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與罰》讀後感：救贖之道與淪落之道同在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開始習慣於妥思妥耶夫式的的漫長敍事，也許最真實的敍事註定無法不漫長。
執着是個可怕的東西，執着於生活的人可以像螞蟻一樣埋頭長征，也可以惡魔一樣揣起屠刀。可人從來不是隻生存於兩段的砝碼，最真實的人生是遊離在平衡與偏執兩端的維繫。跨過天平的橫樑走到極端的過程，是屠戮自己的過程——把自己交給上帝，或是交給惡魔。
生活擅長製作常談常新的謎團，不管是天才還是傻瓜都能有所解悟，但現實永無正解。窘迫的現實與對理想主義的推崇讓一個年輕人陷入瘋狂，他躺在棺材一樣陰暗低矮的出租房裏思索，以“確定自己是屬於可以為所欲為的不平凡的人，還是隻配做不平凡的人的工具的普通人。”在偏執狂的思維裏，不平凡的人可以疾馳的象羣般踐踏着腳下的生命踏上光明，平凡的人註定庸庸碌碌供人踩踏。拿破崙的鐵騎橫掃歐洲的時候，生靈塗炭的戰場成了皇位後最閃亮的註腳。拿破崙乘着歷史的東風成就王座，他説：“從偉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讓後人去評判吧。”
可惜那個躺在棺材裏的大學輟學生做了最偏執的評判。社會的畸態讓他只看到踐踏與輝煌，並且將前者視作後者的'必要基礎。 對自我哪怕還有一絲堅持的人，都是不適合拿起屠刀的，更何況是飢寒交迫中靠消化自我維繫生命的拉斯科利尼科夫。當他在病態的執念中將劈柴的斧頭變成殺人的利器，其實他不差毫釐地殺死了自己。他近乎推脱的言辭並沒有錯，不是他殺死了寄生蟲一樣的老太婆，更不是他殺死了老太婆天真無邪的妹妹，他事先早就將斧頭砍進自己的脈搏，犯罪現場只生產惡魔而不適合活人。
“我”之死成就“我”之惡，這個命題也許在唯物論者眼中是嗤之以鼻的自欺之辭，可惜“人是天生的形而上學家”，唯心的解讀往往給生活以解脱。 執着於錯誤的後果是可怕的，這偏執表現在生活裏尤其令人難以逃離。用最世俗的眼光審視小説主人公，或許會覺得他最大的錯誤就是未能將自己的教義堅持到底，他沒能徹底將良心的自我毀滅於黑暗中，殺人後他成功地規避了法律的制裁卻再脱離不了自我的譴責。無恥者的最無恥之處便在於他總能繞過人性的約束而將失敗歸之於手法上的失誤。
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説中所説：“人這種卑鄙的東西，什麼都會習慣的！”——若人可以用畜道生存，那麼生活就沒什麼不可以。所以罪的罰對於無恥者是無效的，對於高尚者卻是難以逃離的。也因此，生理上的懲罰其實對於罪犯而言是最低級的，因為這能夠以儆效尤，卻不能讓他學會高尚。只要邪念未死，一點點僥倖心理的作祟便足以令其重返罪途。 關於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救贖，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文末也是語焉不詳，或許正如批判者所言，這曝露了無法剝離的時代烙印。但當索尼婭將自己的柏木十字架戴上拉斯科利尼科夫的脖頸，而自己戴上屬於被男人殺死的莉扎薇塔的銅十字，當她選擇罪之罰的重者與男人共涉西伯利亞，當愛情的唯美洗濯時代的污濁，我想沒有比這更好的結局。
同是時代的棄嬰，卻以愛為結獲得了新生，這到底是出於文學家的浪漫，還是源自歷史的歸宿？真情難求，難在少有共同承受，愛情的本義可能便是於共同承受中獲取共同的救贖。可惜，小説誕生之日起，作者便已經死亡，何況如今其人屍骨早已化為春泥，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然沒有機會為自己辯駁。文學大師恐怕也不會為小説辯駁，但若是那份“共享十字架”的偉大愛情尚不能讓人救贖，我亦無言。 時代的焦灼塑造時代的棄嬰或是寵兒，生存在歷史之痛中的人們，自須領受生活的正解。在此意義上，“罪與罰”毋寧説是“罪與救”，救贖之道與淪落之道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