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晚餐為題目的作文

最初的晚餐

想到這件難忘的事，忽然聯想到"最後的晚餐"這幅名畫的名字，不過對我來説，那一次難忘的晚餐不是最後的，而是最初的一次，這就是我平生第一次陪外國人共進的晚餐。

那時候我三十出頭，在公社（即現今的鄉政府）學大寨正學得忙活。有一天接到省文藝創作研究室（即省作協）的電話，通知我去參加接待一個日本文化訪華團。接到電話的最七年級瞬就愣住了，我的第一反應是我穿什麼衣服呀？我便毫不猶豫地推辭，説我在鄉村學大寨的工作多麼多麼忙。回答説接待人名單是省革委會定的，這是"政治任務"必須完成。這就意味着不許推辭更不許含糊。

我能進入那個接待的名單，是因為我在《陝西文藝》（即《延河》）上剛剛發表過兩個短篇小説，都是註釋演繹"階級鬥爭"這個"綱"的，而且是被認為演繹註釋得不錯的。接待的人員組成考慮到方方面面，大學革委會主任、革命演員、革命工程師等，我也算革命的工農兵業餘作者。陝西最具影響的幾位作家幾棵大樹都被整垮了，我怎麼也清楚我是猴子稱王的被列入……

最緊迫的事便是衣服問題。我身上穿的和包袱裏包的外衣和襯衣，幾乎找不到一件不打補丁的，連襪子也不例外。我那時工資39元，連我在內養活着一個五口之家，添一件新衣服大約兩年才能做到。為接待外賓而添一件新衣造成家庭經濟的失衡，太划不來了。我很快拿定主意，借。

借衣服的對象第一個便瞄準了李旭升。他和我同齡，個頭高低身材粗細也都差不多。他的人樣俊氣且不論，平時穿戴比較講究，我幾乎沒見過他衣帽邋遢的時候。他的衣服質料也總是高一檔，應該説他的衣着代表着70年代中期我們那個公社地區的最高水平。"四清"運動時，工作組對他在經濟問題上的懷疑首先是由他的穿着誘發的，不貪污公款怎麼能穿這麼闊氣的衣服？我借了一件半新的上裝和褲子，雖然有點褪色卻很平整，大約是嗶嘰（bìī）料吧我已記不清了。襯衣沒有借，我的襯衣上的補丁是看不見的。

我帶着這一套行頭回到駐隊的村子。我的三個組員（工作組）經過一番認真地審查，還是覺得太舊了點，而且再三説我這不是個人問題，是一個"政治影響"問題，影響國家聲譽的問題……其中一位老大姐第二天從家裏帶來了她丈夫的一套黃呢軍裝，硬要我穿上試試。結果連她自己也失望地搖頭了，因為那套屬於將軍或校官的黃呢軍裝整個把我裝飾得面目全非了，或者是我的老百姓的渙散氣性把這套軍裝搞得不倫不類了。我最後只選用了她丈夫的一雙皮鞋，稍微小了點但可以湊合。

第二天中午搭郊區公共車進西安，先到作家協會等候指令。《陝西文藝》副主編賀抒玉見了，又是從頭到腳的一番審視，和我的那三位工作組員英雄所見一致：太舊。我沒有好意思説透，就這舊衣服還是借來的。她也提醒我不能馬虎穿戴，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國家影響政治影響"的大事。我從那時候直到現在都為這一點感動，大家都首先考慮國家面子。老賀隨即從家裏取來李若冰的藍呢上衣，我換上以後倒很合身。老賀説很好，其他幾位編輯都説好，説我整個兒都氣派了。

接待的事已經淡忘模糊了，外賓是些什麼人也早已忘記，只記得有一位女作家，中年人，大約長我十歲。我第一眼瞧見她首先看見的是那紅嘴脣。她挨我坐着，我總是由不得看她的紅嘴脣，那麼紅啊！我竟然暗暗替她操心，如果她單個走在街上，會不會被紅衞兵逮住像剪燙髮砍高跟鞋一樣把她的紅嘴脣給割了削了？

那頓晚餐散席之後我累極了，比學大寨拉車挑擔還累。

現在，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常常接待外賓並作陪吃飯，自然不再為一件衣服而慌亂奔走告借了；再説，國家的面子也不需要一個公民靠借來的.衣服去撐持了；還有，我也不會為那位日本女作家的紅嘴被割削而操心擔憂了，因為中國城市女人的紅嘴脣已經燦若雲霞紅如海洋了。

【閲讀手記】

樸實的語言敍述了一件特殊的年代經歷的特殊的事，作家的敍述是詼諧幽默的，但其中又夾雜着些許無奈。全文圍繞見外賓時穿什麼衣服組織材料，由自己窮困沒有合適衣服，到向人借，到別人熱情地拿來衣服……層層疊疊，似乎絮絮叨叨，讀來卻饒有興味。值得注意的是內容似乎與題目不太切合，題目為《最初的晚餐》，卻沒有詳寫晚餐的情況，只寫了一位女作家的紅脣。這就是作家行文的藝術，晚餐吃什麼飯，見什麼人，確實不重要，但一切的準備工作都是圍繞"晚餐"展開，女作家的紅脣也是那個年代令人關注的。這，就是對材料的取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