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就像粉刺，無法控制生長散文

從 1999 年當選為瑞典學院常務祕書，恩格道爾和每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有更多接觸機會。在他眼裏，君特·格拉斯、奈保爾都是氣場強大的人，帕慕克則令人難以愉悦，飽受爭議的耶裏內克則是一個極度害羞的人。同時，在他看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沒有所謂地理因素，“文學是地區分佈不平衡的，哪個國家出諾獎作家多，這件事情是沒有‘國際公正’可言的。”

“13 年前第一次作為常務祕書向記者宣佈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前一個晚上，我沒有睡着。”

賀瑞斯·恩格道爾是一個討記者喜歡的人物，他充滿激情，話語直率，和四平八穩的老院士們形成了鮮明對比。

“每一年宣佈獲獎者的前夜，我都要和妻子開家庭會議決定第二天的着裝。雖然我每年都穿黑西裝，她會為我選上某種顏色的領帶，這樣以後我看一眼錄像裏我戴的是哪種顏色的領帶，就知道那是哪一年的記者會。”

1999 年，恩格道爾 51 歲的時候，他當上了瑞典學院的常務祕書，在學院裏屬於少壯派。“那時，我剛當選院士半年，老同事們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讓我接任常務祕書。我推卻不了，答應他們做十年。十年之後，我離任了。雖然我可以繼續做下去，但我想換一種生活方式了。”恩格道爾回憶説。

在推開那扇沉重的大門，走向耀眼的鎂光燈時，他通常會想什麼？“我在想，他們會不會令今年的獲獎者感到意外，會不會喜歡這位獲獎者呢？”

“事實上在前幾年，情形甚至有點嚇人。有一個常年報道諾貝爾獎的瑞典記者，喜歡在我宣佈獲獎者名字之後大聲叫出來，發表他的評論。他非常想見到不知名的作家得獎。我記得在我當常務祕書的第二年，當我念出獲獎者的名字時，他喊了一句‘At last!’(終於！)，可謂聲震屋瓦，大家都笑了，這使儀式的莊嚴性受到影響。後來，我私下和他吃飯，讓他再不這麼做了。”

事實上，宣讀獲獎者這個過程也曾經讓恩格道爾感到危險，他甚至害怕被人扔蛋糕。“幸好我的面前有些漂亮的 18 世紀風格的木護欄擋着。”他笑着對記者説。

那些年獲過獎的作家們

由於擔任常務祕書，恩格道爾和每一年的文學獎獲獎者有更多接觸機會。他會到機場迎接他們，也會在記者招待會上為他們擋駕。不過，每一年不同的獲獎者性格迥異，給他留下了不少有趣的印象。

“君特·格拉斯是一位很有氣場的人，他總是拿着煙斗，如果他不當作家，他就會去當政客了。”這是 1999 年，恩格道爾當上常務祕書之後迎接的第一位獲獎者，所以他印象格外深刻。

大名鼎鼎的奧爾罕·帕慕克卻讓恩格道爾感覺頭疼：“帕慕克是一位很難令人愉悦的人，他幾乎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裏，即使面對面時也不怎麼留心聽你説話。而回到家之後，他又會寫下他見到的一切，以一種超然抽離的姿態，那是他的文學和生活的循環模式。”

雖然同樣碰到了溝通障礙，但恩格道爾會用一些方式來和獲獎者拉近距離，並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個人最喜歡的是奈保爾。2001年，我到機場接他的時候，他有些嚴肅。我不知怎麼打開話題，後來我們談到園藝，問起彼此是怎麼處理灌木叢的，結果發現大家都在用一個特別好用的德國牌子的機器去對付它們，於是我們聊了一個小時的園藝。他也放鬆了。”

奈保爾的氣場也讓恩格道爾印象深刻：“在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向他提出了尖鋭的問題。因為他在印度的經歷使一些人聯想到老式的殖民主義。奈保爾慷慨激昂地回答了問題。在他結束回答之後，我問，有沒有下一個問題，居然沒有人敢應答，於是我就説，會議結束了。所有人都感到解脱。”

根據恩格道爾的觀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可能讓一個人變化很大，也可能保持不變。“像匈牙利的凱爾泰斯·伊姆雷，他在諾貝爾頒獎晚宴上喝了他 25 年來的第一杯酒。後來，他太太説得獎使他像變了一個人，從極度內向逐漸變得外向。”

而不變的典型是 2004 年的獲獎者，飽受爭議的`奧地利女劇作家耶裏內克。“她的獲獎引起了那麼多爭議，而事實上她是一個非常害羞的人。她説她不能在超過 6 個人的房間裏講話，所以拒絕出席頒獎儀式。結果我們飛到了維也納，在一個只有 6 個人的房間裏給她頒獎：諾獎主席、我、她自己、她先生和兩個奧地利方面的代表。”恩格道爾承認這是非常特別的記憶。

不過，也不是所有獲獎者恩格道爾都可以親眼見到，像獲獎時年事已高的英國作家哈羅德·品特和多麗絲·萊辛。“萊辛的情況有些意外。她在 88 歲那年獲獎，於是在家裏開了一個 Party 邀請親朋好友慶祝，結果弄傷了自己的背部，沒有來領獎。”恩格道爾説。

拉着記者，恩格道爾沿着瑞典學院的走廊，指着那些獲獎者的黑白頭像照片一一説過去，最後，他指着勒克萊齊奧旁邊的一個空位置，“莫言的頭像大概會擺在這吧。”他説道。

“文學是地區分佈不均的”

通常常務祕書在發佈會上使用瑞典語和英語兩種語言，但是恩格道爾喜歡用五種語言來宣讀獲獎理由，其中包括英語、瑞典語、德語、法語和俄語。在幾乎個個是語言天才的瑞典學院裏，他是唯一一個會俄語的。這和他早年的經歷有關。

在 1970 年代，冷戰正如火如荼的時候，瑞典作為嚴防蘇聯的前線，需要培養一批會俄語的人才。

當時在軍隊服役的恩格道爾被選中了。他學習語言和俄羅斯的歷史文化，包括文學。恩格道爾經常以導遊的身份帶着瑞典旅行者穿行於整個蘇聯。他對蘇聯各地方文化和風土人情瞭如指掌。這也為他理解俄國文學提供了深刻的基礎。

那時候，俄羅斯出現了肖霍洛夫、索爾仁尼琴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喜歡俄國文學的恩格道爾或許沒有想到多年以後，他會成為文學獎評委。可惜，俄羅斯人自 1987 年布羅茨基獲獎之後，再也沒有產生新的獲獎者。“現在的俄羅斯文學沒有達到世界的高度。”

由於擔任常務祕書，恩格道爾在 21 世紀的前十年實際上成為話語權最重的諾獎評委，他對各國文學的意見也為外界所重視。2008 年 10 月，心直口快的他在接受美聯社記者的採訪中，認為“美國文學太狹隘，太孤島化”，引起了美國各大媒體的口誅筆伐。

那時正是 2008 年諾貝爾文學獎宣佈前幾天，美聯社女記者尖鋭地寫道：“菲利普·羅斯、厄普代克、品欽（均為美國作家），你們不要指望獲得今年的諾貝爾獎了，常務祕書已經這樣批評美國文學了。”

恩格道爾回憶了當時的情景：“我和那位女記者聊了一個小時，在還剩最後五分鐘的時候，她問我關於翻譯文學的看法。我説，在美國和英國，翻譯圖書出版得很少，質量也不是很好，不像在德國和法國，你可以在書店看到世界各國的圖書，按類別分好。這當然不是一個好事。可是我沒有説哪個作家不能得獎。”

沒想到這位女記者幾乎就用了這最後五分鐘的談話進行了發揮。那一天午夜，恩格道爾在斯德哥爾摩的路上走着，用手機偶然查了一下郵箱，發現數百封憤怒的信件如潮水一般湧入。對他來説，這是始料未及的。後來，他在英國《衞報》發表了一個聲明。

確實，在託妮·莫里森於 1993 年獲得文學獎之後，美國作家再也沒有拿過該獎。很多美國人以此認為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和他們有隙。

“不過，文學這件事，是地區分佈不平衡的，它有時就像粉刺，愛在哪裏長就在哪裏長，你不能控制它。

愛爾蘭那麼小的一個國家，出了那麼多好作家。而並不是説美國很大，就一定有很多好作家。這個事情是沒有‘國際公正’可言的。

恩格道爾已經出任評委會委員15 年了，他看起來還很享受這份工作：“雖然大量閲讀會毀了你的夏天，特別是當同事向你推薦那些其實並不好讀的作品時，不過大多數時候，這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與其他評委會成員相比，恩格道爾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是唯一一個不寫詩的。其他人都有詩集面世，而他將自己定位為批評家，專攻浪漫主義文學。而且他居然還是一位舞蹈藝術的批評家，經常為瑞典的報紙撰寫舞蹈專欄。這也得益於他早年在俄羅斯經常觀看芭蕾舞的薰陶。他認為多元化是評委會的好事。不然，圈子和趣味就越來越窄了。

最近，他在潛心研究 18 世紀的瑞典外交官古斯塔夫·克魯茨（Gustav Creutz）的經歷。他發現，在巴黎，外交官被緊密地監視，而那些情報今天給他的研究提供了很多便利之處，“我幾乎能知道克魯茨每一天在幹什麼，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恩格道爾又回到那精力充沛的狀態，比畫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