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言叔父的長信散文

去年8月1日，我收到大叔發自貴陽的一封長達5萬字的信，信前列有《信的條文檢索》，共列17項數小項，皆標有頁碼。這封從3月29日夜晚開始動筆的書信，到7月17日午夜1時40分完成，共歷時3個半月之餘，先後共書寫了58次，幾乎每次停筆都是夜半或天明。這些在信內都有記載。

我作為72歲的侄兒，讀罷84歲的叔父的長信，真是感慨萬千。大叔是抗日的老幹部，離休以後，打門球、學篆刻、攻攝影，還要博覽羣書，幾乎天天都要挑燈夜戰，忙得不亦樂乎。尤其讓我感動的是，大叔對我這個“老侄”，始終如嚴師般地關懷教誨。就拿這封長信的第八節，他標有“肇慶之‘高’是高要，而非江蘇之‘高郵’，相隔幾省數千裏，兩相混淆不對頭！”來説，那是指我的新書《曲洪智作品選》中的一篇散文《故鄉的山》而言的。

我每發表一篇文章幾乎都寄給大叔看，而大叔總能找出一堆毛病。諸如“磨道里的驢聽喝聲”中的“喝”應為“哈”、“轟堂大笑”中的“轟”應為“哄”等等。經過查對，他挑出的所有毛病都是“鐵證如山”，讓我十分信服。當《故鄉的山》在報刊上一發表，我照樣寄給了大叔，大叔回信照樣指出了一些毛病，其中最為關健的是，我在文中記述家鄉一位古人曾任“廣東肇高廉羅（肇慶、高郵、廉州、羅定州）道按察司副使---道台。”當時大叔在回信中指出“高郵”乃“高要”之誤時説：“‘高郵’遠在江蘇省長江以北的揚州地區，清代的‘揚州府’，而‘肇高廉羅’均在廣東省，其中之‘高’指的.是‘高要’。”並以他查證的許多書目為證。可事隔幾年，我早把此事忘到腦後，去年新書出版時，仍以“高郵”出現。大叔看罷新書，可以説是“勃然動怒”！在這封長信中説：“經查找當年我給你去信的底稿及侄2005年11月15日寫來的回信，其中有‘……如果有機會出書，將根據大叔提供的資料充實《故鄉的山》一文’云云。可既然勘誤信收到了，侄也作了上述迴應，何以又讓謬訛在後來出書中故地‘登場’呢？”為了證實這個“‘一粒鼠屎毀了一鍋湯’、‘一泡雞糞壞了一缸醬’的決非一個‘白’字的小錯，”大叔又連夜查閲了台灣版繁體字精裝40冊的《中義大辭典》、上中下3冊的《辭海》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分省地圖集》中關於“高郵”、“高要”的章節。“通過以上認真查證，更可斬釘截鐵地斷言：‘高要’跟‘高郵’毫不相干，把‘肇高廉羅’之‘高’大錯特錯地扯到一起，純屬無稽之談！誠望吾侄今後參考使用即使正規出版的素材資料，也要動動腦筋，識真辨假，以免上當。”

大叔為使我糾正“讓人笑掉大牙”的大錯，儘速回收“高郵”之害，他在長信中建議：“請侄即速把《作品選》中的文章，親自聚精會神仔仔細細審校審校，把所有的差錯全部校對出來，然後連同‘高郵’之誤，按書的出版冊數，印製‘勘誤’專頁，按書的去向，逐冊寄給之，以便儘早地消除和挽回不良影響。”最後加囑一句：“文章千古事，切勿漠然之。”

大叔不僅對我的文章如此認真對待，對別人的文章也同樣“叫真”。當我寄新書給大叔時，順便把我場內部刊物《江柳文學》寄去一冊。當他看到其中我的文友李丕顯一篇文章引用了一句：“嚶其鳴矣，求其發生”，在這封長信中大叔囑我：“請轉告李君，他的文章很好，可‘金無足赤’、‘碧玉有瑕’，他文中引用的‘嚶其鳴矣，求其發生’，出自《詩經.小雅.伐木》中的第一首第五、第六兩句。但是，第六句的‘求其發生’應為‘……聲’。”另外，在這次大叔寄來的長信中，還有3件附件。附件2是他《讀<窺視中國>（攝影集及其文字説明）之孔見》，他指出的錯誤及建議，竟整整寫滿了3頁稿紙，皆如實告知作者。

説實在的，當我讀完這第八節，特別是結束時的幾句順口溜：“俺哥兒四個‘走了’仨，暫剩大叔沒拔蠟，視侄如子責任大，我不發話誰發話！見舛不言裝聾啞，豈不愧對你爹媽……”時，我已是老淚縱橫！我一個年逾古稀的老人，身邊仍有一位嚴師加父愛的大叔在呵護着我，教導着我，使我頓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