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土地合同範文彙編五篇

在不斷進步的社會中，合同的類型越來越多，簽訂合同可以使我們的合法權益得到法律的保障。那麼一份詳細的合同要怎麼寫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集體土地合同5篇，供大家參考借鑑，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轉讓方(以下簡稱甲方)：身份證號：

受讓方(以下簡稱乙方)：身份證號：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及相關法律法規，經甲乙雙方協商一致，現就甲方所有集體土地及地上附着物使用權受讓於乙方有關事宜訂立如下協議：

第一條 甲方將位於（包括甲方原有的老宅基地及周邊有植被、樹木的土地），面積為 平方米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全部受讓給乙方，土地轉讓範圍和麪積以測量為準，並繪有測量平面圖，其土地上附着物及固定資產轉移以清點為準，並附盤點清單。測量平面圖、測量面積和地上附着物等固定資產盤點清單均為本合同的組成部分（詳見附件）。

第二條 使用權轉讓期限共____年，甲方從____年____月____日起將上述使用權交付乙方使用，至____年____月____日收回。土地一經轉讓，此塊土地的所有權益全部轉至乙方名下，甲方對此塊土地不再享有任何權益，甲方無權干涉乙方使用本土地。

第三條 本協議簽訂後日內甲方將土地轉讓、交

付給乙方。本土地轉讓費用總共為人民幣 元(大寫

元)，支付方式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條 土地轉讓乙方前，甲方享有對本土地全部權益，保證本土地不存在其他權利瑕疵和各種費用的拖欠。轉讓後第三方向乙方主張本土地權利和有關費用的，甲方直接與第三方妥善協商處理，如造成乙方損失甲方應雙倍賠償。

第五條 土地交付乙方前，甲方必須對原有老宅進行拆除運走，對老宅基地進行平整，老宅周邊樹木及植被保留原狀。

第六條 土地轉讓給乙方後，乙方對本土地及地上附着物有完整的支配、收益、使用、等全部處置權利，甲方不得干涉。

第七條 甲方權利義務

1、如國家法律、行政法規調整或政府行為需徵用上述使用權，甲方有權收回。

2、如因不可抗力原因給乙方造成損失甲方不予賠償。

3、如因乙方不按時交納轉讓費，經甲方向乙方書面催款通知30日後，甲方有權單方解除合同並要求乙方支付違約金______元。

4、不因國家法律、行政法規調整或政府行為，甲乙雙方可協議解除本合同，轉讓費據實結算，甲方不可單方無故解除合同。

5、甲方應保證乙方正常使用上述使用權，確保供水、供

電、通行，並提供辦理使用權變更手續相關證明材料。

第八條 乙方權利義務

1、乙方根據需要在辦理相關許可證件後有權在受讓土地上搭建建築物及修建附屬設施，甲方不得干涉。

2、合同有效期內，乙方搭建的建築物及修建的附屬設施由乙方佔有、使用、受益、處分，甲方無權干涉，合同期滿後，乙方同等條件下有續訂合同的優先權。

3、乙方有權轉讓受讓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使用權。

4、因國家法律、行政法規調整或政府行為徵用、甲方單方收回使用權、合同期滿後，乙方建築物或設施仍能夠使用，甲方應折價補償乙方經濟損失_________元。

5、乙方可與甲方協議解除合同，轉讓費據實結算，解除合同乙方應提前30日書面通知甲方，乙方向甲方書面通知60日後合同自動終止。

6、乙方應按時支付轉讓費用並不得違法使用上述使用權。

第九條 自本協議簽訂之日起，任何一方不得違反本協議或者反悔，如有違反或反悔，違反或反悔一方必須承擔對方投入、以及日後發展及可預期收益等一切責任及全部經濟損失。

第十條 本協議自雙方簽字蓋章後生效。本合同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

甲方：乙方：

年月日年月日

村委會（同意備案登記意見）：

一、集體土地使用權非法交易的主要形式

（一）買賣

未經國土部門批准使用的集體土地轉讓給個人或單位；集體經濟組織、村辦企業將建在集體土地上的建築物賣給個人或單位；村民將取得的宅基地或者連同建築物轉讓給個人或單位，受讓方支付轉讓費後，自由使用該幅土地。

（二）聯營

由集體經濟組織、村辦企業與個人或單位集體經濟組織、村辦企業負責提供土地，但不參與經營，也不承擔任何風險，固定收取利潤，即土地轉讓費。

（三）合作

集體經濟組織報批取得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後，提供土地與他方合作建房，進行房地產開發，房屋建成後，部分歸集體經濟組織所有，部分歸帶資承建的出資者所有，由其出售，因未取得房地產開發許可證，故大部分購買房產的買主，無法辦理房產證，但也有部分以分配給村民作為“人口樓”的方式，辦理了房產證。

（四）出租

集體經濟組織將農用地出租或以承包的名義出租，承租（承包方）在承租土地上進行廠房，倉庫等建設後自用或再出租。

二、集體土地使用權非法交易案件的類型及特徵

法院受理的涉及集體土地使用權非法交易的訴訟的案件類型的較多，既有集體經濟組織訴請受讓方、承租方、聯營方繼續履行合同，支付轉讓款、交付租金、支付聯營利潤的，也有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訴請確認轉讓合同無效或解除合同，並收回土地使用權的； 有受讓方或合作方訴請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要求繼續履行合同，交付土地使用權，辦理相關權屬證書過户登記的；還有受讓方請求確認合同無效或要求解除合同，返還轉讓費的。該類非法交易涉及面廣，幾乎每個村居都有，特別是鎮、街道所在村居更普通存在。一旦發生糾紛，由於牽涉到集體經濟組織、村民、承租方，受讓方等多方的切身利益，各方常採用組織羣眾集體上訪，通過新聞媒體作片面、主現或傾向性報道，向黨政部門或法院、國土、規劃等執法、行政部門施加壓力，對社會的穩定造成了極大的危害，嚴重影響、干擾黨政、執法、行政部門的正常工作秩序。

三、處理集體土地使用權非法交易案件的對策

（一）行政執法的對策

1.國土部門要對未經審批擅自將集體土地轉讓進行非農建設的情況進行認真清理。對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依示補辦用地

手續，對不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限期拆除建築物，恢復農業用地。 對經批准為建設用地，但未按規定期限進行建設的閒置用地，堅決按規定收回。對按《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條的規定，責令按規定繳納閒置費；或由人民政府作出無償收回用地單位土地使用權的決定，交還原集體經濟組織恢復耕種。對未經批准改變土地使用權權屬的，如符合廣東省人民政府《關於試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的通知》規定條件的，責令依法補辦變更登記手續，繳納有關税費、轉讓用地使用權有增值的，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增值暫行條例》的標準繳納土地增值税。對不符合規定條件轉讓土地使用權的，限期改正，並按《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一條的規定，沒收違法所得，並處罰款；構成犯罪的，及時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

2.規劃、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在對報建項目審批時要審查建設用地的來源，發現用以建設的土地是通過非法交易所得的，要停止審批手續，並及時通知國土部門，由國土部門依法處理。

3.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要對企業股東股權轉讓，特別是私營企業股東股權全部轉讓的變更登記加強監管，發現轉讓的股權中含有土地使用權價值的，要及時通知國土部門，防止企業以增加新股東等方式，變相轉讓土地使用權，逃廢正常土地使用權轉讓應依法繳納的税費。

（二）司法審判的對策

1.關於法院受理的問題。有觀點認為，土地使用權轉讓發生糾紛，不管是非法的，還合法的，均屬於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權糾紛，

屬民法調整的範圍，對於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規定的起訴條件，人民法院沒有理由和依據不予受理。對於非法用地，土地行政機關有處理的職能，這屬於行政法律關係，而法院受理的是民事法律關係，二者並不牴觸。我們認為，土地使用權轉讓產生的糾紛，如上所述，一般都涉及到違法用地或非法建築物的問題，違反了《土地管理法》、《村莊和集鎮規劃建設管理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應先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門對涉及的違法用地或非法建築物進行處理後，當事人才可以就履行合同而發生的財產糾紛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當事人未經行政主管部門處理而直接提起民事訴訟的，應裁定不予受理。這一原則已為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農村集體土地出讓、轉讓、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所確認。

2.關於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的效力認定問題。有觀點認為，依合同自由原則，集體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只要當事人已按合同約定實際履行了，人民法院就不應予干預，如認定轉讓行為無效，將不利於促進土地資源的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影響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我們認為，對集體土地使用權轉讓行為的效力，應在現有的法律框架內從嚴掌握。 《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明確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該條規定顯屬於法律強制性規定，因此，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禁止性規定的土地使用權非法轉讓行為應認定合同無效，這也是國家公權力對民事行為進行干預的體現，即使當事人的

意思表示真實，也因其簽訂的合同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而自始無效。除非集體土地的出讓、轉讓是用於農業用途或因企業破產，被兼併等情形而將集體土地上的房屋等附着物連同土地使用權一併轉讓的，方可認定有效。

3.對違法進行土地使用權轉讓行為進行民事制裁的問題。有觀點認為：沒收違法所得，責令拆除或沒收地上建築物是行政主管部門的職權，不屬於法院審理案件該解決的問題，而且，即使作出制裁決定，制裁往往也較難實現。我們認為，法院在審理該類案件中，發現違法行為，應按《民法通則》第六十一條第二款之規定予以制裁。如不採取制裁措施，既不利於維護法律的尊嚴，也會在客觀上默許，甚至放縱非法交易行為。集體土地使用權非法交易，多為故意且嚴重違反《土地管理法》的行為，對此種故意違反法律的行為予以制裁，既有必要，也有充分的法律依據。《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三款的規定，即為法律賦予人民法院對違法行為進行制裁的依據和權力。 故人民法院審理案件中發現存在對該類違法行為的，應當追繳雙方因轉讓集體土地使用權而取得的財產上繳國庫。若不依法採取制裁措施，僅認定轉讓集體土地的行為無效，當事人仍然可以達到合同的預期目的，即出讓方可以通過出讓集體土地取得約定的土地使用費，獲得利益，而受讓方可以廉價地使用土地，如此無異於保護了非法利益，降低違法成本，起到變相鼓勵非法轉讓集體土地的作用。

四、建議

「內容提要」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雖然解決了目前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中的許多問題，但其自身適用範圍的限制，並不能解決由在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而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導致實踐中的無序。無效論者從合同違反《土地管理法》的規定和合同標的履行不能出發，否定此類合同的效力；有效論者則從法解釋學和取締規範與效力規範的區別出發，認定合同效力。基於此類問題的複雜，筆者從社會整體的角度出發，利用利益衡量的基本觀點，指出有效論更能適應現實社會的需要，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相應的處理對策，以期能對這一難題的解決起到促進作用。 「關鍵詞」商品房買賣合同，集體土地，合同效力，利益衡量 隨着經濟的發展，我國社會整體發展，物質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生活漸趨富足，文化日益昌明，原本與尋常百姓毫不相干的買房置地也成了現今十分普通的一件事情。但既然有買有賣，其間就難免產生糾紛，為了處理日益湧現的商品房買賣糾紛，20xx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佈了《關於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1].這一司法解釋的出台，對於人民法院處理此類案件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促進作用，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歡迎。但是，通過近一年來的實踐，這一司法解釋也暴露出自身的一些不足，尤其是從司法解釋序言中所體現的立法意旨看，該司法解釋主要是針對城市規劃區國有土地範圍內的商品房買賣合同進行規定的[2]，並未把佔國土很大比例的農村集體土地上發生的商品房買賣行為納入調整範圍，不能不説是一種“立法”上的缺失。對於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效力及處理，目前司法實務界及理論界都尚無定論，但實踐中由此而引發的糾紛卻日益增加，亟待解決。本文中，筆者試就此問題發表一下個人見解，希望能夠對人民法院的司法實踐起到參考作用。 一、我國的土地制度與商品房種類 根據我國憲法的規定，“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因此，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從所有制上講，土地可以分為兩類，即國有土地和農村集體土地。這種土地歸屬上的公有制是與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研究我國的土地問題及附着於土地之上的房屋問題，就不能不以此為最根本的出發點，所以，商品房也就可以區分為建築於國有土地上的商品房和建築於集體土地上的商品房兩大類。 二、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的問題所在 商品者，依《高級漢語大詞典》[3]之解釋，意為“⑴為交換而生產的物品。⑵泛指市場上買賣的物品”。據此並參考《解釋》第1條的規定，本文要討論的商品房就是指出賣人（僅指房地產開發企業）尚未建成或者已經竣工的.用於向社會銷售並移轉房屋所有權於買受人、買受人支付價款的房屋。究其根本，商品房與其他房屋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它是作為一種商品用於交換，商品房在所有權的讓渡過程中實現其交換價值。但是，法學不同於經濟學，其着眼點在於所有權的移轉及移轉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比較研究國有土地上的商品房與集體土地上的商品房，就是要比較二者在所有權移轉方面的差別。 通觀世界各國，在房屋與土地的關係上，普遍採取“房地一體主義”，即房屋的所有權與其所附着的土地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同時移轉，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房屋的所有權人在房屋使用過程中不會因房屋所附着的土地歸屬於其他人而引致紛爭。我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31條也規定：“房地產轉讓、抵押時，房屋的所有權和房屋佔用範圍內的土地使用權同時轉讓、抵押。”在我國經過出讓的國有土地其土地使用權的轉讓是不存在障礙的，但是，1998年8月《土地管理法》修改時將“允許城鎮非農户口居民建住宅使用集體土地”的規定加以刪除，並在第63條中明確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但是，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並依法取得建設用地的企業，因破產、兼併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權依法發生轉移的除外”，造成“集體建設用地必須轉為國有以後才能進入二級市場流轉”的狀況，[4]從而在立法意旨上，城市及外村、外鄉居民已被禁止成為集體土地上住宅的合法所有權人。[5]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也就由於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而成為一種病態的契約，從而直接影響到買賣

合同的效力問題。 但是，在當前相當一部分地區出現了利用尚未收歸國有的集體土地開發商品房、規模建設新型人口聚集區的活動，較為時興的説法叫作“舊村改造”。雖然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糾紛，但是，從深層次上看，這種現象的出現有其必然原因。隨着城鄉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經濟結構轉型，土地的承載、養育等傳統功能逐步萎縮，而財富儲存功能、產業空間聚集功能、土地增值等新興功能不斷加強，集體土地經歷了從生存手段到保障手段再到增值手段的演變，此其一。其二，隨着開放型經濟與城市建設的深入發展，大量外來資金與人口湧入，使村鎮集體土地的價值迅速提升，城市近郊非農用地的收益率明顯高於農用地。其三，國家徵用集體土地是按產值補償，而當前土地市場價格遠遠超出該標準，用地者到國家嚴格控制的土地一級市場受讓土地成本過高。在土地補償水平與用地成本比較利益的巨大反差下，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不可避免地自行流轉。其四，我國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後，土地使用權在土地權力體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隨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和“舊村改造”的推進，相當一部分村成為實體化的經濟組織，在經濟利益最大化的驅動下，自然將手中所掌握並能實際加以運用的土地使用權作為資產來進行“土地經營”。[6]可以説，在一定意義上，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的出現就成為不可避免的現象。 除此以外，在中小城市出現的“舊村改造”也並不與國家開發小城鎮的戰略相背離。無論從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走城市化、現代化道路的發展途徑上看，抑或從我國拉動內需、擴展經濟增長點的需求上看，小城鎮開發都是我國必將長期堅持並不斷髮展的一項重要國策，而不是應付現狀、一時之興的臨時過渡措施。與其相對照，“集體建設用地不得直接進入市場流轉”的規定，僅源於原國家土地局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推行的“轉權讓利”政策，其實質仍擺脱不了政府利用管理者職權剝奪集體土地所有者、與民爭利的計劃經濟時代色彩。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只有被徵為國有後才能進入市場，其收益只能由國家得到，這一傳統做法明顯是忽視農民集體土地財產權的表現，與我國正在推行的財產權體系改革相背離。集體土地所有權作為一種財產權，其所有人必然要求能正常地使用、支配和處分土地，以取得合理的土地收益。[7] 三、病態契約與無效合同[8] 討論在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效力問題之前，有必要首先對病態契約和無效合同的概念作出説明。 何謂病態契約？各國法對契約的成立和生效均規定了一系列要件，違反法律強行性規定的契約即為病態契約。例如，根據《意大利民法典》第1325~1352條的規定，契約生效的要件包括：⑴當事人的合意；⑵契約原因合法；⑶契約的標的可能、合法並確定或可確定；⑷契約的形式應符合法定或約定。如果將符合這些要件的契約定義為健康契約，那麼違反這些法定要件的契約則為病態契約。[9]根據我國合同法第52條、54條的規定，契約的病因主要有：⑴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⑵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⑶損害社會公共利益；⑷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行性規定；⑸因重大誤解訂立的合同；⑹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⑺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 因契約違反法律所規定的要件的不同，可以確定契約病態的嚴重性。一種是僅與當事人利益有關的要件的違反，如意思瑕疵等；另一種是對於與社會利益相關的要件的違反，如違反法律的強行性規定或共序良俗等。前者因涉及當事人雙方利益，故病態並不十分嚴重而尚可救治，各國法一般規定其為相對無效的契約，即將契約是否生效的決定權交給當事人本人；後者因涉及社會利益，故為病態嚴重的契約，當事人無權決定其命運，各國法一般規定其為絕對無效。[10] 雖然違反與社會利益相關的要件是確認絕對無效的契約的衡量標準，但這種表述仍失之抽象。筆者以為，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違反與社會利益相關的有效要件主要有兩個方面，即：⑴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⑵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或者稱之為違背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對於第一方面，王利明教授在《關於無效合同確認的若干問題》一文中提出了依據違法性確認合同無效的三個標準：⑴必須違反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才能直接導致合同無效；⑵必須是違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強行性規定；⑶必須是違反了強行性

規定中的效力性規定。[11]對於第二個方面，可以簡稱為違背公序良俗。所謂善良風俗，一般是指社會對某種行為所持的一般道德標準與習慣。[12]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不同，它反映和保護國家和社會的根本利益，表現了國家對社會生活的積極干預，其淵源大多來自公法，如憲法、行政法等；也有些規定來自私法。凡是違背上述條件的合同，都應當認定為絕對無效的合同。 四、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效力 通説認為，由於《房地產管理法》的規定，商品房買賣必然導致房屋佔用範圍內的土地使用權同時轉讓，而《土地管理法》中又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集體建設用地必須轉為國有以後才能進入二級市場流轉”，因此，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就成為一種違反法律的強行性規定的無效合同。但是，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實在是有重新探討的必要。

【內容提要】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雖然解決了目前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中的許多問題，但其自身適用範圍的限制，並不能解決由在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而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導致實踐中的無序。無效論者從合同違反《土地管理法》的規定和合同標的履行不能出發，否定此類合同的效力；有效論者則從法解釋學和取締規範與效力規範的區別出發，認定合同效力。基於此類問題的複雜，筆者從社會整體的角度出發，利用利益衡量的基本觀點，指出有效論更能適應現實社會的需要，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相應的處理對策，以期能對這一難題的解決起到促進作用。

【關鍵詞】商品房買賣合同 集體土地 合同效力 利益衡量

隨着經濟的發展，我國社會整體發展，物質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生活漸趨富足，文化日益昌明，原本與尋常百姓毫不相干的買房置地也成了現今十分普通的一件事情。但既然有買有賣，其間就難免產生糾紛，為了處理日益湧現的商品房買賣糾紛，20xx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佈了《關於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 。這一司法解釋的出台，對於人民法院處理此類案件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促進作用，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歡迎。但是，通過近一年來的實踐，這一司法解釋也暴露出自身的一些不足，尤其是從司法解釋序言中所體現的立法意旨看，該司法解釋主要是針對城市規劃區國有土地範圍內的商品房買賣合同進行規定的 ，並未把佔國土很大比例的農村集體土地上發生的商品房買賣行為納入調整範圍，不能不説是一種“立法”上的缺失。對於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效力及處理，目前司法實務界及理論界都尚無定論，但實踐中由此而引發的糾紛卻日益增加，亟待解決。本文中，筆者試就此問題發表一下個人見解，希望能夠對人民法院的司法實踐起到參考作用。

一、我國的土地制度與商品房種類

根據我國憲法的規定，“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因此，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從所有制上講，土地可以分為兩類，即國有土地和農村集體土地。這種土地歸屬上的公有制是與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研究我國的土地問題及附着於土地之上的房屋問題，就不能不以此為最根本的出發點，所以，商品房也就可以區分為建築於國有土地上的商品房和建築於集體土地上的商品房兩大類。

二、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的問題所在

商品者，依《高級漢語大詞典》 之解釋，意為“⑴為交換而生產的物品。⑵泛指市場上買賣的物品”。據此並參考《解釋》第1條的規定，本文要討論的商品房就是指出賣人（僅指房地產開發企業）尚未建成或者已經竣工的用於向社會銷售並移轉房屋所有權於買受人、買受人支付價款的房屋。究其根本，商品房與其他房屋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它是作為一種商品用於交換，商品房在所有權的讓渡過程中實現其交換價值。但是，法學不同於經濟學，其着眼點在於所有權的移轉及移轉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比較研究國有土地上的商品房與集體土地上的商品房，就是要比較二者在所有權移轉方面的差別。

通觀世界各國，在房屋與土地的關係上，普遍採取“房地一體主義”，即房屋的所有權與其所附着的土地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同時移轉，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房屋的所有權人在房屋使用過程中不會因房屋所附着的土地歸屬於其他人而引致紛爭。我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

第31條也規定：“房地產轉讓、抵押時，房屋的所有權和房屋佔用範圍內的土地使用權同時轉讓、抵押。”在我國經過出讓的國有土地其土地使用權的轉讓是不存在障礙的，但是，1998年8月《土地管理法》修改時將“允許城鎮非農户口居民建住宅使用集體土地”的規定加以刪除，並在第63條中明確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但是，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並依法取得建設用地的企業，因破產、兼併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權依法發生轉移的除外”，造成“集體建設用地必須轉為國有以後才能進入二級市場流轉”的狀況， 從而在立法意旨上，城市及外村、外鄉居民已被禁止成為集體土地上住宅的合法所有權人。 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也就由於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而成為一種病態的契約，從而直接影響到買賣合同的效力問題。

但是，在當前相當一部分地區出現了利用尚未收歸國有的集體土地開發商品房、規模建設新型人口聚集區的活動，較為時興的説法叫作“舊村改造”。雖然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糾紛，但是，從深層次上看，這種現象的出現有其必然原因。隨着城鄉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經濟結構轉型，土地的承載、養育等傳統功能逐步萎縮，而財富儲存功能、產業空間聚集功能、土地增值等新興功能不斷加強，集體土地經歷了從生存手段到保障手段再到增值手段的演變，此其一。其二，隨着開放型經濟與城市建設的深入發展，大量外來資金與人口湧入，使村鎮集體土地的價值迅速提升，城市近郊非農用地的收益率明顯高於農用地。其三，國家徵用集體土地是按產值補償，而當前土地市場價格遠遠超出該標準，用地者到國家嚴格控制的土地一級市場受讓土地成本過高。在土地補償水平與用地成本比較利益的巨大反差下，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不可避免地自行流轉。其四，我國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後，土地使用權在土地權力體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隨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和“舊村改造”的推進，相當一部分村成為實體化的經濟組織，在經濟利益最大化的驅動下，自然將手中所掌握並能實際加以運用的土地使用權作為資產來進行“土地經營”。 可以説，在一定意義上，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的出現就成為不可避免的現象。

除此以外，在中小城市出現的“舊村改造”也並不與國家開發小城鎮的戰略相背離。無論從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走城市化、現代化道路的發展途徑上看，抑或從我國拉動內需、擴展經濟增長點的需求上看，小城鎮開發都是我國必將長期堅持並不斷髮展的一項重要國策，而不是應付現狀、一時之興的臨時過渡措施。與其相對照，“集體建設用地不得直接進入市場流轉”的規定，僅源於原國家土地局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推行的“轉權讓利”政策， 其實質仍擺脱不了政府利用管理者職權剝奪集體土地所有者、與民爭利的計劃經濟時代色彩。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只有被徵為國有後才能進入市場，其收益只能由國家得到，這一傳統做法明顯是忽視農民集體土地財產權的表現，與我國正在推行的財產權體系改革相背離。集體土地所有權作為一種財產權，其所有人必然要求能正常地使用、支配和處分土地，以取得合理的土地收益。

三、病態契約與無效合同

討論在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效力問題之前，有必要首先對病態契約和無效合同的概念作出説明。

何謂病態契約？各國法對契約的成立和生效均規定了一系列要件，違反法律強行性規定的契約即為病態契約。例如，根據《意大利民法典》第1325~1352條的規定，契約生效的要件包括：⑴當事人的合意；⑵契約原因合法；⑶契約的標的可能、合法並確定或可確定；⑷契約的形式應符合法定或約定。如果將符合這些要件的契約定義為健康契約，那麼違反這些法定要件的契約則為病態契約。 根據我國合同法第52條、54條的規定，契約的病因主要有：⑴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⑵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⑶損害社會公共利益；⑷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行性規定；⑸因重大誤解訂立的合同；⑹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⑺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

因契約違反法律所規定的要件的不同，可以確定契約病態的嚴重性。一種是僅與當事人利益有關的要件的違反，如意思瑕疵等；另一種是對於與社會利益相關的要件的違反，如違反法律的強行性規定或共序良俗等。前者因涉及當事人雙方利益，故病態並不十分嚴重而尚可救治，各國法一般規定其為相對無效的契約，即將契約是否生效的決定權交給當事人本人；後者因涉及社會利益，故為病態嚴重的契約，當事人無權決定其命運，各國法一般規定其為絕對無效。

雖然違反與社會利益相關的要件是確認絕對無效的契約的衡量標準，但這種表述仍失之抽象。筆者以為，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違反與社會利益相關的有效要件主要有兩個方面，即：⑴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⑵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或者稱之為違背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對於第一方面，王利明教授在《關於無效合同確認的若干問題》一文中提出了依據違法性確認合同無效的三個標準：⑴必須違反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才能直接導致合同無效；⑵必須是違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強行性規定；⑶必須是違反了強行性規定中的效力性規定。 對於第二個方面，可以簡稱為違背公序良俗。所謂善良風俗，一般是指社會對某種行為所持的一般道德標準與習慣。 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不同，它反映和保護國家和社會的根本利益，表現了國家對社會生活的積極干預，其淵源大多來自公法，如憲法、行政法等；也有些規定來自私法。凡是違背上述條件的合同，都應當認定為絕對無效的合同。

四、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效力

通説認為，由於《房地產管理法》的規定，商品房買賣必然導致房屋佔用範圍內的土地使用權同時轉讓，而《土地管理法》中又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集體建設用地必須轉為國有以後才能進入二級市場流轉”，因此，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就成為一種違反法律的強行性規定的無效合同。但是，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實在是有重新探討的必要。

（一）合同無效論的依據

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無效觀點的依據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兩點：

1、此類合同違反了法律的強制性規定。由於《房地產管理法》明確規定房屋所有權和房屋佔用範圍內的土地使用權同時轉讓，因此要實現此類合同的目的，就必須使在集體土地

上所建房屋的所有權與集體土地的土地使用權同時轉讓，但是在《土地管理法》裏卻明確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因此，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違反了法律（此處是指《土地管理法》）的強制性規定。根據《合同法》第52條的規定，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的合同無效，由此就可以得出此類合同無效的結論。

2、由於合同標的不能而無效。除合法要件外，契約的標的可能、確定或可確定是合同生效的必備要件之一。所謂標的可能，是指合同所規定的債權人的權利或債務人的義務在客觀上有成為現實的可能性。如果標的無法實現，則不發生法律上的效力。 當事人簽訂的在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的買賣合同，其標的是買受人交付價金、出賣人移轉房屋所有權。但在現實生活中，由於房產管理部門只辦理城市國有土地上所建房屋的權屬證書，因此，在集體土地上所建的商品房無法按照約定進行所有權的移轉，因為依照物權的公示公信原則，不動產物權的移轉必須以法定登記機關的物權移轉登記為要件，不經登記變更物權歸屬始終不發生變化，也就是説這類合同的標的在客觀上沒有實現的可能性。這是一種債務人即使願意履行也不履行的狀態。 基於這一原因，也可以確定此類合同無效。

（二）合同有效論的依據

與上述觀點相對應，合同有效觀點的依據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兩點：

1、雖然《土地管理法》中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但是，我國《憲法》第10條第4款後段明確規定：“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這裏雖然要求“依照法律的規定”進行移轉，但依照法律解釋學的體系解釋方法 ，根據該條的上下文意來判斷，這裏所稱的法律應當是對轉讓的程序進行規範和調整的法律，而不包括實體上的限制。因為該條從體系上分為四款，第1款規定了國有土地，第2款規定了集體所有土地，第3款規定了土地徵用，第4款對土地轉讓作出了規定。這就是説，在整個這一條上，立法者是對國有土地和集體所有土地作出了明確的區分，逐款加以規定，在此種情形下，不作區分地提及土地使用權，當然是包括國有土地使用權與集體所有土地使用權這個整體的，這是《憲法》條文中的應有之義。所以，《土地管理法》的規定是與《憲法》的立法宗旨相背離的，而基於“上位法優於下位法”的基本原則和《立法法》第78條 的規定，應當認為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是可以轉讓的。

2、暫且不慮及上述對《憲法》和《土地管理法》的學理解釋，單從因為違反法律的強行性規定而使合同無效的角度分析，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效力也值得探討。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而使合同無效，其前提是合同違反的是法律和行政法規中的強行性規定。法律規範可以區分為任意法規和強行法規，而強行法規又可以區分為強制規定和禁止規定二種。強制規定，指命令當事人應為一定行為的法律規定。禁止規定，指命令當事人不得為一定行為的法律規定。但是，如果再進一步細分，禁止規定又可以再分為取締規定和效力規定。前者僅系取締違反之行為，對違反者加以制裁，以禁遏其行為，並不否認其行為之私法上效力。後者系明確規定違反禁止性規定將導致合同無效或不成立的法律規定。由此可知，由於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而使合同無效，必須是違反了強行性規定中的效力性規定。 但是，細觀《土地管理法》的規定，第63條不僅有除外條款，而且也僅是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屬於典型的僅取締違反之行為、對違反者加以制裁、以禁遏其行為的規定，並未否認其行為之私法上效力，應當定性為

取締性規定，根據王利明教授“無效一般只限於違反效力性規範的合同”的觀點推論，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也並不必然無效，只是屬於行政機關行政執法取締的範圍而已，但此種結果並不必然及於私法。

（三）筆者的觀點

筆者認為，對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效力進行界定，必須放在一個更高的、全局的視野上進行審視，不能單就某一部法律為判斷，“法規則只有參照它們所服務的目的始能被理解”，確定一項法律規則的存在是否合理，必須首先探究其目的何在，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對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作出取捨。

《土地管理法》規定集體土地的使用權在原則上不允許出讓、轉讓，其意圖可以從該法

第一章總則的規定得到説明。該法第1條規定：“為了加強土地管理，維護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保護、開發土地資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實保護耕地，促進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同時，該法第4條規定：“國家實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國家編制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規定土地用途，將土地分為農用地、建設用地和未利用地。嚴格限制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控制建設用地總量，對耕地實行特殊保護。??”根據這些規定，我們可以較為清楚的認識到，《土地管理法》不允許集體土地使用權出讓、轉讓，其目的主要是保護農用地（耕地）總量，防止農用地（耕地）不斷減少而影響糧食安全和國計民生。應該説，這種立法意圖是十分正確的，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以農業的穩定為基礎的，只有農業穩定，才會有工業和第三產業的穩定健康發展，社會也才能保持穩定。但是，假如商品房的開發是在現有建設用地上進行的，對農用地並不構成影響，那麼，就不應當也沒有依據一概加以否定。

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調整及調和種種相互衝突的利益，無論是個人利益還是社會利益。 法律的正式淵源並不能夠覆蓋司法活動的全部領域，總是有某種領域要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來決定，在這種領域中，法官必須發揮其創造精神和能動性。法官應當努力在符合社會一般目的的範圍內最大可能地滿足當事人的意願。實現這個任務的方法應當是“認識所涉及的利益、評價這些利益各自的份量、在正義的天枰上對它們進行衡量，以便根據某種社會標準去確保其間最為重要的利益的優先地位，最終達到最為可欲的平衡”。

讓我們首先來看一下確認在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無效能夠帶來的利益。這一點其實在前面也已經基本提及了，最根本的就是為了貫徹落實土地用途的嚴格管制制度，國家可以控制土地用途，保護耕地，穩定國計民生。當然，除此以外，由於《土地管理法》已經著有明文，所以對這一制度不便輕易改動，這就是另一個好處，即維護法律秩序的穩定性。

與此對應的，如果確認在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有效又能夠帶來哪些利益呢？從目前的情況看，在集體土地上進行商品房開發，雖然主要目的是用於銷售，但是，在此基礎上，村民的居住條件則是首先得到了改善，在村民改善自身居住條件後的房屋才被用於市場銷售，也正是這種銷售帶來的巨大收入才保證了村民在現階段有能力進行居住條件的普遍改善。可以説，改善村民的居住條件、增加農民收入是確認合同有效的第一點好處。第二個好處，確認此類合同可以利用新增的居住空間改善城市中低收入人羣的居住條件。國家雖然正在大力發展城市低收入人羣的“廉租住房”制度，但是，單一的渠道難以在短時間內解決全部問題，多頭並舉更能加快進程。第三， 也是很實際的一個問題是，由於行政機關的執

【案情】

20xx年10月黃屯村委會與連發鑄造廠簽訂一份《廠房租賃合同》，該合同約定，黃屯村委會將其在本村轄區內的佔地14畝的廢舊村辦鑄造廠區租賃給連發鑄造廠使用（合同所涉土地於20xx年取得了有關土地管理部門頒發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證，用途為工業用地），租賃期限10年，自20xx年10月1日起至20xx年10月2日止，每年租金為2.5萬元，租賃到期後，連發鑄造廠在該租賃地上所新建廠房及大型設備折價變賣給黃屯村委會。20xx年10月，黃屯村新一屆村委會以《廠房租賃合同》違反法律規定為由起訴到法院，請求法院判處《廠房租賃合同》無效，並要求連發鑄造廠限期拆除新建廠房。連發鑄造廠則認為《廠房租賃合同》合法有效，要求黃屯村新一屆村委會繼續履行合同。

【爭議】

本案爭議的焦點就是租賃合同是否有效。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該租賃合同屬集體建設土地租賃合同，該租賃合同違反了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關於“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的規定，根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合同無效”的規定，該租賃合同無效。

第二種意見認為，該租賃合同屬集體建設土地租賃合同，該租賃合同並未違法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屬有效合同。因為，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立法本意是禁止農村集體農用土地的流轉，目的在於防止農民所有的農用土地的不當流失，而不是禁止非農建設用地使用權的依法流轉。本案中，租賃合同中所涉廠房的用地屬農村建設用地，該租賃合同並未違反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要判斷本案雙方所簽訂的租賃合同是否有效，關鍵是要釐清農民集體所有的建設用地流轉是否違反了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的強制性規定。

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規定，我國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農用地，是指直接用於農業生產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農田水利用地、養殖水面等。我國對於農用地的保護是非常嚴格的，在土地管理法在第一條、第四條第二款、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條分別作了規定。第二類是集體建設用地，是指經依法批准用於非農業建設的土地，包括鄉（鎮）村企業建設用地、鄉（鎮）村公用設施和公益事業建設用地以及村民宅基地。依據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條第二款的規定，集體建設用地也可表述為“非農業建設用地”。第三類是未利用地，是指農用地和建設用地以外的土地。

農民集體所有的建設用地到底能否發生流轉，雖然我國現有法律沒有明確的規定，但對此卻未從根本上進行否定。例如土地管理法第二條

第三款規定： “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佔、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土地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國務院關於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規定》（國發（20xx）28號）第十條規定：“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村莊、集鎮、建制鎮中的農民集體所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可以依法流轉。”20xx年8月《國務院關於加強土地調控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發〔20xx〕31號）第六項規定：“農民集體所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必須符合規劃並嚴格限定在依法取得的建設用地範圍內”等等。綜合上述及相關法律、國務院行政規定的精神，筆者認為，我國並沒有禁止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合法流轉，而且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中“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所涵蓋的範圍不應包括原本就具有非農業建設性質和功能用途的集體建設用地，對此條文的理解應做限制性理解。

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的立法目的並非禁止農民集體土地使用權依法流轉的行為，而是為了防止在農民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中出現以土地流轉的形式將農用地非法變更為建設用地的現象，以貫徹維護我國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及耕地保護制度的立法目的。

筆者認為，第一種意見忽略了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分類體系，混淆了農民集體建設用地與農民集體農用地的區別，認為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不能發生流轉用於非農建設的觀點有失偏頗。

本案中，該租賃合同的簽訂和履行不僅有利於盤活或發揮農村閒置地的功效為農村增收，而且符合中央關於新農村建設政策。因此，筆者認為，該租賃合同不但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而且還符合國家的新農村建設的政策，應認定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