謙謙君子巍巍學人

人生能夠遇到一個賞識自己的老師，將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下文的作者，就是這樣幸運的一個人。

乙未歲杪，一個寒冷的週末，學校的同事們一起在居酒屋聚飲。席間，偶然打開手機，微信中傳達的消息讓我震驚：傅璇琮先生於2016年1月23日下午3時去世。頓時，像室外的天空一樣，心開始飄雨，酒食無味，強忍鎮靜。飯後歸宅，一進家門，跟內人説了句“傅老師去世了”，便淚如泉湧，欲抑而不能。

年近花甲，常有學界的師友與世長辭的訊息傳來，聞訊固然悲慼，但更多的是對學術星殞的痛惜。有如得知傅先生去世這樣淚崩的，除了父母離世，我還不曾有過。對古人説的“如喪考妣”，我已經超出了對字面文義的理解，成為真真切切的個人體驗。人生在世，我想除了父母家人至愛親朋，聞訊一個人的辭世，能夠如此悲痛的，大概不多。

　　一、在中華書局與傅老師結緣

我一直稱呼傅先生為傅老師。我與傅老師結緣在中華，相識卻是在進入中華之前。1981年，進入大四的我開始實習。北大古典文獻專業，原本就是為中華書局培養編輯而創設，因此包括我在內，幾個不打算繼續考研的同學，便到了中華實習。學未了，身先入，從實習開始，我就成了中華人。大學幾年，一直跟我們走得很近的白化文先生，十分熱心地把另一位實習的同學推薦給時任文學編輯室主任的程毅中先生，而把我則推薦給了時任古代史編輯室主任的傅璇琮先生。兩位先生都是白先生在50年代的北大同學，白先生囑託兩位先生帶我們。我既沒有讀過碩士，更沒有讀過博士，博士學位還是赴日之後以出版的日文著作獲得的。因此我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導師。在最近出版的文集跋語中，我這樣寫道：“擁有博士學位，卻無特定導師。雖無宗無派，卻得千手千眼執導，這更是我的幸運。”這是實話。至少中華十年，我得到了楊伯峻、李侃、趙守儼、程毅中、王文錦、張忱石等眾多先生的親灸言教。而傅璇琮先生則是被指定帶我的名副其實的老師。因此也可以説是我學術生涯中唯一的真正意義上的老師。儘管沒有舉行過傳統的拜師儀式，但我認定傅先生就是我的老師，因此一直叫傅老師。

自從1981年3月的一個下午，到中華拜訪過之後，中華十年，傅老師是在學術上對我教誨最多的老師。學術前輩獎掖後進的風範，我在傅老師那裏也領略的最多。

我的大學畢業論文是整理點校宋人筆記《鶴林玉露》，這就是出自傅老師的提議。點校稿傅老師和白化文先生都悉心審閲過。我寫的.關於《鶴林玉露》作者羅大經的生平考證文章，傅老師也逐句改訂，並寫下批語説“為文跳脱可喜”，讓我受到很大鼓勵。1983年，點校本《鶴林玉露》出版後，語文大家呂淑湘先生讀到其中有幾處標點不妥，跟傅老師提及之後，傅老師專門安排我去呂先生家裏，具體徵求意見。我清楚傅老師為我創造機會接受學術大家教誨的良苦用心。

正式進入中華之後，傅老師安排我編輯雜誌《學林漫錄》，從大量的學術掌故中，也使我不僅獲得了學術史的知識，還在無形之中接受了學術薰陶。無論是編輯工作，還是學術研究，我的一點小小的成就，都會得到傅老師的極大勉勵。我摘取白居易詩“閒徵雅令窮經史，醉聽清吟勝管絃”，以“醉聽清吟勝管絃”為題，在當時的《聯合書訊》中發表了一篇介紹新刊《學林漫錄》的文章。傅老師讀到後，喜悦勉勵的情形，至今猶在目前。

安排審閲書稿，也備見傅老師培養後學的心思。剛到中華不久，傅老師便安排擔任黃仁宇先生《萬曆十五年》的責任編輯。通過詳細閲讀書稿，與作者往復聯繫，讓我又在無形之中開闊了學術視野，領略了與通常的範式迥異的學術風格，對我後來的學術寫作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在中華的那些年，是我的學術旺盛期。不僅在工作之餘，常往當時位於王府井中華書局斜對面的科學院圖書館鑽，晚上也常常不回宿舍，以一張摺疊牀住在辦公室，週六週日幾乎是長在中華。因為年長的傅老師也常常在週六週日在中華的辦公室工作、寫作。在傅老師的激勵下，那些年的努力，奠定了我的學術基礎。在中華的日子裏，常常得到傅老師以親身學術經歷的指教。傅老師曾告訴我説，任何大家都經不住查。這句話我至今難忘，還常常轉述給學生。因為這一句簡單的話語，不僅教導我要謹慎地對待學術，還讓我樹立了學術自信。

　　二、傅老師是學者型編輯楷模

1980年代的中華，楊伯峻、周振甫等老一輩學者還在，尚存傳統遺風，學術氣氛很濃。儼然是一所學術中心，具有着學術向心力，作為編輯，接待作者，可謂是“往來無白丁”，如今令學子景仰的一流學術先輩，當時都曾謀面。編輯在為人做嫁的同時，大多都立志成為學者。傅老師在這方面也對年輕人多加鼓勵，有學術會議，儘量派出參與。記得當時參加各種學術會議，我都是提交論文，並不僅僅作為出版社的編輯，而是以研究者的身份參加。做學者型編輯，當時傅老師就是我的楷模。時移世變，傅老師的謝世，學者型編輯漸成絕響，此亦令人唏噓，為學術悲，為高質量的學術出版惜。“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寄語當道者，為學術繁榮，為文化傳承，在有餘裕的前提下，多做一些“無用功”，培養一些學者型編輯，讓傅老師這樣的一代學人後繼有人。

在唐代文史研究領域，傅老師成就斐然，從80年代初始，以《唐代詩人叢考》震驚學界，嗣後，《李德裕年譜》、《唐代科舉與文學》、《唐詩論學叢稿》、《唐人選唐詩新編》等著作陸續面世，洵為一代大家。然而，傅老師並非獨自埋頭向學，而是對中國古代文史有着宏觀的通盤思考，視野十分開闊，向下延伸，對宋代文史也給予了相當的關注。這從傅老師主張、主持編纂《全宋詩》便可見一斑。摯友龔延明教授多次向我講述過傅老師鼓勵他編纂《宋登科記考》的往事。幾年前問世的《宋登科記考》，署有傅老師主編，可見傅老師一定是傾注了極大的精力。《宋登科記考》直接奠定了後來龔延明教授的十巨冊《宋代登科總錄》，其間傅老師的創意開拓之功至偉。

作為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祕書長，作為中華書局總編輯，傅老師在制定長遠的古籍整理規劃，為大量的古籍整理精品的出版，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今天中華書局的學術出版鉅子的地位，正是由於傅老師這樣一代學人出版家的承前啟後而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