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守詩的訓戒為題目的作文

黃 海：你的詩歌寫作很早，我在中學時候就讀到過你的詩。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寫詩的？

秦巴子：我的主動的詩歌寫作，大概在八十年代初吧。抄錄我自己作品的本子裏，最早的紀錄是1983年，之前雖然也寫過一些詩，但都是偶爾為之，還沒有到自覺寫作的程度，那時候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小説的寫作練習上。那時候寫詩，也不知道去發表，只是寫下來，然後整齊地抄在一個本子上，算是自己的作品紀錄。直到1985年結識了我們當地的一些詩人之後，才開始向雜誌報紙投稿。正式開始發表作品，是從1985年開始的，之後便一發不可收了，按照朋友們後來的説法，就是有文學刊物的地方都能看到我的作品了。當然這也間接説明，作為一個詩人，進入到了自覺的寫作狀態。

黃 海：你的創作在不同的時期好像都有些微妙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年齡和閲歷的結果還是詩歌的自覺？

秦巴子：你提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同時又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可以説個人創作的變化，既有年齡與閲歷的原因，也有對詩歌的認識與理解上的自覺追求與探索，具體到不同的詩人，可能還會有偶然因素的觸發。就我的個人創作而言，如果把你説的“微妙的變化”具體化或者説強行劃分的話，現在進行反觀回望，我把自己的詩歌寫作分為三個階段：1990之前是隨着詩歌的文化尋根的路子在走，當時寫了一些具有文化尋根意味的可以算在西部詩大範疇裏的作品，譬如系列組詩《嚮往家園》《黃土?源》《黃河與人》等，這一階段的寫作還不能稱為真正的自覺;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則是我自己自覺的對現代意象詩的追求，源於對西方意象詩的喜愛和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學習，寫了大量的可以歸為意象詩一脈的作品，並且寫了一些關於意象詩的技巧的文字。這一階段是在自覺地探索和實踐着意象詩歌，可以看做第二個階段，譬如《夜弧》系列的幾百首作品，譬如《圖象與心跡》系列作品，譬如《物質的深度》系列作品，不僅對意象與詞語的運用在寫作上進行探索，在形式上也做了一些嘗試，像三行一節體的分行方式，《夜弧》系列絕大多數都是這種，而《圖象與心跡》則是對漢語十四行的一種試驗性寫作，《中藥房》《雕塑家》《刀》《空衣服》《麥地上的風箏》《星空》《黑夜之黑》等在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第三個階段則是新世紀之後，發生在世紀末的以“盤峯論爭”為標誌的詩歌論戰，對我的創作有很大的觸動，如果説之前的十年我是專注於對意象詩的探索，那麼這個論戰則促使我思考詩歌與現實生活的直接關聯方式和詩歌的接受美學方面的問題。盤峯論爭表面上是“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的對峙，是意象與口語的分歧，但在我看來，在更本質上卻是詩歌與現實的關聯方式和詩歌的接受性如何更好地得到實現的問題，它關乎詩歌的生命力與新鮮度，或者説關乎詩歌的原創性與本土性。這時候我開始嘗試將口語與意象打通，讓現實生活直接進入詩歌。當然這也與年齡和閲歷不無關係，進入不惑之後，許多觀念性的問題在逐步轉化為實踐問題，我想，一個詩人的成熟大概是由此才開始的。

黃 海：近年來你的詩歌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高潮期，在被稱為“歸來者”的詩人中，你是特別出色的一位，作品數量和品質都廣受同行和讀者稱讚，像《朗誦者》《小春天》《飛機場》《馬賽克》《特護病房實錄》《極度失眠》等新的名篇。由此看出你似乎經歷了一次蜕變，除了風格有所變化，也更顯得從容了，這種變化是怎麼發生的？伊沙説你是當代意象詩一路中技藝最為精良的一位，而近期作品中卻也顯出了與口語的融合，你怎麼看待自己的這種變化？或者説你如何看待意象與口語？

秦巴子：年齡！在這個地方我想特別強調年齡與閲歷，當然其中包括着一個詩人的藝術自覺。其實在前面我已經説到了這個轉變的內生性原因，在這裏我想説的是這個轉變的方向性的變化，或者説是我思考的結果。我在《2010我的詩歌關鍵詞》裏有一條可以在這裏引用一下，那就是“明晰的.意象與適度的口語”：意象是詩歌天然攜帶的技術性因子，詩歌的口語化趨勢是對意象過度繁複晦澀以至於不知所云的矯枉過正，但是對意象的反對顯然理由欠充分。把明晰的意象與適度的口語有機融合完成清晰的詩意在我看來不僅是詩歌技術上的一種探索，更是詩歌接受美學在現時代的一個內在要求。晦澀的意象寫作不僅不是詩人的能力，在很多時候，尤其是詩人自己虛弱與空洞的表現，它的欺騙性遮蔽了寫作者自身的混亂，同時也傷害着詩歌本身;與此同時，另一方面，無節制的口語化的泛濫也在敗壞着現代詩的品質。口語詩的難度不在於口語而在於口語攜帶的詩意，詩意盡失的口語即是口水。我所要做的建設性的選擇是在意象與口語之間達成一種融會並完成清晰的詩意。

黃 海：對於中國現代詩的演進，你一向見解獨特，我很想知道你如何看當下的中國詩歌？

秦巴子：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如果展開來説的話幾乎可以寫一本書了，並不是幾句話可以談清楚的，但我願意試着簡單説明一下我個人的觀點。如果我們能夠同意“詩歌是語言的藝術”這樣的説法，那麼首先，中國的現代詩是伴隨着現代漢語的產生、發展、變化而演進的，如果把從胡適開始的“白話詩”做為現代詩的開頭，那正是現代漢語的“白話文”運動之始，算起來也就一百年的時間，從語言角度觀察現代詩的演進，它正好與現代漢語的演進相伴隨、同步並且是伴生的。我個人的看法，現代漢語在經過對翻譯體的吸收、革命或者説意識形態話語、思想解放運動之後的對意識形態話語的解構等等之後，到了新世紀之後，現代漢語已經發育成型並且成熟了，中國現代詩的成熟正是與語言同步的，所以進入新世紀的現代漢語詩歌也進入了成熟時期，這是其一;其二是經過三十年的社會鉅變，社會生活的開放性、豐富性與多樣性為現代詩寫作的所有方面提供了創作的近乎無限的可能性，而網絡時代帶來的“地球村時代”也讓國際交流變成了即時性的，同步於世界詩歌的狀態也已經不是問題。正是這些綜合性的原因，使得當下的中國現代詩進入了最為豐富多樣的也是最好的時期。如果拿中國的唐朝作一個類比（也許不是很恰當），我以為中國當代詩歌已經顯現出了初唐跡象，假以時日，我相信我們能夠看到無愧於我們這個民族與時代的大詩人出現。

黃 海：能簡單説一下你的日常寫作狀態嗎？有什麼特別之處？

秦巴子：其實很簡單，生活，工作，閲讀，寫作，過最正常的生活，毫無特別之處。我很嚮往的狀態是用自己的本名活在日常生活中，讓我的筆名去發表作品中，讓作品贏得讀者，而我自己的生活是匿名的，我甚至可以像個置身事外的旁觀者那樣看到作品被傳誦的時候自己在旁邊偷着樂。記得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才能》中説道，詩人應該儘可能地在自己的作品中消失，他的意思大概是詩人應該隱藏乃至消滅自己的個性，當然他説的是詩歌，但我想把它轉借到我所理解和期望達成的生活狀態。我很欣賞以色列詩人阿米亥的一個説法，前幾天還應一個朋友之請把它用毛筆字抄了下來，我以為那才是一個“自在”的“正常的”詩人的狀態。阿米亥説：“我過自己的生活就已經足夠了。我和我的家人一起生活，我不是生活在文學的世界之中。我不去藝術沙龍跟畫家之類一起顯擺，我也不和政客一起顯擺，我把大多數東西都留給自己了。我能寫多久，我就寫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