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智慧的人拯救者還是久病者散文

在一切時代，最智慧的人對生命都作了相同的判斷：它毫無用處

無論何時何地，從他們嘴裏聽到的總是同一種聲調，——一種充滿懷疑、充滿憂傷、充滿對生命的厭倦的聲調。連蘇格拉底在臨死時也説：“活着——就意味着長久生病：我欠拯救者阿斯克列比亞斯(Asklepios)一隻公雞。”連蘇格拉底似乎也厭倦了生命。——這表明什麼?這指點人們走向何處?從前人們會説(哦，人們確實説了，而且理直氣壯，我們的悲觀主義者帶的頭!)：“這裏無論如何有點東西是真的!consensussapi-entium(智者的一致)證明了真理。”

我們今天還要這樣説嗎?我們可以這樣嗎?“這裏無論如何有點東西患了病的。”——我們這樣回答。這些歷代最智慧的人，人們應當開始就近觀察他們!也許他們全都不再站得穩?都遲暮了?都搖搖欲墜了?都頹廢了?也許智慧之出現在世上，就象一隻聞到腐屍氣息而興奮的烏鴉?……

正是在博學的和鄙陋的偏見都強烈反對這些偉大智者的'場合，我心中首次浮現這個不敬的想法：他們是衰敗的典型。

我把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看作衰落的徵兆，希臘解體的工具，偽希臘人、反希臘人(見1872年出版的《悲劇的誕生》)。所謂 consensussapientium智者的一致(我對之愈來愈琢磨透了)完全不能證明，這些智者因為對某個問題看法一致，他們便是正確的;毋寧説是證明，他們本身，這些最智慧的人，在心理的某個方面是一致的，因而以相同的方式否定——也必定否定——生命。

關於生命的判斷、價值判斷，對生命的肯定或否定，歸根到底決不可能是真的;它們僅僅作為徵兆而有價值，它們僅僅作為徵兆而被考察，——此類判斷本身是愚蠢的。一個人必須全力以赴地嘗試領悟這個驚人奧妙：生命的價值不可能被估定。不能被一個活人估定，因為這樣一位當事人甚至於是爭論的對象，而不是裁判;也不能被一個死人估定，當然出自另一種理由。——就一個哲學家而言，倘若總是這樣把生命的價值看作一個問題，便應對他的資格提出異議，給他的智慧打上問號，認為他的行為是不智的。

怎麼，所有這些偉大的智者——他們莫非只是頹廢者，他們未嘗是智慧的?

倘若一個不得不理性變成暴君，如蘇格拉底所為，那麼必是因為有不小的危險，別的什麼東西已成為暴君。這時，理性被設想為救星，無論蘇格拉底還是他的 “病人們”都不能隨心所欲地成為有理性的，——這是derigueur(嚴格規定的)，這是他們的狐注一擲。整個希臘思想都狂熱地訴諸理性，這表明了一種困境：人們已陷於危險，只有一個選擇：或者毀滅，或者——成為荒謬的有理性的人……自柏拉圖以來的希臘哲學家的道德主義是有病理學根源的;他們對辯證法的重視也是如此。“理性=美德=幸福”僅僅意味着：人們必須仿效蘇格拉底，製造一個永恆的白晝——理性的白晝——以對抗黑暗的慾望。無論如何必須理智、清醒、明白，向本能和無意識讓步會導致崩潰……

蘇格拉底靠什麼魅惑人們：他似乎是一個醫生、一個拯救者。還有沒有必要指出他對“絕對理性”的信仰中所包含的錯誤呢?——哲學家和道德家以為，他們與頹廢作戰，便是擺脱了頹廢，這乃是一種自欺。擺脱頹廢是他們力不能及的：他們所選擇的救援手段本身也僅是頹廢的一種表現——他們改變頹廢的表現，卻沒有消除頹廢本身。蘇格拉底是一個誤會;整個勸善的道德，包括基督教道德，都是一個誤會……耀眼的白晝，絕對理性，清醒、冷靜、審慎、自覺、排斥本能、反對本能的生活，本身僅是一種疾病，另一種疾病——全然不是通往“德行”、“健康”、幸福的復歸之路……必須克服本能——這是頹廢的公式。只要生命在上升，幸福便與本能相等。

這個一切自欺者中的最聰明的人，他自己也領悟這個道理了嗎?他在他勇敢赴死的智慧中終於向自己説出這個道理了嗎?……蘇格拉底但求一死：——並非雅典人、而是他自己給自己下毒的，他向雅典人強索毒鴆……他輕輕對自己説：“蘇格拉底不是醫生，在這裏死亡才是醫生……蘇格拉底本身只是一個久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