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生活隨筆

走下火車，還沒來得及看一眼北京，就鑽進了與火車站連通的地鐵，地鐵呼嘯奔騰，停在了朝陽區的一個城中村，走出地鐵站，迎面是一片橘黃色的共享單車，低矮的瓦房經年累月，殘破不堪，我拿出相機，拍下眼前，同伴滿臉狐疑，我解釋：這是我第一眼的北京……真夠破的。

我拿着相機走了幾步，看到左邊路口處有身着制服的執法人員，其面前是正在拆遷的房屋，我看得發呆。同伴提醒我，把相機藏起來，我大夢初醒，趕緊照做。

我們騎着共享單車，按照路線在村子裏轉，有些三四層的矮樓被縱切了一刀，看上去像是打進天空的壁櫥，有的樓房窗户都被摘除了，裏面是黑的，黑不見底，遠遠望去，就像被挖去了眼球的眼睛。經過一排棚户區，我檢查了四下沒有執法人員，拜託了同伴幫我望風，走了進去。那是一片歷經兵荒馬亂的戰場，滿地的玻璃渣中夾雜着煙蒂和破碎的牆體，櫥櫃橫屍在地，表皮外翻的沙發上的舊衣服大概是塞不下了吧，在這片混亂中，只有牆掛的尚乾淨的鏡子和整齊擺放在牀上的一雙帆布鞋仍然強調着秩序。你大概能想象戰士們離開的時候是怎樣的丟盔卸甲。

我愣在原地，同伴緊張地説，來人了。我扯了一下大衣，把相機裹緊，強裝淡定走了出去，騎上車，到了另一條路上，看到被拆的印刷商店，再次掏出相機。剛要離開，胳膊卻被人揪住，我抬起頭，這人差不多一米八的大個兒，身體被厚實的藏藍色制服包裹，鼓鼓囊囊，寬寬廣廣，一臉正氣，像堵城牆。而我畏畏縮縮，跟個賊差不多。

“幹嘛呢你?” 對方一口乾脆的京腔，我來不及回味這口京腔的地道，心裏飛過了好幾條彈幕：完了，會被抓小黑屋吧?興許沒事兒，抓了應該也就是教育一頓……完了，相機肯定要被檢查了，裏頭的照片夠被沒收好幾回了，好幾千塊錢我得疼死，完了完了完了。

正當彈幕飛着的時候，七八堵藏藍色的牆一起圍了過來，我手心抓着相機微微出汗，他盯着我，又問了一遍：“你記者吧?”“我不是記者，我是學生，我過來是寫作業的。” 我從來都沒在人前這麼牴觸過記者的身份，不過這不重要，重要的是當時説完這句話我就絕望了，誰家學生跑城中村來寫作業呢?

為了補救，我又加了一句：“要看我學生證嗎?”他點點頭。我把學生證從大衣口袋裏掏出來，手有點抖，學生證摔到了地上。他撿起粘着白色建築灰塵的學生證，緊盯着印章處，五個紅章，簡簡單單，他看得很用力，似乎把這章刻到他的眼睛裏，讓我鬆了一口氣的一點是，他略過了學校信息，就把證給我了。此時，其他的.牆還在盯着我，我想了想，我長得雖然夠不上傾國傾城，也算是有點人畜無害的祥和，要是裝裝可憐説不定能行。於是，我做作地癟了癟嘴，又刻意皺了眉頭，“假裝”很害怕。現在想起來，我根本就用不着假裝。

第一站，平安度過，拍了一堆照片，由於執法人員太過密集，沒有采訪。

望向窗外，車輛一輛挨着一輛，如行雲流水，熙熙攘攘的人羣停靠在斑馬線兩側，因為是紅燈，她們停下了腳步。

生活節奏很快，以至於我們要乘坐清晨最早的車上班，要擠坐傍晚最後一班車回家。回家的末班車，耳機裏循環的經典歌，已經成了我一天的末尾。街道上炫彩的霓虹隨着車輪開始了它的工作，而車窗上不知何時已塗上一層霧，便伸出手在上面寫了一個"power"，透過字母依稀可以看見窗外的繁華，豐富多彩的商店招牌此時更加顯眼，俗話説:'文章標題具有畫龍點睛的作用'，幾個醒目的大字便可以讓這家店的生意火起來，此時最火的就是這家咖啡店，一杯熱抹茶，一塊提拉米蘇便足以為一天忙碌的生活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

我們每天都在和時間賽跑。清晨我們和鳥兒為鄰，黑夜我們和星星攜手。

我下了車，打了一個哆嗦，無意間望了一下天，今晚的月亮比往日亮，星星也比平日裏多了幾顆，而中間那顆最大最亮的它在向我揮手

第二天的時間都在北部的昌平區度過了，那片早就已經完成撤退，只剩下空蕩蕩的房子。我們在兩個村晃悠了一天，所獲不多，準備去皮村。皮-村距離我們的出發點有五十多公里，換乘了兩次地鐵和兩次公交，三個小時之後，我們到達了目的地，那時已經是晚上八點，距離我們上一頓飯已經有十個小時。我們三個人飽餐了一頓徽菜，相當滿足。

在皮-村，我遇見了我報道的主人公們，許康安和程平，當然，都是化名。

許康安的絕望異常平靜，平靜得看不出他是這場清退行動中的犧牲者，看不出他家裏還有三個孩子兩個在上學，看不出他的妻子罹患尿毒症，看不出他老家的工作還沒有找到。他告訴我：“我們d-端-r口沒有希望。”這四個字本來是我和朋友的自嘲語，然而當所謂“d-端-r口”真地從它所指羣體的嘴裏説出來，那一瞬間就像鉛灌進了胸口。如果仔細看，許康安的臉上甚至是帶着笑的，那種笑如果你不曾見過，就永遠都不會知道，“沒有希望”的人原來是這樣笑的，那笑在憤怒中摸爬滾打，在無奈中顛沛流離，被痛苦淘洗，被悲傷晾曬，嘴角輕輕扯出弧線，眼睛像深秋大雨將至，清冷有風，微微潮濕。笑的底色，原來可以這麼絕望。

許康安問我，這個北京，到底是他們北京人的北京，還是我們中國人的北京?

我啞然。

程平正在搬傢俱，他對我的記錄和採訪有些不屑，他説，小姑娘，你別問了，問了你也不會登出來，登出來能怎麼樣?能改變什麼?這些啊，不是咱們能左右的事兒。

程平憤怒，他不停重複，北京欠我們外地人一個公道。程平是結構加固工人，人民大會堂，人民紀念碑的加固工作據説有他的一份。要搬走，他還有點幸災樂禍的邪惡，他説，等我們走了，你就等着看看北京的物價能漲成啥樣。

貨車打包好，程平坐上了副駕駛，此時，飛機從我的頭頂上飛過，巨大的轟鳴彷彿在為這最後的撤退奏響浩蕩的背景音，像默片的片段節選。

我沒有看到許康安的離開，因為德國記者在我們後面緊接着也作了採訪。但是從許康安的朋友圈看來，德國記者為他叫了去火車站的出租車，他覺得很温暖，還專門發了朋友圈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