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慶典發言

讓思想發聲

十二年前，將雛挈婦，萬里歸來，到一家新單位任教。寒冬臘月，一場大雪飄飄灑灑，天地皆白。三十多歲，終於結束了漫長的二十載學徒生涯，此刻有工做，有飯吃，有衣穿，滿心歡喜。於是，每天埋首書山，起早摸黑，孜孜不倦。

春天來了，冰融雪消。黨/委/書/記推門進屋，要我下樓去做廣播體操。我説不喜歡廣播體操，他説這是集體活動，無關喜歡不喜歡。我説不喜歡集體活動，只耽溺於個體活動。他説個體必須服從集體，無例外。因為家境蹇促，我自幼性情自卑，儘量避免參加集體活動，特別是集體性質的體育活動，也不喜歡那叫做體育的體力支出，野蠻競技。肚子填不飽，竟會雀躍於汗水淋漓中野蠻體魄，那是天方夜談。因果輾轉，本人身體動作缺乏協調，以“左手左腳”聞名於妻女，也見笑於妻女。總之，自幼而長，我從不在公共場合展示自己的肢體殘缺性。

説到底，這些叫做教授的物種，其實都是懦弱之輩。不知道是出於懦弱，還是真的懾服於集體主義，抑或，顧全大局，終於，我和法學院的教授們，老老少少，於上午陽光明媚時分，或者，某個不特定的時刻，在樓下草坪旁，站得齊齊整整，於統一號令下學做廣播體操，人模狗樣。猶記得，當其時，圍觀的學生，花花綠綠，唧唧喳喳，我於左支右絀、上氣不接下氣之際，深感窘迫，倍感不得不聽命於人的羞辱。我不但從此在學生面前暴露了自己肢體極度缺乏協調這一情狀，而這是我實在不願暴露的“私生活”，更在於不無天真地痛苦“為何我們竟無選擇的自由”。

此刻敍説這一雞零狗碎，是想説，大學之內竟有惡霸黨/委/書/記，他們時常拍桌子打板凳，吹鬍子瞪眼睛，訓訓這個批批那個，逞威風耍脾氣，屬於這個地球上極其少數國家的特色。可憐那叫做教授的雄性動物或者雌性動物，在他面前唯唯諾諾，像龜孫子。學府，學者的共和國，一個讀書人憑藉知識和思想構築的精神堡壘，居然有一個叫做黨委書記的蹭飯者，這是一種制度安排。此種安排的根本旨意，就在於昭示究竟誰才是這方水土的主人，讓你明白你們這一羣傢伙得有人管着。明尊卑，示主奴，端的管用。這是什麼呢?朋友，今天我們知道，這叫“制度性羞辱”。好比説，依據當今中國的司/法體/制，律師是不折不扣的弱勢存在，甚至弱到隨時可被“當庭驅逐”。——立法上説了，“不要隨意驅逐”，但終究可被驅逐，實際上就剛剛發生了當庭驅逐這件事兒。這也叫“制度性羞辱”，對於脆弱的司法民主的極度嘲弄。那邊廂，説得具體點兒，譬如王立/軍這樣的官員，大模大樣地橫行於學府，掛個教授、博導的牌牌兒玩玩，眾星捧月，雲蒸霞蔚，其於“學者的共和國”，同樣屬於典型的“制度性羞辱”，也是“日常性羞辱”。當今中國，無論那所學府，外表光鮮，內裏不知有多少王立/軍、張立/軍、江立/軍、姚立/軍、歐陽立/軍、尉遲立/軍……

在此制度安排下，書記不時敲打敲打你，讓你暴露一下肢體的不協調，創造出了很好的“日常性羞辱”的效果。“制度性羞辱”和“日常性羞辱”兩相交加之際，就是我們生存的危難之所。説來悲哀，這一羣叫做教授的讀書人，這一羣我們稱之為同胞的中國人，當此之際，多半情況下還是選擇息事寧人，忍氣吞聲算了。不到萬不得已，不會出頭。就算羞辱太甚，除開個彆強項的，絕大多數也還是低眉順目，嗚咽一口，歎氣兩聲，然後繼續將茶杯裏的風波攪和再攪和……

是的，能忍就忍。老大文明養育下，數千年的教化，早已鈍了野性，她的子民多半純良而温馴。可是，我們也知道，人總是希望充滿尊嚴地活着，人總是渴盼他人的尊敬。自尊並尊敬他人，這是人的天性，不分種族、性別和階級的人類的天性。生命政治的可貴，就在於揭示出了生命的承認政治的本質。尊嚴及其承認，從來就不是少數人才有的.專利。在我個人，就我們這一羣從業者而言，受辱含垢的經驗，歷經反思內化，沉積於心，訴諸於情，總會有所反應和反映。既不能和他打架，又不樂於破口謾罵，因為我的教育告訴我，這不是一種適宜的解決方式，那麼，怎麼辦呢?

秀才一支筆嘛，朋友，當然便是訴諸文字了!所謂歷史，就是文字，有時候，是血寫的文字。由此，為身體招魂，叫靈魂咆哮，讓思想發聲。

諸君，今日中國，辦雜誌，辦學術會議，包括今天在下此刻發言，都是一種讓個體獲得發聲的機會。情感和思想借助聲音而翱翔，文字獲得了自己的靈性。個體經由發聲，免予無聲狀態的吞噬，就是免予恐懼，在交談中保持人性，而不再懼怕無聲狀態所織就的恐怖暗夜。孫國棟君隻手雙肩辦雜誌，十年，表徵的正是這樣一種個體的堅守。個體之堅守，就是在為大家發聲，使我們免予無聲狀態的吞噬。大家一起衝破噤聲的牆，將那無聲的恐懼放逐，於控訴羞辱中拆解羞辱，而重建生命的意義。

國棟，我親愛的朋友，向你致敬!

不寧唯是。“發聲”不僅使我們免予無聲狀態的吞噬，而且，經由發聲，思想獲得了思想性，一己的理念獲得了公共性。進而，我們從一種市民的私性存在，進境為公民的公共存在，於公共狀態中實現我們全體人民的公共存在。一個賦予自己國民以公共性存在，換言之，一種有尊嚴的生存的國度，這樣的法權安排，才是良善的政體;一個讓人民自由發聲，將大腦鬆綁自由馳騁，從而作無限探索的人間秩序，才是良善生活。由此，芸芸眾生才有可能體面地生活，而共同營造出正派的社會。良善生活與正派社會，才堪安頓生命，儘管它同樣是一場漫漫逆旅。總之，經由發聲，以思想的交流實現個體尊嚴的生存，是包括開會、發言、辦雜誌等一切發聲裝置的終極目的所在。它是功能的，也是倫理的，更是生存論的。

當今中國，的確，如論者所言，大門既已打開，就再也無法關上了。此時此刻，各種思潮洶湧，民間不滿日積，地火在奔突。社會上下，既心懷憧憬，又心智恍惚，忐忑而憂愁。面對“悶局”，大家心情急切，可與此同時，心灰意冷、無能為力、心志疲憊，甚至於恐懼，彷彿成為一種時代病徵。此情此景，多少有點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末期那兩個時段的意味。可能，“民主中國”已然到了“臨門一腳”的時刻。果真如此，下一個“十年”到來時，大家怕就不會如此“沉鬱悲壯”了。因為“民主時代”降臨，我們一起跨入真正平庸無聊但相對安全而安寧的時代，煩心事少不了，揪心事多不了，傷心事躲不了，過日子，過好日子，好好過日子就是了。那時節，但願我們再為《律師文摘》祝壽，只談風月，不談風情，且將那歲月悠悠，盡付於蒼煙夕照，一笑出門，千里落花。

謹以此自期，並相共勉，而祝福我們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