛物”思想，認為，天地萬物是一個生命整體，雖然人類必須取用動植物，但動植物仍有自身的價值。儒家肯定天地萬物皆有內在價值，要求一種普遍的道德關懷。
王*明的“致良知”，就是把“真誠惻怛”的仁愛之心發揮、擴充、實現出來，去應對萬物，使萬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致良知”包含着從人性上反思自己，反思人的貪慾、佔有慾及人對自然萬物自身權利與價值的不尊重，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過度取用與開發。
陽明學的第二個特點，就是知行合一。“知”在這裏指良知，陽明強調真知真行。陽明學告訴我們，要在日用倫常之間，在禮樂刑政之間，將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發用出來，用來敬老愛親，用來修身齊家，用來盡倫盡職，為政理事。做一分，就體認一分良知，體認一分良知，就要行一分這個道理。這一點，可以賦予今人實踐道德、完善自我的勇氣。
陽明的親身經歷也提醒我們，為政之道在於明德、親民。陽明解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時，特別強調在明明德的基礎上親民。他首先是強調為政者要修身以德，以仁德為核心價值，引導和實現政治的正義。官德不僅僅是一種職業道德，更是人的良知在政府事業上的直接運用。為官不講官德，就是違背良知。進一步説，親民就是要以民為本，視百姓為骨肉親人，尊重民心民意，體察民間疾苦。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陽明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將社會教化、社會治理以及具體的行政手段結合起來，治理了很多難治之地，實現了民不駭政，四方咸寧。陽明的為官之道，對於今天加強幹部修養，化解社會矛盾，轉變政府職能等，有借鑑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