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集體土地合同4篇

隨著法律觀念的日漸普及，越來越多事情需要用到合同，合同是對雙方的保障又是一種約束。那麼制定合同書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呢？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集體土地合同4篇，供大家參考借鑑，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內容提要」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雖然解決了目前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中的許多問題，但其自身適用範圍的限制，並不能解決由在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而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導致實踐中的無序。無效論者從合同違反《土地管理法》的規定和合同標的履行不能出發，否定此類合同的效力；有效論者則從法解釋學和取締規範與效力規範的區別出發，認定合同效力。基於此類問題的複雜，筆者從社會整體的角度出發，利用利益衡量的基本觀點，指出有效論更能適應現實社會的需要，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相應的處理對策，以期能對這一難題的解決起到促進作用。 「關鍵詞」商品房買賣合同，集體土地，合同效力，利益衡量 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社會整體發展，物質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生活漸趨富足，文化日益昌明，原本與尋常百姓毫不相干的買房置地也成了現今十分普通的一件事情。但既然有買有賣，其間就難免產生糾紛，為了處理日益湧現的商品房買賣糾紛，20xx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佈了《關於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1].這一司法解釋的出臺，對於人民法院處理此類案件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促進作用，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歡迎。但是，通過近一年來的實踐，這一司法解釋也暴露出自身的一些不足，尤其是從司法解釋序言中所體現的立法意旨看，該司法解釋主要是針對城市規劃區國有土地範圍內的商品房買賣合同進行規定的[2]，並未把佔國土很大比例的農村集體土地上發生的商品房買賣行為納入調整範圍，不能不說是一種“立法”上的缺失。對於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效力及處理，目前司法實務界及理論界都尚無定論，但實踐中由此而引發的糾紛卻日益增加，亟待解決。本文中，筆者試就此問題發表一下個人見解，希望能夠對人民法院的司法實踐起到參考作用。 一、我國的土地制度與商品房種類 根據我國憲法的規定，“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因此，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從所有制上講，土地可以分為兩類，即國有土地和農村集體土地。這種土地歸屬上的公有制是與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緊密聯絡在一起的。研究我國的土地問題及附著於土地之上的房屋問題，就不能不以此為最根本的出發點，所以，商品房也就可以區分為建築於國有土地上的商品房和建築於集體土地上的商品房兩大類。 二、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的問題所在 商品者，依《高階漢語大詞典》[3]之解釋，意為“⑴為交換而生產的物品。⑵泛指市場上買賣的物品”。據此並參考《解釋》第1條的規定，本文要討論的商品房就是指出賣人（僅指房地產開發企業）尚未建成或者已經竣工的用於向社會銷售並移轉房屋所有權於買受人、買受人支付價款的房屋。究其根本，商品房與其他房屋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它是作為一種商品用於交換，商品房在所有權的讓渡過程中實現其交換價值。但是，法學不同於經濟學，其著眼點在於所有權的移轉及移轉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比較研究國有土地上的商品房與集體土地上的商品房，就是要比較二者在所有權移轉方面的差別。 通觀世界各國，在房屋與土地的關係上，普遍採取“房地一體主義”，即房屋的所有權與其所附著的土地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同時移轉，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房屋的所有權人在房屋使用過程中不會因房屋所附著的土地歸屬於其他人而引致紛爭。我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31條也規定：“房地產轉讓、抵押時，房屋的所有權和房屋佔用範圍內的土地使用權同時轉讓、抵押。”在我國經過出讓的國有土地其土地使用權的轉讓是不存在障礙的，但是，1998年8月《土地管理法》修改時將“允許城鎮非農戶口居民建住宅使用集體土地”的規定加以刪除，並在第63條中明確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但是，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並依法取得建設用地的企業，因破產、兼併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權依法發生轉移的除外”，造成“集體建設用地必須轉為國有以後才能進入二級市場流轉”的狀況，[4]從而在立法意旨上，城市及外村、外鄉居民已被禁止成為集體土地上住宅的合法所有權人。[5]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也就由於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而成為一種病態的契約，從而直接影響到買賣

合同的效力問題。 但是，在當前相當一部分地區出現了利用尚未收歸國有的集體土地開發商品房、規模建設新型人口聚集區的活動，較為時興的說法叫作“舊村改造”。雖然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糾紛，但是，從深層次上看，這種現象的出現有其必然原因。隨著城鄉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經濟結構轉型，土地的承載、養育等傳統功能逐步萎縮，而財富儲存功能、產業空間聚集功能、土地增值等新興功能不斷加強，集體土地經歷了從生存手段到保障手段再到增值手段的演變，此其一。其二，隨著開放型經濟與城市建設的深入發展，大量外來資金與人口湧入，使村鎮集體土地的價值迅速提升，城市近郊非農用地的收益率明顯高於農用地。其三，國家徵用集體土地是按產值補償，而當前土地市場價格遠遠超出該標準，用地者到國家嚴格控制的土地一級市場受讓土地成本過高。在土地補償水平與用地成本比較利益的巨大反差下，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不可避免地自行流轉。其四，我國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後，土地使用權在土地權力體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隨著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和“舊村改造”的推進，相當一部分村成為實體化的經濟組織，在經濟利益最大化的驅動下，自然將手中所掌握並能實際加以運用的土地使用權作為資產來進行“土地經營”。[6]可以說，在一定意義上，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的出現就成為不可避免的現象。 除此以外，在中小城市出現的“舊村改造”也並不與國家開發小城鎮的戰略相背離。無論從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走城市化、現代化道路的發展途徑上看，抑或從我國拉動內需、擴充套件經濟增長點的需求上看，小城鎮開發都是我國必將長期堅持並不斷髮展的一項重要國策，而不是應付現狀、一時之興的臨時過渡措施。與其相對照，“集體建設用地不得直接進入市場流轉”的規定，僅源於原國家土地局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推行的“轉權讓利”政策，其實質仍擺脫不了政府利用管理者職權剝奪集體土地所有者、與民爭利的計劃經濟時代色彩。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只有被徵為國有後才能進入市場，其收益只能由國家得到，這一傳統做法明顯是忽視農民集體土地財產權的表現，與我國正在推行的財產權體系改革相背離。集體土地所有權作為一種財產權，其所有人必然要求能正常地使用、支配和處分土地，以取得合理的土地收益。[7] 三、病態契約與無效合同[8] 討論在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效力問題之前，有必要首先對病態契約和無效合同的概念作出說明。 何謂病態契約？各國法對契約的成立和生效均規定了一系列要件，違反法律強行性規定的契約即為病態契約。例如，根據《義大利民法典》第1325~1352條的規定，契約生效的要件包括：⑴當事人的合意；⑵契約原因合法；⑶契約的標的可能、合法並確定或可確定；⑷契約的形式應符合法定或約定。如果將符合這些要件的契約定義為健康契約，那麼違反這些法定要件的契約則為病態契約。[9]根據我國合同法第52條、54條的規定，契約的病因主要有：⑴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⑵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⑶損害社會公共利益；⑷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行性規定；⑸因重大誤解訂立的合同；⑹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⑺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 因契約違反法律所規定的要件的不同，可以確定契約病態的嚴重性。一種是僅與當事人利益有關的要件的違反，如意思瑕疵等；另一種是對於與社會利益相關的要件的違反，如違反法律的強行性規定或共序良俗等。前者因涉及當事人雙方利益，故病態並不十分嚴重而尚可救治，各國法一般規定其為相對無效的契約，即將契約是否生效的決定權交給當事人本人；後者因涉及社會利益，故為病態嚴重的契約，當事人無權決定其命運，各國法一般規定其為絕對無效。[10] 雖然違反與社會利益相關的要件是確認絕對無效的契約的衡量標準，但這種表述仍失之抽象。筆者以為，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違反與社會利益相關的有效要件主要有兩個方面，即：⑴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⑵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或者稱之為違背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對於第一方面，王利明教授在《關於無效合同確認的若干問題》一文中提出了依據違法性確認合同無效的三個標準：⑴必須違反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才能直接導致合同無效；⑵必須是違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強行性規定；⑶必須是違反了強行性

規定中的效力性規定。[11]對於第二個方面，可以簡稱為違背公序良俗。所謂善良風俗，一般是指社會對某種行為所持的一般道德標準與習慣。[12]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不同，它反映和保護國家和社會的根本利益，表現了國家對社會生活的積極干預，其淵源大多來自公法，如憲法、行政法等；也有些規定來自私法。凡是違背上述條件的合同，都應當認定為絕對無效的合同。 四、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效力 通說認為，由於《房地產管理法》的規定，商品房買賣必然導致房屋佔用範圍內的土地使用權同時轉讓，而《土地管理法》中又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集體建設用地必須轉為國有以後才能進入二級市場流轉”，因此，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就成為一種違反法律的強行性規定的無效合同。但是，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實在是有重新探討的必要。

甲方：

乙方：

經村委會研究決定並由村名代表大會通過及公示無異議，甲乙雙方根據《合同法》規定，本著公平公正自願的同原則，達成如下協議：

一、甲方將甲方集體所有的廢棄閒置的石灰窯及周邊的土地和林地(除耕地外)轉讓給乙方使用。初期使用期限為50年，到期後乙方優先擁有使用權。

二、轉讓價款：經甲乙雙方協商，甲方現無經濟條件修村內東三條村裡(原是土路面)，由乙方負責拉砂石料鋪墊三條路的路面，經甲方書面驗收合格後交付甲方，乙方完成本合同價款，今後路面在損壞與乙方無關，乙主並保證路邊溝暢通，經甲乙雙方確認此施工工程價款為五萬元整。

三、乙方在正常施工期間，如遇到村民阻擋，由甲方負責解決，如解決無效，視為乙方上述第二條約定履行完畢。

四、此轉讓的標的物在轉讓給乙方使用期間，出現任何糾紛，由甲方負責解決，如解決不了，導致乙方無法使用此標的物，甲方按上述第二條、第五條內容及價款賠付給乙方，但必須經得乙方同意。

五、乙方在使用期間，乙方在標的物的投入，如乙方在使用過程中標的物應甲方原因導致乙方無法使用，甲方將乙方在標的物上的所有投入原價賠償給乙方，並賠償因此給乙方帶來的所有損失。

六、此標的物的所有合法手續由甲方負責辦理，費用由甲方負責，如甲方無法辦理標的物的合法手續，按上述第二條、第五條的內容及價款賠付乙方。

七、如此標的物被國家徵用，所得的賠償歸乙方所有，與甲方及村民無關。

八、乙方在使用期間內，對轉讓標的物任意使用及改動，(沙石廢土)乙方有權處理，甲方不得干涉乙方對此地任何使用，(乙方非法使用除外)

九、如使用期到期後，甲方如將此標的物轉讓給第三方，則甲方將按價賠償乙方在標的物上的所有投資。

十、乙方在使用期間內，有權合法轉讓標的物的使用權，合同附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合同自簽訂之日起生效，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持一份。

甲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簽字)

乙方(簽字)

二0 年 月 日

【基本案情】

朱大系甲組村民，在20xx年2月因辦加工廠需要土地建廠房，於是，他與相鄰的乙組村民徐某協商：以每畝地8，000元的價格，購買徐某承包乙組的1.3畝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雙方訂立了《徵地協議》一式三份，並共同請了一位證人在協議書上以見證人的身份簽了字。這樣，朱大未經任何行政機關批准就建了廠房，且該廠一直經營至20xx年2月。20xx年3月，房地產開發商常某找到朱大，同意以每畝人民幣15萬元的價格購買上列土地開發商品房對外銷售。朱大與常某於20xx年3月15日共同簽訂了《土地轉讓協議》一式三份，雙方約定：朱大將上列土地轉讓給常某開發建商品房銷售，常某以每畝15萬的價格付給朱大；雙方簽字後協議即生效。

徐某的妻子武某在得知自家的承包地過去是8000元一畝賣給朱大，現在朱大以每畝15萬的價格賣給常某時，對朱大從自家的承包地中獲得了巨大利益而感到心中不平。20xx年4月，武某以原告的身份向人民法院起訴朱大，提出訴訟要求：1、依法確認《徵地協議》無效；2、返還上列土地的使用權、經營權；3、朱大承擔本案的全部訴訟費。

法院受理後，被告進行答辯。被告認為：1、在20xx年2月雙方簽訂了《徵地協議》書，雙方是自願的，是公平交易；2、在當年買賣土地的價格也很公道，且徐某已經收取了我方的錢款；3、雙方的土地買賣行為，時間已經過去了10年，超過了法定的訴訟時間規定，法院應當不予受理。

法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進行審理。並依法做出了判決：確認原、被告土地買賣合同《徵地協議》無效。

同時，法院依法定職權向雙方所在地的縣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監察機關提出了司法建議：由行政機關對雙方的私自買賣土地行為進行處罰。

【法律分析】

在上述買賣土地的違法案件中，所涉及的法律法規有：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二條第三款明確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佔、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由此可見，朱大與徐某、朱大與常某之間的土地買賣交易，雖然有他們雙方簽訂的《土地轉讓協議》和《徵地協議》，但是比照上述法律條文，顯然是違法的。因此，他們之間的土地買賣行為不但不受法律保護，還要受到法律的處罰。

2、《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三條規定：“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沒收違法所得；對違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擅自將農用地改為建設用地的，限期拆除在非法轉讓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築物和其他設施，恢復土地原狀，對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沒收在非法轉讓的土地上新建的建設物和其他設施，可以並處罰款；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本案中,法院據此提出由行政機關對雙方的私自買賣土地行為進行處罰。

3、《合同法》第52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因此，朱大與徐某、朱大與常某之間的徵地協議無效。

4、《民法通則》第58條中規定“無效的民事行為，從行為開始起就沒有法律約束力”。

【案例啟示】

隨著城市化程序的不斷加快，農村土地也隨之升溫，由此引發的非法買賣或轉讓土地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多數農民群眾認為是在買賣、處置自己的土地，與別人無關。要消除這種錯誤的思想認識誤區，維護法律法規尊嚴，相關部門應加大對農村《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規的宣傳；同時提醒廣大農民朋友：非法買賣農村集體土地非但得不到法律的保護，還要承擔法律責任，因此不要聽信他人承諾或懷有僥倖心理買賣或轉讓農村集體土地。

【案情】

20xx年10月黃屯村委會與連發鑄造廠簽訂一份《廠房租賃合同》，該合同約定，黃屯村委會將其在本村轄區內的佔地14畝的廢舊村辦鑄造廠區租賃給連發鑄造廠使用（合同所涉土地於20xx年取得了有關土地管理部門頒發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證，用途為工業用地），租賃期限10年，自20xx年10月1日起至20xx年10月2日止，每年租金為2.5萬元，租賃到期後，連發鑄造廠在該租賃地上所新建廠房及大型裝置折價變賣給黃屯村委會。20xx年10月，黃屯村新一屆村委會以《廠房租賃合同》違反法律規定為由起訴到法院，請求法院判處《廠房租賃合同》無效，並要求連發鑄造廠限期拆除新建廠房。連發鑄造廠則認為《廠房租賃合同》合法有效，要求黃屯村新一屆村委會繼續履行合同。

【爭議】

本案爭議的焦點就是租賃合同是否有效。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該租賃合同屬集體建設土地租賃合同，該租賃合同違反了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關於“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的規定，根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合同無效”的規定，該租賃合同無效。

第二種意見認為，該租賃合同屬集體建設土地租賃合同，該租賃合同並未違法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屬有效合同。因為，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立法本意是禁止農村集體農用土地的流轉，目的在於防止農民所有的農用土地的不當流失，而不是禁止非農建設用地使用權的依法流轉。本案中，租賃合同中所涉廠房的用地屬農村建設用地，該租賃合同並未違反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要判斷本案雙方所簽訂的租賃合同是否有效，關鍵是要釐清農民集體所有的建設用地流轉是否違反了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的強制性規定。

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規定，我國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農用地，是指直接用於農業生產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農田水利用地、養殖水面等。我國對於農用地的保護是非常嚴格的，在土地管理法在第一條、第四條第二款、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條分別作了規定。第二類是集體建設用地，是指經依法批准用於非農業建設的土地，包括鄉（鎮）村企業建設用地、鄉（鎮）村公用設施和公益事業建設用地以及村民宅基地。依據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條第二款的規定，集體建設用地也可表述為“非農業建設用地”。第三類是未利用地，是指農用地和建設用地以外的土地。

農民集體所有的建設用地到底能否發生流轉，雖然我國現有法律沒有明確的規定，但對此卻未從根本上進行否定。例如土地管理法第二條

第三款規定： “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佔、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土地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國務院關於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規定》（國發（20xx）28號）第十條規定：“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村莊、集鎮、建制鎮中的農民集體所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可以依法流轉。”20xx年8月《國務院關於加強土地調控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發〔20xx〕31號）第六項規定：“農民集體所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必須符合規劃並嚴格限定在依法取得的建設用地範圍內”等等。綜合上述及相關法律、國務院行政規定的精神，筆者認為，我國並沒有禁止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合法流轉，而且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中“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所涵蓋的範圍不應包括原本就具有非農業建設性質和功能用途的集體建設用地，對此條文的理解應做限制性理解。

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的立法目的並非禁止農民集體土地使用權依法流轉的行為，而是為了防止在農民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中出現以土地流轉的形式將農用地非法變更為建設用地的現象，以貫徹維護我國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及耕地保護制度的立法目的。

筆者認為，第一種意見忽略了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分類體系，混淆了農民集體建設用地與農民集體農用地的區別，認為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不能發生流轉用於非農建設的觀點有失偏頗。

本案中，該租賃合同的簽訂和履行不僅有利於盤活或發揮農村閒置地的功效為農村增收，而且符合中央關於新農村建設政策。因此，筆者認為，該租賃合同不但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而且還符合國家的新農村建設的政策，應認定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