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城記》讀書筆記作文

當仔細品讀一部作品後，大家對人生或者事物一定產生了許多感想，需要寫一篇讀書筆記好好地作記錄了。那要怎麼寫好讀書筆記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雙城記》讀書筆記作文，供大家參考借鑑，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雙城記》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這部歷史小説的創作動機在於借古諷今，以法國大革命的歷史經驗為借鑑，給英國統治階級敲響警鐘；同時，通過對革命恐怖的極端描寫，也對心懷憤懣、希圖以暴力對抗暴政的人民羣眾提出警告，幻想為社會矛盾日益加深的英國現狀尋找一條出路。

從這個目的出發，小説深刻地揭露了法國大革命前深深激化了的社會矛盾，強烈地抨擊貴族階級的荒淫殘暴，並深切地同情下層人民的苦難。作品尖鋭地指出，人民羣眾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在貴族階級的殘暴統治下，人民羣眾迫於生計，必然奮起反抗。這種反抗是正義的。小説還描繪了起義人民攻擊巴士底獄等壯觀場景，表現了人民羣眾的偉大力量。然而，作者站在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即反對殘酷壓迫人民的暴政，也反對革命人民反抗暴政的暴力。在狄更斯筆下，整個革命被描寫成一場毀滅一切的巨大災難，它無情地懲罰罪惡的貴族階級，也盲目地殺害無辜的人們。

這部小説塑造了三類人物。一類是以厄弗裏蒙地侯爵兄弟為代表的封建貴族，他們“唯一不可動搖的哲學就是壓迫人”，是作者痛加鞭撻的對象。另一類是得伐石夫婦等革命羣眾。必須指出的是，他們的形象是被扭曲的。第三類是理想化人物，是作者心目中以人道主義解決社會矛盾、以博愛戰勝仇恨的榜樣，包括梅尼特父女、代爾納、勞雷和卡爾登等。

有人説《雙城記》是一部偉大的愛情小説，着眼於卡頓對露西的博大的單戀，為了後者的幸福，前者不惜犧牲自己去搭救後者的丈夫。不過如果從情節和人物關往中，比較難以感受到卡頓怎麼會深深愛上露西，在單戀的前提和基礎似並不牢靠的情況下。

我想《雙城記》並不重在寫情，露西與達奈的相愛結婚，卡頓對露西的單戀其實比較概念化，個人認為《雙城記》是狄更斯對革命和人性痛苦深思所交的答卷。

革命是社會階級的矛盾的產物，當體制失去了自我調節的能力後，下層積累的仇恨最終會大爆發，沖垮舊的體制。由於下層的仇恨缺乏構築合理的新體制的'能力，革命往往會演變成單純的毀滅性的暴力，而最終建立的體制可能與舊體制相距並不遙遠，但這個宣泄仇恨的過程付出的社會成本是相當慘重的。在這個過程中，維繫過程中維護人的起碼生命、尊嚴、道德、法律，都被當成舊體制的一部分被否定了，因此種種人間悲劇也就不可避免了。革命政權的官方意識形態傾向於認同為革命的理想可以不擇手段也並非全部，也有相當的一部分人只不過將革命作為改變個人命運的機會，也不排除有些人，包括革命領導在內將革命作為宣泄個人仇恨或是爭權奪利的工具，而革命這種形式制度上的缺陷，更是使一部分人大有可為。可以説包括法國革命在內的一切革命概莫能外。所以人道主義作家對革命無不抱着矛盾的態度，它們一方面贊同改善民眾處境的革命理想，另一方面又痛苦於血腥而非理性的革命現實，如果它們非要堅持個人觀點，那麼在不寬容，不允許中間路線的革命時代，它們個人命運往往是悽憐的。

狄更斯在《雙城記》中即從人生角度對以上的部分觀點作了生動的闡述。《雙城記》的兩個主角應該是厄尼斯和卡頓。酒館老闆娘厄尼斯是受壓迫的勞苦人民的代表，她的弟弟和妹妹都被貴族艾弗蒙害死，她因此形成了瘋狂的仇恨，表現為要利用革命的混亂殺掉每一個和艾弗蒙家族有關的人，包括其有人道主義思想的管家，其外甥達奈，以及達奈的妻兒。革命就是報仇雪恨，而且是不受限制的濫殺，這是相當一部分受殘害的普通民眾的態度。

甚至有些人道知識分子在深受迫害的時候，也會喪失理智，產生這一想法。莫奈特醫生被艾弗蒙陷害，在巴士底獄關了18年，在獄中身心具殘，變成了精神病人，獄中他即寫到要向艾弗蒙討回血債，直至他這個家族中的最後一個人。當然當他出獄神志清醒時，其人道思想佔了上風，他能夠分清敵我，可以接受敵人的親戚作為女婿。而正是瘋狂的仇恨使他付出了代價，他在獄中偏激言論最終使女婿上了斷頭台，差點斷了他女兒的幸福。仇恨使人瘋狂，瘋狂的仇恨造成瘋狂的革命，瘋狂的革命最傷害瘋狂的革命者，作者通過這兩個人的命運豐滿的闡述了這一觀點。

而卡頓則寄託了狄更斯關於人性的理想，書中無卡頓自暴自棄的原因，我想這是人道主義者反對現實人性的種種醜陋而造成了理想的失落，卡頓從事法律工作，他才華橫溢，但看到了太多的爾虞我詐，民眾墮落，他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出路，又不想同流合污，爭取那些易如反掌的利益，於是不如自暴自棄，甘於被庸才利用。狄更斯通過對這個人物的歌頌告訴我們仇恨對抗仇恨只會使人瘋狂，而自己犧牲利益，它才會帶來福音。當然這也是理想主義的想法，絕大多數人都會達到這種境界。所以這種理想主義，也只能是寒夜中的星光。

狄更斯在全書最後回到了基督教，“主説，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仰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着；凡活着信仰我的人，必永遠不死”。這句話在托爾斯泰的《復活》中也被引用，看來基督教的道德思想一直被這些人道主義作家奉為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