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土地合同範文彙總五篇

在人民愈發重視法律的社會中，合同對我們的約束力越來越不可忽視，合同是企業發展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那麼相關的合同到底怎麼寫呢？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集體土地合同5篇，歡迎閲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雙方本着平等、自願、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訂立本合同。

第一條 本合同當事人雙方：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條 甲方確保：其已合法擁有出讓土地使用權，並同意將本合同約定土地的使用權轉讓給乙方;乙方確認：自願以有償方式取得該土地使用權。

第三條 甲方出讓給乙方的土地位置為東至__________，南至_______，西至_______，北至_________。

第四條 土地轉讓費總額為，大寫 ，甲方同意在___年___月___日前將出讓土地交付給乙方。土地費由乙方向甲方一次性付清。

第五條 本合同項下的土地使用權為永久轉讓，無年期限制。

第六條 雙方均應按照誠信原則履行合同。任何一方因自身原因導致本合同不能履行的，除應按照本合同和法律規定承擔違約責任外，還應賠償對方實際發生的所有經濟損失。

第七條 如若該合同涉及土地發生歸屬性糾紛，一切由甲方負責。

第八條 其他未盡事宜及國家政策變化需做調整的由雙方協商共同做出補充規定，補充協議與本協議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九條 本合同自雙方簽訂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兩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乙方各執一份。

甲方(簽字)： 乙方(蓋章)：

經辦人(簽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摘 要]文章介紹了集體土地上房屋轉讓合同法律效力認定相關內容，簡要分析目前集體土地上房屋轉讓合同糾紛多的起因及其特點和法律效力認定原則。

[關鍵詞]集體土地上房屋轉讓合同；起因；特點；法律效力認定

由於目前相關法律、法規不夠明確，司法實踐中對農村房屋買賣合同效力認識存在差異，因而導致不同的法律後果。有的認為，農村房屋建造的基礎是宅基地，宅基地系集體土地，其轉讓不符合《土地管理法》的規定，農村房屋買賣合同應當認定無效；有的認為，只要合同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不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就應認定合同有效，以維護交易秩序的穩定和安全。本文就集體土地上房屋轉讓合同糾紛的起因及其特點和法律效力認定進行簡要分析。

一、集體土地上房屋轉讓合同糾紛多的起因及其特點

集體土地上房屋交易是在城鄉流動加大、居住區域界限打破和城鄉一體化的大背景下產生的，而在農村，農民外出打工的數量是日益增多，新生代農民的就業意識的轉變，農民遷往城鎮的日益增多，農村賣房的現象越來越普遍，但是近年來，賣房多年的村民，因為隨着城鎮的擴張，農村土地增值，拆遷補償費用遠遠大於房屋買賣價格，出於利益的驅動而反悔，有的主張要求與買受人共享拆遷利益，有的主張收回已經交付的房屋，為此糾紛不斷，成為社會不和諧的隱患之

一。集體土地上房屋是否允許轉讓，對此問題司法實踐存在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農村房屋買賣事關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的轉讓，而我國法律禁止轉讓農村宅基地使用權。因此，集體土地上房屋不能轉讓。另一種意見認為，“法無禁止即可行”，我國法律沒有禁止農村房屋買賣的明文規定，只要雙方協商同意，農村房屋就可以轉讓。從我國《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條關於“農村村民出賣、出租住房後，再申請宅基地的，不予批准”的規定可以看出，國家還是肯定農村房屋是可以出售的，沒有要禁止和干涉農村居民行使房屋所有權的立法意圖。而且，依據我國物權法第六十四條“私人對其合法的收入、房屋、生活用品、生產工具、原材料等不動產和動產享有所有權”的規定，既然農村房屋是農村居民合法的私有財產，那麼作為農村房屋所有權人的農村居民，完全可依法對其房屋行使包括處分權在內的所有權。因此集體土地上房屋是可以轉讓的。正是由於目前相關法律、法規不夠明確，司法實踐中對集體土地上房屋買賣合同效力認識存在差異，再加上隨着城鎮的擴張，農村土地增值，拆遷補償費用遠遠大於房屋轉讓價格，出賣人出於利益的驅動而反悔從而引發此類糾紛頻發不斷。司法實踐中集體土地上房屋轉讓合同糾紛的主要特點有：1.從買賣雙方身份來看，出賣人為農村村民，買受人主要為城市居民或外村村民，也有是同村村民的情況；2.從交易發生的時間看，多發生在起訴前兩年以上；3.合同大都已履行（出賣人交付了房屋，買受人給付了房款併入住），但多未辦理房屋或宅基地使用權變更登記；4.從起因看，多源於土地增值以及土地徵用、房屋拆遷等因素，房屋現值或拆遷補償價格遠遠高於原房屋買賣價格，出賣人受利益驅動而起訴；5.從標的物現狀看，有的房屋已經過裝修、翻建、改建等添附行為。

二、根據集體土地上房屋轉讓合同的主體不同而認定合同法律效力

《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但是，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並依法取得建設用地的企業，因破產、兼併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權依法發生轉移的除外。”該條款

篇五：集體土地房屋買賣合同

房 屋 買 賣 合 同

鑑於：1、甲方系本合同項下房屋的所有權人，且其對該房屋的處分已徵得該房屋相關權利人的同意；

2、甲方願意將房屋出賣給乙方；

3、乙方願意購買上述房屋； 4、本合同項下房屋現屬於集體土地，暫時不能辦理《房屋所有權證》及《土地使用權證》。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及相關法律規定，甲、乙雙方在平等、自願的基礎上，為明確雙方權利義務，就乙方向甲方購買房屋簽訂本合同，以資雙方共同信守執行。

第一條 甲方保證對所出賣的房屋享有完全的處分權並保證符合國家有關規定，而且沒有產權糾紛和債權債務糾紛。以後集體辦理《房屋所有權證》及《土地使用權證》時及乙方如需出售本房屋時，如需要甲方協助時，甲方應無條件協助乙方辦理所有相關手續，如因甲方原因，造成該房屋不能辦理相關手續或發生債權債務糾紛的，由甲方承擔全部責任，並賠償乙方的購房款及房屋升值後收益款 。

第二條 房屋的坐落、面積情況。

3、本合同項下房屋相應的土地使用權隨房屋一併轉讓。

第三條 計價方式與價款。

本合同項下房屋相應的土地使用權價款已包含在交易總價中。公共部位與公用房屋分攤建築面積不再另行計價。

第四條 付款方式及期限

仟元整給甲方；

第五條 特別約定

房屋交付後，如發生房屋徵收或拆遷等對房屋及相應土地的補償，由乙方所有。

第六條 陳述和承諾條款

1、甲方承諾：甲方擁有對本合同項下房屋完全的處分權。2、乙方承諾：真實地願意購買本合同項下的房屋。

第八條 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雙方簽字後生效。

見證人：

日期：

【案情】

20xx年10月黃屯村委會與連發鑄造廠簽訂一份《廠房租賃合同》，該合同約定，黃屯村委會將其在本村轄區內的佔地14畝的廢舊村辦鑄造廠區租賃給連發鑄造廠使用（合同所涉土地於20xx年取得了有關土地管理部門頒發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證，用途為工業用地），租賃期限10年，自20xx年10月1日起至20xx年10月2日止，每年租金為2.5萬元，租賃到期後，連發鑄造廠在該租賃地上所新建廠房及大型設備折價變賣給黃屯村委會。20xx年10月，黃屯村新一屆村委會以《廠房租賃合同》違反法律規定為由起訴到法院，請求法院判處《廠房租賃合同》無效，並要求連發鑄造廠限期拆除新建廠房。連發鑄造廠則認為《廠房租賃合同》合法有效，要求黃屯村新一屆村委會繼續履行合同。

【爭議】

本案爭議的焦點就是租賃合同是否有效。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該租賃合同屬集體建設土地租賃合同，該租賃合同違反了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關於“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的規定，根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合同無效”的規定，該租賃合同無效。

第二種意見認為，該租賃合同屬集體建設土地租賃合同，該租賃合同並未違法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屬有效合同。因為，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立法本意是禁止農村集體農用土地的流轉，目的在於防止農民所有的農用土地的不當流失，而不是禁止非農建設用地使用權的依法流轉。本案中，租賃合同中所涉廠房的用地屬農村建設用地，該租賃合同並未違反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要判斷本案雙方所簽訂的租賃合同是否有效，關鍵是要釐清農民集體所有的建設用地流轉是否違反了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的強制性規定。

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規定，我國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農用地，是指直接用於農業生產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農田水利用地、養殖水面等。我國對於農用地的保護是非常嚴格的，在土地管理法在第一條、第四條第二款、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條分別作了規定。第二類是集體建設用地，是指經依法批准用於非農業建設的土地，包括鄉（鎮）村企業建設用地、鄉（鎮）村公用設施和公益事業建設用地以及村民宅基地。依據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條第二款的規定，集體建設用地也可表述為“非農業建設用地”。第三類是未利用地，是指農用地和建設用地以外的土地。

農民集體所有的建設用地到底能否發生流轉，雖然我國現有法律沒有明確的規定，但對此卻未從根本上進行否定。例如土地管理法第二條

第三款規定： “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佔、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土地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國務院關於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規定》（國發（20xx）28號）第十條規定：“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村莊、集鎮、建制鎮中的農民集體所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可以依法流轉。”20xx年8月《國務院關於加強土地調控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發〔20xx〕31號）第六項規定：“農民集體所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必須符合規劃並嚴格限定在依法取得的建設用地範圍內”等等。綜合上述及相關法律、國務院行政規定的精神，筆者認為，我國並沒有禁止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合法流轉，而且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中“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所涵蓋的範圍不應包括原本就具有非農業建設性質和功能用途的集體建設用地，對此條文的理解應做限制性理解。

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的立法目的並非禁止農民集體土地使用權依法流轉的行為，而是為了防止在農民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中出現以土地流轉的形式將農用地非法變更為建設用地的現象，以貫徹維護我國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及耕地保護制度的立法目的。

筆者認為，第一種意見忽略了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分類體系，混淆了農民集體建設用地與農民集體農用地的區別，認為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不能發生流轉用於非農建設的觀點有失偏頗。

本案中，該租賃合同的簽訂和履行不僅有利於盤活或發揮農村閒置地的功效為農村增收，而且符合中央關於新農村建設政策。因此，筆者認為，該租賃合同不但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而且還符合國家的新農村建設的政策，應認定為有效。

在討論集體土地上所建房屋買賣合同的效力問題之前，首先對無效合同的概念加以説明。無效合同，是指合同雖然已經成立，但因其在內容和形式上違反了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和社會公眾利益，因此應被認定為無效。《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⑴一方依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⑵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⑶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⑷損害社會公共利益；⑸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最高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四條規定，合同法實施以後，人民法院確認合同效力，應當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為依據，不得以地方性法規、行政規章為依據。

有人認為，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房地產管理法》的規定，房屋買賣必然導致房屋佔用範圍內的土地使用權同時轉讓，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中又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集體建設用地必須轉為國有以後才能進入二級市場流轉”，因此，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房屋買賣合同就成為一種違反法律的強行性規定的無效合同。無效觀點的依據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兩點：

1、此類合同違反了法律的強制性規定。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房地產管理法》明確規定房屋所有權和房屋佔用範圍內的土地使用權同時轉讓，因此要實現此類合同的目的，就必須使在集體土地上所建房屋的所有權與集體土地的土地使用權同時轉讓，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裏卻明確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因此，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房屋買賣合同違反了法律（此處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的強制性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52條的規定，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的合同無效，由此就可以得出此類合同無效的結論。

近年來，隨着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向農村擴展空間，許多“城市人”向郊區農民購買他們在農村集體土地上建造的房屋，但隨着土地的升值、拆遷等因素帶來的利益驅使賣方反悔，於是，以買賣合同無效為訴訟請求向我院起訴的現象屢見不鮮。今年上半年，我院民一庭就受理了好幾起這類案件。一方面是大量的供求市場與客觀存在的交易行為，如認定買賣合同無效，必將使市場交易中的誠實信用原則被打破。另一方面，如認定交易行為有效，又會與現行的法律法規相沖突。當事人將糾紛提交至法院，法院不能拒絕裁判，如何處理這一類糾紛，成為司法中的兩難。

一種觀點認為合同無效。理由為：

此類合同違反了法律的強制性規定。由於《房地產管理法》的規定，商品房買賣必然導致房屋佔用範圍內的土地使用權同時轉讓，而《土地管理法》中又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集體建設用地必須轉為國有以後才能進入二級市場流轉”，因此，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就成為一種違反法律的強行性規定的無效合同。

另一種觀點認為合同有效。理由為：

1、雖然《土地管理法》中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但是，我國《憲法》第10條第4款後段明確規定：“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在整個這一條上，立法者是對國有土地和集體所有土地作出了明確區分，逐款加以規定。所以，《土地管理法》的規定是與《憲法》的立法宗旨相背離的，而基於“上位法優於下位法”的基本原則和《立法法》第78條的規定，應當認為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是可以轉讓的。

2、暫且不慮及上述對《憲法》和《土地管理法》的學理解釋，單從因為違反法律的強行性規定而使合同無效的角度分析，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效力也值得探討。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而使合同無效，其前提是合同違反的是法律和行政法規中的強行性規定。強制規定，指命令當事人應為一定行為的法律規定。由此可知，由於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而使合同無效，必須是違反了強行性規定中的效力性規定。

但是，細觀《土地管理法》的規定，第63條不僅有除外條款，而且也僅是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屬於典型的僅取締違反之行為、對違反者加以制裁、以禁遏其行為的規定，並未否認其行為之私法上效力，應當定性為取締性規定，根據王利明教授“無效一般只限於違反效力性規範的合同”的觀點推論，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也並不必然無效，只是屬於行政機關行政執法取締的範圍而已，但此種結果並不必然及於私法。

（三）我們的觀點：應當對買賣行為認定無效，但處理時以不適用返還原則、維持交易現狀為一般，以適用返還原則、恢復交易前狀態為例外，應當區別對待。

農村村民房屋不能買賣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這幾年，隨着城市化的進程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當初立法的背景、宗旨、社會基礎均已發生重大變化，户籍管理制度也將逐漸被取消。現實中，農村村民房屋向外地農民出售的現象甚多，經過一段時間後，出賣人反悔的也多，導致訴訟量的增加。究其根源，主要是土地及房產增值引發的利益驅動，部分出賣人見利行事，試圖利用法律規定的不完善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如認定無效，並同時判決返還，必將使誠實信用原則受到侵害，同時，在社會上形成不講誠信的法律氛圍，這對建立誠信社會、法治社會都將產生很大的負面效應。返還後，也將滋生一些不利後果，交易安全受到侵犯自不待説，由於返還中實行的是過錯責任原則，法院一般認定買賣雙方均有過錯，買方在購房後的裝修、投資等，由於受到舉證責任等因素的影響，其損失時常得不到應有的保護，容易激化社會矛盾。但判決有效顯然與現行的立法相牴觸，因此，可以依據《中華人民共和

國合同法》第五十八條之規定，認定買賣行為無效，但依據無效返還中“沒有必要返還”的條款規定，應當視具體情況判決不予返還，購房款可被視為對出賣人的折價補償；在雙方利益懸殊過大的情況下，可以考慮判決買受人支付給出賣人該房屋增值部分價款的1/3至1/2作為補償。這樣既不與現行法律法規相沖突，又維護了公平、交易安全、誠實信用的價值取向，是目前解決這一難題的切實可行的操作方法，符合社會發展的趨勢要求，與現有的社會總體價值觀念相契合。

【內容提要】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雖然解決了目前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中的許多問題，但其自身適用範圍的限制，並不能解決由在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而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導致實踐中的無序。無效論者從合同違反《土地管理法》的規定和合同標的履行不能出發，否定此類合同的效力；有效論者則從法解釋學和取締規範與效力規範的區別出發，認定合同效力。基於此類問題的複雜，筆者從社會整體的角度出發，利用利益衡量的基本觀點，指出有效論更能適應現實社會的需要，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相應的處理對策，以期能對這一難題的解決起到促進作用。

【關鍵詞】商品房買賣合同 集體土地 合同效力 利益衡量

隨着經濟的發展，我國社會整體發展，物質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生活漸趨富足，文化日益昌明，原本與尋常百姓毫不相干的買房置地也成了現今十分普通的一件事情。但既然有買有賣，其間就難免產生糾紛，為了處理日益湧現的商品房買賣糾紛，20xx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佈了《關於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 。這一司法解釋的出台，對於人民法院處理此類案件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促進作用，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歡迎。但是，通過近一年來的實踐，這一司法解釋也暴露出自身的一些不足，尤其是從司法解釋序言中所體現的立法意旨看，該司法解釋主要是針對城市規劃區國有土地範圍內的商品房買賣合同進行規定的 ，並未把佔國土很大比例的農村集體土地上發生的商品房買賣行為納入調整範圍，不能不説是一種“立法”上的缺失。對於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效力及處理，目前司法實務界及理論界都尚無定論，但實踐中由此而引發的糾紛卻日益增加，亟待解決。本文中，筆者試就此問題發表一下個人見解，希望能夠對人民法院的司法實踐起到參考作用。

一、我國的土地制度與商品房種類

根據我國憲法的規定，“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因此，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從所有制上講，土地可以分為兩類，即國有土地和農村集體土地。這種土地歸屬上的公有制是與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研究我國的土地問題及附着於土地之上的房屋問題，就不能不以此為最根本的出發點，所以，商品房也就可以區分為建築於國有土地上的商品房和建築於集體土地上的商品房兩大類。

二、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的問題所在

商品者，依《高級漢語大詞典》 之解釋，意為“⑴為交換而生產的物品。⑵泛指市場上買賣的物品”。據此並參考《解釋》第1條的規定，本文要討論的商品房就是指出賣人（僅指房地產開發企業）尚未建成或者已經竣工的用於向社會銷售並移轉房屋所有權於買受人、買受人支付價款的房屋。究其根本，商品房與其他房屋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它是作為一種商品用於交換，商品房在所有權的讓渡過程中實現其交換價值。但是，法學不同於經濟學，其着眼點在於所有權的移轉及移轉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比較研究國有土地上的商品房與集體土地上的商品房，就是要比較二者在所有權移轉方面的差別。

通觀世界各國，在房屋與土地的關係上，普遍採取“房地一體主義”，即房屋的所有權與其所附着的土地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同時移轉，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房屋的所有權人在房屋使用過程中不會因房屋所附着的土地歸屬於其他人而引致紛爭。我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

第31條也規定：“房地產轉讓、抵押時，房屋的所有權和房屋佔用範圍內的土地使用權同時轉讓、抵押。”在我國經過出讓的國有土地其土地使用權的轉讓是不存在障礙的，但是，1998年8月《土地管理法》修改時將“允許城鎮非農户口居民建住宅使用集體土地”的規定加以刪除，並在第63條中明確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但是，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並依法取得建設用地的企業，因破產、兼併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權依法發生轉移的除外”，造成“集體建設用地必須轉為國有以後才能進入二級市場流轉”的狀況， 從而在立法意旨上，城市及外村、外鄉居民已被禁止成為集體土地上住宅的合法所有權人。 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也就由於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而成為一種病態的契約，從而直接影響到買賣合同的效力問題。

但是，在當前相當一部分地區出現了利用尚未收歸國有的集體土地開發商品房、規模建設新型人口聚集區的活動，較為時興的説法叫作“舊村改造”。雖然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糾紛，但是，從深層次上看，這種現象的出現有其必然原因。隨着城鄉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經濟結構轉型，土地的承載、養育等傳統功能逐步萎縮，而財富儲存功能、產業空間聚集功能、土地增值等新興功能不斷加強，集體土地經歷了從生存手段到保障手段再到增值手段的演變，此其一。其二，隨着開放型經濟與城市建設的深入發展，大量外來資金與人口湧入，使村鎮集體土地的價值迅速提升，城市近郊非農用地的收益率明顯高於農用地。其三，國家徵用集體土地是按產值補償，而當前土地市場價格遠遠超出該標準，用地者到國家嚴格控制的土地一級市場受讓土地成本過高。在土地補償水平與用地成本比較利益的巨大反差下，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不可避免地自行流轉。其四，我國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後，土地使用權在土地權力體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隨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和“舊村改造”的推進，相當一部分村成為實體化的經濟組織，在經濟利益最大化的驅動下，自然將手中所掌握並能實際加以運用的土地使用權作為資產來進行“土地經營”。 可以説，在一定意義上，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的出現就成為不可避免的現象。

除此以外，在中小城市出現的“舊村改造”也並不與國家開發小城鎮的戰略相背離。無論從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走城市化、現代化道路的發展途徑上看，抑或從我國拉動內需、擴展經濟增長點的需求上看，小城鎮開發都是我國必將長期堅持並不斷髮展的一項重要國策，而不是應付現狀、一時之興的臨時過渡措施。與其相對照，“集體建設用地不得直接進入市場流轉”的規定，僅源於原國家土地局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推行的“轉權讓利”政策， 其實質仍擺脱不了政府利用管理者職權剝奪集體土地所有者、與民爭利的計劃經濟時代色彩。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只有被徵為國有後才能進入市場，其收益只能由國家得到，這一傳統做法明顯是忽視農民集體土地財產權的表現，與我國正在推行的財產權體系改革相背離。集體土地所有權作為一種財產權，其所有人必然要求能正常地使用、支配和處分土地，以取得合理的土地收益。

三、病態契約與無效合同

討論在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效力問題之前，有必要首先對病態契約和無效合同的概念作出説明。

何謂病態契約？各國法對契約的成立和生效均規定了一系列要件，違反法律強行性規定的契約即為病態契約。例如，根據《意大利民法典》第1325~1352條的規定，契約生效的要件包括：⑴當事人的合意；⑵契約原因合法；⑶契約的標的可能、合法並確定或可確定；⑷契約的形式應符合法定或約定。如果將符合這些要件的契約定義為健康契約，那麼違反這些法定要件的契約則為病態契約。 根據我國合同法第52條、54條的規定，契約的病因主要有：⑴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⑵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⑶損害社會公共利益；⑷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行性規定；⑸因重大誤解訂立的合同；⑹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⑺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

因契約違反法律所規定的要件的不同，可以確定契約病態的嚴重性。一種是僅與當事人利益有關的要件的違反，如意思瑕疵等；另一種是對於與社會利益相關的要件的違反，如違反法律的強行性規定或共序良俗等。前者因涉及當事人雙方利益，故病態並不十分嚴重而尚可救治，各國法一般規定其為相對無效的契約，即將契約是否生效的決定權交給當事人本人；後者因涉及社會利益，故為病態嚴重的契約，當事人無權決定其命運，各國法一般規定其為絕對無效。

雖然違反與社會利益相關的要件是確認絕對無效的契約的衡量標準，但這種表述仍失之抽象。筆者以為，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違反與社會利益相關的有效要件主要有兩個方面，即：⑴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⑵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或者稱之為違背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對於第一方面，王利明教授在《關於無效合同確認的若干問題》一文中提出了依據違法性確認合同無效的三個標準：⑴必須違反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才能直接導致合同無效；⑵必須是違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強行性規定；⑶必須是違反了強行性規定中的效力性規定。 對於第二個方面，可以簡稱為違背公序良俗。所謂善良風俗，一般是指社會對某種行為所持的一般道德標準與習慣。 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不同，它反映和保護國家和社會的根本利益，表現了國家對社會生活的積極干預，其淵源大多來自公法，如憲法、行政法等；也有些規定來自私法。凡是違背上述條件的合同，都應當認定為絕對無效的合同。

四、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效力

通説認為，由於《房地產管理法》的規定，商品房買賣必然導致房屋佔用範圍內的土地使用權同時轉讓，而《土地管理法》中又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集體建設用地必須轉為國有以後才能進入二級市場流轉”，因此，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就成為一種違反法律的強行性規定的無效合同。但是，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實在是有重新探討的必要。

（一）合同無效論的依據

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無效觀點的依據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兩點：

1、此類合同違反了法律的強制性規定。由於《房地產管理法》明確規定房屋所有權和房屋佔用範圍內的土地使用權同時轉讓，因此要實現此類合同的目的，就必須使在集體土地

上所建房屋的所有權與集體土地的土地使用權同時轉讓，但是在《土地管理法》裏卻明確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因此，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違反了法律（此處是指《土地管理法》）的強制性規定。根據《合同法》第52條的規定，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的合同無效，由此就可以得出此類合同無效的結論。

2、由於合同標的不能而無效。除合法要件外，契約的標的可能、確定或可確定是合同生效的必備要件之一。所謂標的可能，是指合同所規定的債權人的權利或債務人的義務在客觀上有成為現實的可能性。如果標的無法實現，則不發生法律上的效力。 當事人簽訂的在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的買賣合同，其標的是買受人交付價金、出賣人移轉房屋所有權。但在現實生活中，由於房產管理部門只辦理城市國有土地上所建房屋的權屬證書，因此，在集體土地上所建的商品房無法按照約定進行所有權的移轉，因為依照物權的公示公信原則，不動產物權的移轉必須以法定登記機關的物權移轉登記為要件，不經登記變更物權歸屬始終不發生變化，也就是説這類合同的標的在客觀上沒有實現的可能性。這是一種債務人即使願意履行也不履行的狀態。 基於這一原因，也可以確定此類合同無效。

（二）合同有效論的依據

與上述觀點相對應，合同有效觀點的依據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兩點：

1、雖然《土地管理法》中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但是，我國《憲法》第10條第4款後段明確規定：“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這裏雖然要求“依照法律的規定”進行移轉，但依照法律解釋學的體系解釋方法 ，根據該條的上下文意來判斷，這裏所稱的法律應當是對轉讓的程序進行規範和調整的法律，而不包括實體上的限制。因為該條從體系上分為四款，第1款規定了國有土地，第2款規定了集體所有土地，第3款規定了土地徵用，第4款對土地轉讓作出了規定。這就是説，在整個這一條上，立法者是對國有土地和集體所有土地作出了明確的區分，逐款加以規定，在此種情形下，不作區分地提及土地使用權，當然是包括國有土地使用權與集體所有土地使用權這個整體的，這是《憲法》條文中的應有之義。所以，《土地管理法》的規定是與《憲法》的立法宗旨相背離的，而基於“上位法優於下位法”的基本原則和《立法法》第78條 的規定，應當認為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是可以轉讓的。

2、暫且不慮及上述對《憲法》和《土地管理法》的學理解釋，單從因為違反法律的強行性規定而使合同無效的角度分析，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效力也值得探討。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而使合同無效，其前提是合同違反的是法律和行政法規中的強行性規定。法律規範可以區分為任意法規和強行法規，而強行法規又可以區分為強制規定和禁止規定二種。強制規定，指命令當事人應為一定行為的法律規定。禁止規定，指命令當事人不得為一定行為的法律規定。但是，如果再進一步細分，禁止規定又可以再分為取締規定和效力規定。前者僅系取締違反之行為，對違反者加以制裁，以禁遏其行為，並不否認其行為之私法上效力。後者系明確規定違反禁止性規定將導致合同無效或不成立的法律規定。由此可知，由於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而使合同無效，必須是違反了強行性規定中的效力性規定。 但是，細觀《土地管理法》的規定，第63條不僅有除外條款，而且也僅是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屬於典型的僅取締違反之行為、對違反者加以制裁、以禁遏其行為的規定，並未否認其行為之私法上效力，應當定性為

取締性規定，根據王利明教授“無效一般只限於違反效力性規範的合同”的觀點推論，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也並不必然無效，只是屬於行政機關行政執法取締的範圍而已，但此種結果並不必然及於私法。

（三）筆者的觀點

筆者認為，對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效力進行界定，必須放在一個更高的、全局的視野上進行審視，不能單就某一部法律為判斷，“法規則只有參照它們所服務的目的始能被理解”，確定一項法律規則的存在是否合理，必須首先探究其目的何在，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對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作出取捨。

《土地管理法》規定集體土地的使用權在原則上不允許出讓、轉讓，其意圖可以從該法

第一章總則的規定得到説明。該法第1條規定：“為了加強土地管理，維護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保護、開發土地資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實保護耕地，促進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同時，該法第4條規定：“國家實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國家編制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規定土地用途，將土地分為農用地、建設用地和未利用地。嚴格限制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控制建設用地總量，對耕地實行特殊保護。??”根據這些規定，我們可以較為清楚的認識到，《土地管理法》不允許集體土地使用權出讓、轉讓，其目的主要是保護農用地（耕地）總量，防止農用地（耕地）不斷減少而影響糧食安全和國計民生。應該説，這種立法意圖是十分正確的，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以農業的穩定為基礎的，只有農業穩定，才會有工業和第三產業的穩定健康發展，社會也才能保持穩定。但是，假如商品房的開發是在現有建設用地上進行的，對農用地並不構成影響，那麼，就不應當也沒有依據一概加以否定。

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調整及調和種種相互衝突的利益，無論是個人利益還是社會利益。 法律的正式淵源並不能夠覆蓋司法活動的全部領域，總是有某種領域要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來決定，在這種領域中，法官必須發揮其創造精神和能動性。法官應當努力在符合社會一般目的的範圍內最大可能地滿足當事人的意願。實現這個任務的方法應當是“認識所涉及的利益、評價這些利益各自的份量、在正義的天枰上對它們進行衡量，以便根據某種社會標準去確保其間最為重要的利益的優先地位，最終達到最為可欲的平衡”。

讓我們首先來看一下確認在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無效能夠帶來的利益。這一點其實在前面也已經基本提及了，最根本的就是為了貫徹落實土地用途的嚴格管制制度，國家可以控制土地用途，保護耕地，穩定國計民生。當然，除此以外，由於《土地管理法》已經著有明文，所以對這一制度不便輕易改動，這就是另一個好處，即維護法律秩序的穩定性。

與此對應的，如果確認在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有效又能夠帶來哪些利益呢？從目前的情況看，在集體土地上進行商品房開發，雖然主要目的是用於銷售，但是，在此基礎上，村民的居住條件則是首先得到了改善，在村民改善自身居住條件後的房屋才被用於市場銷售，也正是這種銷售帶來的巨大收入才保證了村民在現階段有能力進行居住條件的普遍改善。可以説，改善村民的居住條件、增加農民收入是確認合同有效的第一點好處。第二個好處，確認此類合同可以利用新增的居住空間改善城市中低收入人羣的居住條件。國家雖然正在大力發展城市低收入人羣的“廉租住房”制度，但是，單一的渠道難以在短時間內解決全部問題，多頭並舉更能加快進程。第三， 也是很實際的一個問題是，由於行政機關的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