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痛苦沒有終點優美散文

　　家庭美滿但肉體痛苦

安妮·巴斯在不幸癱瘓的23年裏，飽受骨質疏鬆症之苦。她的骨骼變得格外脆弱，股骨、椎骨和左下肋骨都骨折過，錯位的骨頭推擠着器官，令她痛苦不堪。最可怕的是，這痛苦沒有終點。

她和丈夫婚姻美滿。丈夫做飯時，她在一旁削着土豆皮，為有趣的笑話而樂個不停。但年復一年，在痛苦中開始、在痛苦中結束的每一天令她不明白，自己為什麼還要堅持下去。

這位75歲的荷蘭老婦人申請安樂死已經一年了，但她的請求沒有獲得通過。在荷蘭，一個人必須證明自己正承受巨大的痛苦或患有無法治癒的疾病，才能接受安樂死。一般情況下，家庭醫生有權裁決患者是否可以採取安樂死，但巴斯的醫生拒絕了她的要求。她的丈夫堅持要照顧她，女兒也對她萬分不捨。

巴斯轉而向“生命終結”診所求助。這家位於海牙的診所沒有牀位，病人不會死在那裏。多數情況下，診所派遣醫生協助病人在家中結束生命。接到巴斯的請求後，診所派出了康斯坦斯·德弗里斯醫生去判斷她是否符合安樂死的條件。

2014年8月27日，德弗里斯醫生和巴斯正式見了面。按照“生命終結”診所的標準程序，協助者和病人需要見6次面，初次和最後一次之間相隔4個月，每次電話和麪訪時的錄音都要保留。

經過數次交談，德弗里斯理解了巴斯的'痛苦：一個人可以像她這樣活一段時間，但很難經年累月地苦熬。最終，“生命終結”診所判斷巴斯“頭腦清醒，承受着極大的痛苦”，醫生們商議後一致認為她符合安樂死的標準。

　　生命之重

2002年，荷蘭成為全球第一個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一年後，1815人在該國尋求安樂死；到2013年，升至4829人，達到全國死亡人數的3%。

人們持續提出一個敏感問題：社會將協助自殺合法化，但它的界限在哪裏？2014年，1854名荷蘭公民自行結束了生命。反對安樂死的人認為不應輕易放棄每一條生命，但支持者相信，與其讓這些人用痛苦的方式自殺，不如給他們有尊嚴的死亡。

過去，安樂死的大多數申請者患癌症已達晚期，但近年來，申請者中患抑鬱、精神分裂和焦慮等精神疾病的人數量持續攀升。這些都是頗具挑戰性的情況，因為監督機構很難判定他們是否真的承受不住“生命之重”。

荷蘭監督機構不久前斥責了一名醫生，因為他幫助一位患有耳鳴的47歲母親自殺。機構認為此人並非無可挽回，醫生判斷有誤。這是“生命終結”診所一年內收到的第三次警告。

面對每一個尋死的病人，德弗里斯醫生都得進行艱難的抉擇：該不該幫這個人死去？

82歲的K女士曾向她尋求幫助。K女士舉目無親，電視、互聯網是她與外界接觸僅有的渠道。年輕時她一直想要孩子，但丈夫在飛機事故中意外身亡，從那之後，她覺得自己雖然活着，但生命好像已經結束了。

生活在困境裏的K女士令德弗里斯十分同情——在絕望中周而復始，日復一日，但法律並不支持這樣的人結束生命。德弗里斯想幫她，但“生命終結”診所拒絕了她安樂死的請求，因為她身體健康。德弗里斯問她打算怎麼辦，她回答：“淹死我自己。”

不過，也有些人得到一點希望後，就能重拾生活的勇氣。德弗里斯接觸過一名糖尿病患者，她計劃前往加勒比海阿魯巴島向妹妹告別，然後尋死。但在海島的生活不但讓她曬得黝黑，精神也好了許多，再也不想自殺了。

決定踏出最後一步前，巴斯也猶豫不已。“我覺得一切都那麼美好，好想享受生活。”她感慨。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我們隨時都可以停下來。”德弗里斯勸道。

“如果不是這麼痛苦，我真想好好活着。”最後，巴斯還是決定堅持初衷。

　　是救贖，還是錯誤

年輕時，巴斯是個快樂的姑娘，經常在酒吧跳舞，騎自行車到處跑。24歲時她成為母親，44歲時成為祖母。日子平靜地過下去，直到23年前，一次栓塞讓她胸部以下癱瘓。

或許在許多人看來，巴斯的生活仍然舒心：她住在大房子裏，房門為方便她的輪椅進出而被拓寬；丈夫每天早晨從牀上抱起她，給她洗個澡；晚上，牀頭備有她的止痛藥和一杯熱牛奶；如果睡覺時痛得厲害，丈夫會幫她翻翻身。

但這樣的日子她已無法忍受了。她的牀看上去和醫院的病牀無異，還放着尿不濕。凡事只能靠人照顧，“連口渴了都必須向人要水喝”。凌晨3點，丈夫需要將一顆栓劑放進她體內，這樣早晨她才能在尿不濕上排泄。巴斯不想當個包袱，讓丈夫睡不安生。如果自己再也沒有能力享受生活，那為什麼還要咬牙活下去？

2014年10月底，巴斯告訴家人，自己已迫不及待地想離開人世。“請不要死在家裏。”丈夫多次勸阻無果後氣憤地説，“我不希望生活在妻子離世的地方。”女兒則請求她：“為您的外孫子想想吧。”

然而，巴斯對死亡再也沒有猶豫。無論家人如何勸阻，她還是決定在一個週二的下午兩點接受安樂死。

丈夫不願接受這樣的結果。“只要她願意，我就會一直照顧她，哪怕到100歲。”他説，自己無法決定是否該陪在妻子身邊，看着她實施安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