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沒用美文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人們把處事做人的原則，以有用沒用的標準來加以劃分。

我遭遇這一原則是從高中開始的。面臨大學聯考，一切時間被要求有用化，任何與大學聯考無關的事情都被判為無用。哪怕是上廁所，也被要求最好能同時背誦幾個單詞。看小説是無用的，聽音樂看電視更是大逆不道。那時大家都曾制訂過個人作息表，像作戰計劃一樣，把一天的時間精確到分鐘，不管能否真正執行，先要在心理上形成高壓態勢。

今天，大學聯考於我已經過去三十年了，但當年的心靈陰影依舊未能散盡。三十年來，每當我任由內心慾望去自由放鬆的時候，就會有一個聲音跳出來警告：你在做沒用的事情，你在浪費時間，你又虛度了一天。弄得我誠惶誠恐，忐忑不安。

我經常會自責，怎麼沒有了當年大學聯考的勤奮？如果能把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像對待大學聯考一樣去努力，去嚴格要求自己，那將會取得怎樣的成就？甚至想，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像大學聯考考生一樣生活，那這個世界又有什麼事情辦不成？

今天冷靜下來，再想，一個人，如果三十年如一日，連上廁所的時間都不放過，時刻繃緊了神經，在努力，在進取，在做有用的事情，那他基本上就是一個神經病。如果全世界的人也如他一樣，那這個世界就會瘋狂，就將崩潰。

正常的生活，人絕大多數的時間是在做沒用的事情，也就是那些不產生直接成效，不製造直接產品的事情。比如睡覺，比如閒聊……

同樣，人在日常生活中交往的人，大多數也是“沒用”的人，他們不能為你帶來直接的利益，提供直接的服務。大家只是共同生活。

任何試圖打破這一規律的圖謀都是反動的。

前幾年，社會上興起的傳銷之風，就是試圖將天然的人際關係利益化，把周邊本來沒用的人用起來。結果是，朋友反目，親情撕裂，人心的綠洲開始變為荒漠。

這些年，社會被經濟大潮所裹挾，不但自然環境被功利化過度利用，人際關係、個人心態也日趨功利。

但人不僅僅是為了有用而活着，人與人同樣也不僅僅為了有用而往來。有用的奮鬥，是為了保障無用的舒坦，無用的自由與自在。

做有用的事情，過無用的生活。

漢朝初期，連年戰亂，各種物資都很缺乏，尤其是馬匹，據説連皇帝出門都湊不夠四匹顏色一樣的馬，讓家裏馬匹成羣的匈奴人笑話了好多年。

這天，有個人不知道從哪兒弄來一匹千里馬，神俊非凡。於是，他就把馬牽到了皇宮門口，想獻給漢文帝。

漢文帝聽説後，就帶着文武百官出來看馬。文武百官紛紛表示只有當今聖上才配得上這匹馬。在此起彼伏的馬屁聲中，漢文帝慢悠悠地説：“我騎馬出門的'時候，前面有儀仗隊，後面有護衞隊，一天最多走五十里路，我騎這樣的千里馬有什麼用呢？你們難道想讓我一個人在前面跑？”

漢文帝這番話一出，文武百官頓時安靜了下來。或許有人還會惋惜———畢竟是難得一見的千里馬啊！但現實是，東西再好你也用不上，又有什麼意義呢？漢文帝明白這個道理，後來的“文景之治”也就順理成章了。

一千年後，到了宋朝初期，同樣發生了一件事。

當時有個人得到了一面寶鏡，據説能照兩百里。有了寶貝，自然要把它利益最大化，這個人一合計，當今世上最有權力的人除了皇帝就是宰相呂蒙正，皇帝家裏什麼都有，也不會在乎這面鏡子，那就獻給呂大宰相吧。

呂蒙正出於好奇，就讓人把那人請了進來。那人一看有戲，忙把寶鏡雙手獻給呂大宰相。呂蒙正端着寶鏡看了半天，又把寶鏡還給了那人。

那人一愣，小心翼翼地問寶鏡怎麼樣，呂蒙正説：“好是好，不過我用不上啊！”

那人忙問為什麼，呂蒙正哈哈一笑，説：“我這張臉也就一個碟子大，哪兒用得了照兩百里的鏡子？”

那人還不甘心，又説：“就算用不上，擺在家裏也好啊！”呂蒙正淡淡一笑，説：“我從小身無餘財，現在當了官也是兩袖清風，讓我養成了只買用得上的東西的習慣，用不上的東西再好也跟我沒關係。”

幾十年後，同樣的事在另一位北宋名相王安石身上又演繹了一回。

那天，一個地方官神祕兮兮地走進王安石的辦公室，王安石正忙着批改公文。過了一會兒，硯台裏的墨幹了，王安石剛要去添點兒水，地方官突然湊過來，説：“大人工作這麼忙，還要給硯台添水，多麻煩，要是有一個硯台不用添水，哈一口氣就能自動出水，那該多方便！”

王安石笑道：“世上哪有這樣的硯台？”

地方官忙從兜裏掏出一塊硯台，説：“大人，這就是那方寶硯。”説完，張嘴哈了一下，果然從硯台裏慢慢滲出水來。

王安石出去從外面提了一桶水進來，問他：“你説這桶水值多少錢？”

地方官説：“一桶水能值幾個錢？”

王安石説：“就是啊，那個硯台就算能哈出一擔水來，又能值幾個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