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生命 理查德
在一篇名為《實用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論文中，我試着重申了雪萊《詩之辯護》中的觀點——浪漫主義的核心，我寫道，是它宣稱理性只能跟隨在想象發生之後。沒有詞語，就沒有理性思維。沒有想象，就沒有新的詞語。沒有那些特定的詞語，就沒有道德或者思想上的進步。
我以對比詩人給予我們更豐富語言的能力，與哲學家想尋獲進入真正的真實存在的非語言途徑的嘗試[1]來結束那篇論文。柏拉圖關於這種途徑的夢想，本身就是個詩意的巨大成就。但到了雪萊的時代，我認為，它(指“這種途徑”——譯者注)已經被憑空構想了出來。現在我們比柏拉圖更有能力認識到自己的侷限——去承認我們永遠也無法觸及比我們自身更偉大的事物。我們希望取而代之的是，幾個世紀以後，因為我們遙遠的後代所使用的語言比我們現在用的有着更豐富的資源，而使人類在地球上的生活能夠越來越豐盈。我們的詞彙將為他們的詞彙做好準備，就像祖先們的詞彙為我們的做好了準備一樣。
在那篇論文中，同以前的寫作一樣，我都在一種延伸意義上使用了“詩意”一詞。我擴展了哈羅德•布魯姆“強大的詩人”[2]這一術語的範疇，來概括那些如彌爾頓與布萊克這樣的詩人一般，創造了新的語言遊戲以供我們把玩的散文作家們——比如柏拉圖、牛頓、馬克思、達爾文，以及弗洛伊德。這些遊戲可能涉及數學算式，或者推理論證，或者戲劇性的敍述，或者(在詩人那兒則是)韻律革新。而散文與詩歌的不同，則與我的哲學意圖無關。
完成《實用主義與浪漫主義》一文後不久，我被診斷出了無法治癒的胰腺癌。得知這個壞消息的幾個月後，我與我的長子以及一位來訪的表親圍坐在一起喝咖啡。我的表親(一位浸信會牧師)問我，我的思想是否開始轉向一些宗教性的主題，而我回答“不”。“那麼，哲學呢?”我兒子問。“不，”我回答道，無論我寫過還是讀過的哲學都似乎無法與我當下的情況發生什麼特別的聯繫。我對伊壁鳩魯“死亡的恐懼是非理性的”的觀點，和海德格爾“本體神學起源於企圖逃避人的必死性”的暗示都沒有意見。但就算ataraxia(遠離紛擾)和Sein zum Tode(朝向死亡的存在)[3]也似乎沒有説到點上。
“難道就沒有什麼你讀過的東西能起點作用麼?”我兒子堅持問道。“有，”我發現自己居然脱口而出，“詩。”“哪些詩?”他問。我舉了兩首最近從記憶中翻出來，而且神奇地鼓舞了我的老掉牙詩作，舉得最長的是斯温伯恩《普魯塞庇娜的花園》[4]中的幾行：
我們用簡潔的感恩禱告，
向隨便哪幾位神祗致謝，
感謝他們使生命都不能長存;
感謝他們讓死者永不能復生;
感謝他們讓最孱弱的河流
歷經曲折終在某處匯入大海。
還有蘭道的《在他七十五歲生日時》[5]：
我愛自然，排自然之後的是，藝術;
我在生命之火前温暖了雙手，
當它漸息漸滅，我也準備起身而走。
我在河流蜿蜒的流動，和那些忽明忽暗的餘燼中找到了安慰。我懷疑，散文是無法制造出與之具有可比性的效果的。不單單意象，還有節奏與韻律都是完成這項工作所需的。在詩裏，比如這些詩行，這三者共同作用製造出了壓縮的深度，也如此這般製造出了衝擊力的深度，這隻有詩歌能夠做到。跟詩人弄出來的錐形裝藥法[6]相比，即便是最好的.散文也顯得盡是在毫無目的地亂開槍。
雖然有各式各樣的詩歌片段在一生中的許多特別時刻給我帶來過重大意義，但我從沒能去親自寫寫詩(除了在無聊的教師會議上信手寫的十四行詩——也不過就是些塗鴉罷了)。我也沒有跟緊當代詩作。當我讀詩時，最喜歡的，大多還是年輕氣盛時讀的那些。我懷疑我對待詩歌的矛盾情緒，從狹義上説，是我有一個詩人父親而產生俄狄浦斯式難題的結果。不管為什麼會那樣，現在的我真希望在過去的歲月裏能多花點時間在詩歌上。不是因為我會害怕錯過散文中那些陳述裏無用的真理。那裏頭沒有那些所謂的真理; 那裏頭沒有什麼是關於斯温伯恩和蘭道知悉，而伊壁鳩魯和海德格爾沒能領會的死亡的。或多或少是因為，如果我能多背出點老掉牙詩歌我會生活得更加完滿——就像我如果多交幾個摯友一樣。擁有更多詞彙的文化，比起那些擁有貧瘠詞彙的文化，會使人類變得更加完滿——更加脱離野蠻;每一個男人和女人，當他們的記憶裏儲備了充足的詩歌時，他們將成為更完滿的人。在一篇名為《實用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論文中，我試着重申了雪萊《詩之辯護》中的觀點——浪漫主義的核心，我寫道，是它宣稱理性只能跟隨在想象發生之後。沒有詞語，就沒有理性思維。沒有想象，就沒有新的詞語。沒有那些特定的詞語，就沒有道德或者思想上的進步。
我以對比詩人給予我們更豐富語言的能力，與哲學家想尋獲進入真正的真實存在的非語言途徑的嘗試[1]來結束那篇論文。柏拉圖關於這種途徑的夢想，本身就是個詩意的巨大成就。但到了雪萊的時代，我認為，它(指“這種途徑”——譯者注)已經被憑空構想了出來。現在我們比柏拉圖更有能力認識到自己的侷限——去承認我們永遠也無法觸及比我們自身更偉大的事物。我們希望取而代之的是，幾個世紀以後，因為我們遙遠的後代所使用的語言比我們現在用的有着更豐富的資源，而使人類在地球上的生活能夠越來越豐盈。我們的詞彙將為他們的詞彙做好準備，就像祖先們的詞彙為我們的做好了準備一樣。
在那篇論文中，同以前的寫作一樣，我都在一種延伸意義上使用了“詩意”一詞。我擴展了哈羅德•布魯姆“強大的詩人”[2]這一術語的範疇，來概括那些如彌爾頓與布萊克這樣的詩人一般，創造了新的語言遊戲以供我們把玩的散文作家們——比如柏拉圖、牛頓、馬克思、達爾文，以及弗洛伊德。這些遊戲可能涉及數學算式，或者推理論證，或者戲劇性的敍述，或者(在詩人那兒則是)韻律革新。而散文與詩歌的不同，則與我的哲學意圖無關。
完成《實用主義與浪漫主義》一文後不久，我被診斷出了無法治癒的胰腺癌。得知這個壞消息的幾個月後，我與我的長子以及一位來訪的表親圍坐在一起喝咖啡。我的表親(一位浸信會牧師)問我，我的思想是否開始轉向一些宗教性的主題，而我回答“不”。“那麼，哲學呢?”我兒子問。“不，”我回答道，無論我寫過還是讀過的哲學都似乎無法與我當下的情況發生什麼特別的聯繫。我對伊壁鳩魯“死亡的恐懼是非理性的”的觀點，和海德格爾“本體神學起源於企圖逃避人的必死性”的暗示都沒有意見。但就算ataraxia(遠離紛擾)和Sein zum Tode(朝向死亡的存在)[3]也似乎沒有説到點上。
“難道就沒有什麼你讀過的東西能起點作用麼?”我兒子堅持問道。“有，”我發現自己居然脱口而出，“詩。”“哪些詩?”他問。我舉了兩首最近從記憶中翻出來，而且神奇地鼓舞了我的老掉牙詩作，我們用簡潔的感恩禱告，
向隨便哪幾位神祗致謝，
感謝他們使生命都不能長存;
感謝他們讓死者永不能復生;
感謝他們讓最孱弱的河流
歷經曲折終在某處匯入大海。
還有蘭道的《在他七十五歲生日時》[5]：
我愛自然，排自然之後的是，藝術;
我在生命之火前温暖了雙手，
當它漸息漸滅，我也準備起身而走。
我在河流蜿蜒的流動，和那些忽明忽暗的餘燼中找到了安慰。我懷疑，散文是無法制造出與之具有可比性的效果的。不單單意象，還有節奏與韻律都是完成這項工作所需的。在詩裏，比如這些詩行，這三者共同作用製造出了壓縮的深度，也如此這般製造出了衝擊力的深度，這隻有詩歌能夠做到。跟詩人弄出來的錐形裝藥法[6]相比，即便是最好的散文也顯得盡是在毫無目的地亂開槍。
雖然有各式各樣的詩歌片段在一生中的許多特別時刻給我帶來過重大意義，但我從沒能去親自寫寫詩(除了在無聊的教師會議上信手寫的十四行詩——也不過就是些塗鴉罷了)。我也沒有跟緊當代詩作。當我讀詩時，最喜歡的，大多還是年輕氣盛時讀的那些。我懷疑我對待詩歌的矛盾情緒，從狹義上説，是我有一個詩人父親而產生俄狄浦斯式難題的結果。不管為什麼會那樣，現在的我真希望在過去的歲月裏能多花點時間在詩歌上。不是因為我會害怕錯過散文中那些陳述裏無用的真理。那裏頭沒有那些所謂的真理; 那裏頭沒有什麼是關於斯温伯恩和蘭道知悉，而伊壁鳩魯和海德格爾沒能領會的死亡的。或多或少是因為，如果我能多背出點老掉牙詩歌我會生活得更加完滿——就像我如果多交幾個摯友一樣。擁有更多詞彙的文化，比起那些擁有貧瘠詞彙的文化，會使人類變得更加完滿——更加脱離野蠻;每一個男人和女人，當他們的記憶裏儲備了充足的詩歌時，他們將成為更完滿的人。 當它漸息漸滅，我也準備起身而走。
我在河流蜿蜒的流動，和那些忽明忽暗的餘燼中找到了安慰。我懷疑，散文是無法制造出與之具有可比性的效果的。不單單意象，還有節奏與韻律都是完成這項工作所需的。在詩裏，比如這些詩行，這三者共同作用製造出了壓縮的深度，也如此這般製造出了衝擊力的深度，這隻有詩歌能夠做到。 當它漸息漸滅，我也準備起身而走。
我在河流蜿蜒的流動，和那些忽明忽暗的餘燼中找到了安慰。我懷疑，散文是無法制造出與之具有可比性的效果的。不單單意象，還有節奏與韻律都是完成這項工作所需的。在詩裏，比如這些詩行，這三者共同作用製造出了壓縮的深度，也如此這般製造出了衝擊力的深度，這隻有詩歌能夠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