殭屍企業調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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殭屍企業調研報告1
據瞭解，當前鋼鐵、煤炭、有色等行業產能過剩矛盾進一步加劇，一些企業完全淪為靠借債維持生存的“殭屍企業”，而部分困難企業“猶抱琵琶半遮面”，不願上報真實情況，甚至刻意隱瞞財務狀況，背後隱藏的風險不容忽視。“殭屍企業”是中央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心頭之患。“國資委副主任張表示，”殭屍企業“對於中央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提質增效是一個比較大的障礙，也是企業減利的最大出血點，處理”殭屍企業已經提到議事日程。
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王絳表示，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曾提出，要落實財税支持、不良資產處置、失業人員再就業和生活保障以及專項獎補等政策。這些相關配套政策也有利於清退殭屍企業，為殭屍企業提供善後之路。業內認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務之急是化解一些行業嚴重的過剩產能，以“託底+改革”有效釋放風險，通過“斷臂求生”實現新舊動能轉換。
何為“殭屍企業”，其緣何而成?
所謂“殭屍企業”，是指已停產、半停產、連年虧損、資不抵債，主要靠政府補貼和銀行續貸維持經營的企業，工信部副部長馮飛説。(新華社)
中國企業聯合會副研究員馮立果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殭屍企業”形成的原因既有體制性因素，也有行業週期輪迴的影響。其中，行業週期成因主要是因為隨着國內外經濟放緩，使得市場需求逐步減弱，進而加劇了行業內的產能過剩。但是，由於銀行貸款、地方政府扶持以及考慮職工再就業等問題使得這類企業很難從市場中真正退出來，長此以往，“殭屍企業”數量就越來越多。
原攀鋼集團董事、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周家琮把“殭屍企業”的來源分為四類：
歷史類
即計劃經濟和戰備經濟的遺產，也是今日中國經濟的歷史路徑依賴。
在計劃經濟、戰備經濟時期興建的許多企業，並非按市場經濟要求配置資源，潛藏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淪為殭屍的基因。正如吳先生所曾指出，許多企業從投產之日起，就不具備市場經濟下的競爭能力。企業佈局備戰優先，靠山分散、遠離市場交通不便，資源配置不計成本、自辦社會一應俱全。有些企業是領導人或計劃部門拍腦袋或算“政治賬”的產物，並無經濟性可言。計劃經濟時代都吃大鍋飯，無憂破產、更不會出現殭屍企業。
然而在後來市場經濟大潮衝擊下，這些企業除少數成功轉型或搬遷外，大部分先天不足被市場淘汰，這也是上世紀末國企大量關閉的原因之一。
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或因尚未完全擺脱短缺經濟的賣方市場;或因經濟過熱需求旺盛、競爭力不行的企業也有生存空間;或因政府優惠和救助;或因市場經濟初期容易尋租野蠻生長;各種環境條件的的掩護，使部分上述企業得以倖存。不過一旦經濟下行、環境變化，這些企業內部非市場的劣勢基因頓成顯性、各種問題陸續暴露，最後終於陷入困境。
躍進類
即經濟過熱催生產能過剩的惡果，也是今日殭屍企業最主要的成因。
目前殭屍企業多屬產能過剩行業，而產能過剩的原因，一是片面追求高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的發展模式。高投資形成對鋼鐵、水泥等投資品的旺盛需求，刺激這些產業的盲目擴張，在高投資終於難以為繼時，必然出現嚴重產能過剩。二是在GDP至上和土地財政推動下，房地產業的畸形增長，拉動了相關產業的產能擴張。三是國有企業改革滯後、不是以效益而是以規模作為發展目標，在“做大”的衝動下盲目擴張。四是各級政府以政治壓力、行政指令和政策鼓勵推動治下的企業投資建廠、大幹快上。加上狂熱的招商引資，不但導致傳統行業產能過剩，一些所謂“新興產業”產能也惡性膨脹。高增長製造了各種能把豬吹上天的“風口”，企業不論良莠皆風光一時，產業轉型升級、管理和技術創新多淪為口號、乏人問津。然“飄風不終朝”，一旦狂風不再，劣質企業頓時現出原形。
外因類
即經營環境的劇烈變化使企業難以招架。
近年中國企業飽受經營環境大起大落的衝擊;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復甦乏力，出口需求難有起色;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暴跌，對國內相關產業競爭力衝擊尤甚;勞動力、土地、環保、匯率、物流等各種要素成本顯著上升，或由過去的被人為壓低逐步市場化，以上外部條件變化多方位推高了企業成本;許多企業本來成長過快、虛胖的身體並不健康，寒冬來臨越冬困難不免被凍僵。
泡沫類
尤其是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泡沫，也是一批企業淪為殭屍的根源。
毋庸諱言，中國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曾經熱衷投機炒作、泡沫相當嚴重，一些企業禁不住其巧取豪奪、一夜暴富的示範和誘惑，盲目跟風希圖牟取暴利。一旦投機失敗或泡沫破裂，就可能把企業拖入深淵。另一方面，泡沫行業汲取了大量經濟資源，其對製造業的擠壓和衝擊，雖貌似無形、卻十分深刻和長遠，也是製造業普遍艱難的深層次原因。
“殭屍企業”：防銀行斷貸財務造假
記者調研發現，去年以來，我國煤炭、鋼鐵等行業產能過剩矛盾進一步加劇，一些企業完全淪為靠借債維持生存的“殭屍企業”。
產能嚴重過剩的煤炭行業遭遇斷崖式的價格下跌後，出現了全行業虧損。記者在煤炭大省山西調研瞭解到，從20xx年7月起，山西煤炭行業出現連續虧損。根據有關統計，去年前三季度，山西煤炭企業虧損70多億元。
山西省鋼鐵行業協會提供的信息顯示，當前山西絕大多數鋼鐵企業處於虧損和嚴重虧損狀態，20多家重點企業已有7家全面停產，其餘企業大多處於限產運行的“失血性”生產之中，部分企業負債率過高，連續多年虧損。
除煤炭、鋼鐵、有色等重化工行業外，造船等領域的產能過剩也還沒有完全消化。20xx年以來，我國已有多家造船企業破產。南通中遠船務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莊建軍對記者表示，現在船企倒閉得很多，尤其是民營船廠，造船能力過剩的問題十分突出，預計將有約40%的船企會被淘汰。
分析人士表示，“殭屍企業”不僅經濟效益較差，且佔用大量的土地、資本、能源、勞動力等優質資源，資源配置效率很低，進而造成了嚴重的資源浪費。從另一角度來説，由於殭屍企業往往揹負大量負債，有時還會涉及到民間借貸，關係到當地眾多企業的資金鍊安全。而且，一些銀行為了避免企業破產、呆賬變壞賬，不得不續貸。如果處置不及時，還將導致銀行不良資產的持續增加。
越是產能過剩的困難行業，資金越成為稀缺資源。記者調研發現，產能嚴重過剩行業受資金鍊緊張影響，財務成本大幅上升，由於擔心銀行斷貸、抽貸，不少經營困難企業“猶抱琵琶半遮面”，不願上報真實情況，甚至刻意隱瞞財務狀況，形成“不確定性”風險。
為了防止銀行斷貸造成資金鍊斷裂，在煤炭、鋼鐵等行業，財務作假的現象普遍存在。全國工商聯冶金企業商會原名譽會長趙喜子説，70家國有鋼鐵企業中，僅有10家左右是略有盈利，其餘全部是虧損，可不少鋼鐵企業的財務報表顯示的卻是“盈利”。“比如一家鋼鐵企業報表顯示盈利20億元，結果我們調查發現，這些錢是通過賣資產得來的，企業把這筆收入‘做’成了‘盈利’。”
“煤炭企業還有三五年的困難日子，很多企業可能挺不過今年。”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大型煤炭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企業去年報表上顯示盈利5000萬元，其實是做的‘假賬’，實際上虧損10億元以上，為了防止銀行抽貸，把以前節餘的資金做到賬裏去了。”
中部某省一家大型鋼鐵企業負責人説，以前企業一年期以上貸款佔60%，現在只佔5%至6%，而且利率還上浮了20%至30%。“現在企業資產負債率超過80%，主要靠銀行貸款維持運轉，如果有一筆銀行貸款發不下來，公司就可能出現資金鍊斷裂。”
“很多企業不願意被上報，估計‘殭屍企業’的實際數量可能數倍於上報的數量，這些企業主要集中在煤炭、有色等行業。”某地級市經信委行業管理科負責人介紹稱。
據趙喜子介紹，當前我國鋼鐵行業銀行負債1.3萬億元，還有2萬億元非銀行負債，在鋼鐵行業去產能過程中，這些負債極易形成債務風險。“尤其是民間借貸，債務信息不明，三角債、多角債充斥其中，對於這類不確定的風險，需引起高度關注。”
僵而不退原因多面
記者調研發現，在煤炭、鋼鐵等產能嚴重過剩行業，存在大量虧損企業、“殭屍企業”，這些企業為了生存不惜惡性競爭，降價銷售，陷入“生產越多、虧損越多”的惡性循環。
“鋼材只要生產出來還是能賣得出去，只是價格太低，虧本賺吆喝”。一大型鋼鐵集團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20xx年我國鋼材出口達到1.1億噸以上，同比增長20%以上，這説明鋼材的市場需求依然很大。
一些煤炭大省甚至存在“越虧損越超採”的怪現象，一些企業負責人反映，不論開採與否，礦井的維護成本都是“剛性”的，為了“攤薄”這些成本，維持現金流，一些企業就儘可能多開採。越是大企業、現代化水平高的企業，超採情況越嚴重，有的煤礦實際產能比設計產能多出好幾倍。
這種反常超採，不僅進一步加劇了煤炭市場下行壓力，還導致資源浪費。
從記者調研瞭解到的情況看，“殭屍企業”之所以不願退出，主要是還沒被逼到絕境，產品還有一定市場空間，資金鍊還沒有斷裂，有的國有企業甚至還能從銀行獲得貸款，有的企業欠薪欠税欠材料費，僵而不死。此外，銀行債務風險、就業壓力、財政税收等因素，都制約着“殭屍企業”的退出，無論是企業本身，還是地方政府、銀行，都想再扛一段時間，“不願意自己先死”。
受訪人士普遍認為，只有果斷處置“殭屍企業”，才能讓產能過剩行業正常發展，但在處置“殭屍企業”過程中，必須釐清政府與市場的界限。政府應着力化解“市場失靈”類過剩矛盾，把握好時機節點，避免行政過度干預、“出力不討好”。
工信部產業政策司相關負責人認為，產能過剩是市場經濟的常態，但當前我國一些行業出現的嚴重產能過剩，單靠市場已經無力化解，因此要分析哪些行業過剩是市場形成的，哪些行業的產能過剩是非市場因素形成的，對“市場失靈”類過剩，政府要出台措施着力化解。
清退“殭屍企業”刻不容緩
殭屍企業佔用寶貴的實物資源、信貸資源，侵蝕有限的市場空間，是阻礙企業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病毒。中央高度重視殭屍企業處置問題，提出“資產重組、產權轉讓、關閉破產”是清理處置殭屍企業的主要路徑;“重組救活為主、破產退出為輔”是處置殭屍企業的基本方針。
然而，雖然近來清理殭屍企業的鼓聲如雷鳴般轟響，但有些地方卻很“冷靜”，仍是按兵不動。
有的説，“事情太複雜，先看看，等一等，別給自己惹麻煩”;有的説，“不是不想清理殭屍企業，而是拿不準，怕被指責國資流失”;也有的怕得罪人，落個敗家子的.壞名聲，特別企業負責人中相當一批臨近退休的，有硬拖到底的想法，把清理殭屍企業的難題留給下一屆。
這些問題，可能既有自下而上自發性和自上而下主動性不足的主觀層面的問題，也有為上者“敦促”相關部門推進改革的手段匱乏和為下者利用羣眾熱情借勢推進改革的能力不足的客觀層面的問題，還有操作上困難的問題。
接下來要着力解決的是如何讓頂層設計與企業自發形成合力，這既需要給地方政府和社會的首創性留出足夠的空間和彈性，更需要一俟時機成熟，頂層應有排除阻力、鋭意革新的決心和能力，有化阻力為動力的神奇力量。
完善政策“去產能”以“託底+改革”有效釋放風險
專家認為，產能過剩問題在發達國家已有處置先例，我國需結合自身實際，探索中國特色的去產能路徑，妥善化解產能過剩矛盾。
首先，完善“託底”政策，引導“殭屍企業”有效退出。記者調研發現，不同類型“殭屍企業”退出時的風險點各有不同，國有企業集中在職工下崗失業帶來的社會風險，而民營企業更多是資金鍊斷裂帶來的金融風險。針對這些風險特點，各級政府需提前制定好“託底”預案。“比如在債務清算方面，政府要通過法律程序優先確保30萬元以下的債權人利益，將企業退出帶來的社會風險要儘量降低。”河北省冶金行業協會副會長宋繼軍説。
其次，健全配套政策，制定可操作性強的實施細則。基層幹部反映，一些化解產能過剩的文件由於缺乏操作細則，在地方落實效果欠佳。例如國家雖然鼓勵企業兼併重組，但在審批、税收、土地轉讓等方面都缺乏明確政策，給基層操作帶來很大困難。“兼併重組是化解產能過剩的重要途徑，可審批時間長、交易成本高，我們感覺企業沒什麼積極性。”浙江省經信部門一位幹部説。一些企業負責人也表示，希望在税收、土地、資金等方面出台“含金量”高的政策。
再次，抓住“窗口期”推進改革，從源頭上破解產能過剩癥結。從調研情況看，當前產能過剩矛盾在國有企業表現得更為突出。一些國企負責人反映，國有企業因其體質機制原因，效益普遍不如民營企業，當前經濟下行、企業困難正是推進國企改革的“窗口期”，希望政府能夠加速國企改革，從體制機制上破解產能過剩難題。
殭屍企業調研報告2
3月25日下午，《改革內參》“殭屍企業治理之道”內部研討會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誌社大會議室召開。本次研討會由我國經濟學家何帆教授擔任主報告人。研討會邀請了中央財經大學公共財政研究院王雍君院長，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周放生副會長，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都陽教授，上海鋼聯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高波，國家統計局就業大數據小組組長李志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陶然等學者擔任點評和發言嘉賓。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誌社總編輯史克毅、編輯部主任劉學軍、調研部主任賈存鬥、財新智庫宏觀經濟研究員朱鶴、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樊軼俠、上海鋼煉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任竹倩，以及來自中央財經大學、民生銀行等相關研究機構的學者共同參與研討。
何帆教授研究團隊的主報告《中國殭屍企業：現狀、成因及政策建議》是在長期跟蹤、研究殭屍企業，多次深入企業進行調研的基礎上編寫而成。報告提出處置殭屍企業不能緊靠企業自身之力，需要銀行、政府和企業之間相互配合，共同發力，形成“企業自救、銀行輔助、政府託底”的分工格局，這是成功處置殭屍企業的重要保障。何帆教授認為在經濟低迷的時期去產能以及解決殭屍企業，難度會比我們想象的要大。去產能的主體是市場而非政府，但現在是政府在主導去產能，比如讓各省拿出一個去殭屍企業的數量名單，這種方法有可能會導致激勵機制的扭曲。從國際經驗來看，真正解決問題的是企業本身，政府要做的是在配套政策上去支持，在社會政策上要託底。
王雍君院長從財政治理的的角度來剖析殭屍企業，認為討論殭屍企業的對策必須關切五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殭屍企業的制定標準，二是殭屍企業應該正確分類，三是財政壓力和可承受性的'測試，四是政府的職能邊界，五是財政支持的方式。
都陽教授和李志龍博士均從就業角度來分析殭屍企業的治理。都教授認為如果把去產能過程中的就業問題判斷成很嚴重，會阻礙這個進程的推進。應採取保護工人，不保護崗位的原則來解決就業問題。李博士認為去產能帶來的衝擊可能不是那麼大，保就業，可能還是要把目光放的更寬一點。對員工的安置問題，他認為有兩點值得關注：一是分享經濟可能是下一個淘寶式的就業發動機;二是健全面向城鄉全體勞動者的職業培訓制度，更加有針對性的做好失業人員的職業培訓。
高波總經理建議由國家部委牽頭成立高級別巡視組，摸清現有殭屍企業和即將成為殭屍企業的數量及產能，立即停止求助、補貼及銀行貸款，對各類鋼鐵企業壓縮產能的獎補一視同仁，優先解決從業人員分流及安置問題。
陶然教授認為去產能的過程中有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就是怎樣實現真正的國退民進，而現在的很多做法是國進民退，包括壓產能，把民營壓掉，保國企。
樊軼俠研究員提出去產能的目標，不能全國性的劃一個槓桿，總體的思路是央企一套指標，地方按照自己的大致標準，給一定的自主權。政府要提供間接的去產能補助。除了直接的補貼，還有融資支持，在税收優惠方面更能體現間接的支持。
殭屍企業調研報告3
20xx年2月24日至25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浙江杭州召開全國部分法院依法處置殭屍企業調研及工作座談會。座談會上，二級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杜萬華介紹了下一步人民法院開展破產案件審理、依法處置殭屍企業的六項重點工作。
一、建立企業清算與破產審判庭。近年來，普通民事商事訴訟案件數量激增，人民法院整體上面臨案多人少困境。很多法院都將有限的審判力量全部投入到普通案件審判中，未建立專門的破產審判組織。所以在破產工作中就形成了由於沒有專門的審判組織，所以法院不願或不會處理破產案件;由於不處理破產案件，就更不需要專門的破產審判組織的不良循環。這種局面十分不利於開展殭屍企業司法處置工作。截至目前，只有廣東深圳中院、浙江温州中院等少數地方法院成立了專門的企業清算與破產審判庭。實踐證明，設立專門審判庭的法院，處理企業清算和破產事務的積極性高、效果好。專門審判庭是企業清算和破產審判工作專業化、常態化的重要保障，也有助於破產審判隊伍的專業化建設。
中央高度重視人民法院企業清算與破產審判庭建設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根據中央要求加緊研究制定有關方案，並將與中央編辦協調推動這項工作。這次會議結束後，各高級人民法院要切實擔負起職責，監督指導轄區內中級人民法院立即開展相關工作。各中級人民法院要儘快行動起來，結合本地實際情況啟動企業清算與破產審判庭建設工作。省會城市、較大的市和經濟較發達城市的中級人民法院，要率先將建立企業清算與破產審判庭作為重點專項工作，立即協調地方編辦先行先試、探索經驗;在地方編辦未審批之前，要調劑使用現有編制，先把專門的清算與破產審判庭成立起來，立即開展工作，不能因審批而耽誤工作。
從目前開展企業清算與破產案件審判工作的需要看，企業清算與破產審判庭應承擔以下11項職能：1.企業破產和企業強制清算案件的立案;2.審理企業破產案件、企業強制清算案件;3.依法處理企業破產案件、企業強制清算案件的善後事宜;4.負責企業破產案件、企業強制清算案件審判工作的有關調研;5.對下級法院企業破產案件和企業強制清算案件審判工作進行業務指導;6.企業破產案件審理法院之間的協調，與政府有關部門的協調;7.破產管理人的管理和培訓;8.高級人民法院對本轄區內下級法院破產審判工作進行監督指導;9.最高人民法院對有關司法解釋的制定與貫徹實施;10.最高人民法院對全國企業破產大要案審理的監督指導;11.破產檔案的管理。上述11項職能是否科學全面，可以做進一步研究探討。
在建立專業化審判機構過程中，人民法院要同步推進破產審判法官隊伍和司法輔助人員的專業化建設。已有專門破產審判法官的法院，要加強對在任法官和司法輔助人員的培訓，進一步提升法官和司法輔助人員的業務素質;要將紀律意識強、業務素質好、綜合能力強的同志配備到破產審判崗位，實現破產審判新生力量補充常態化;要結合破產審判工作特點，做好傳幫帶工作，組建成熟的破產審判團隊，切實避免一人離崗、工作皆停的情形。目前尚無破產審判法官和司法輔助人員的法院，要加緊發掘、培養專門人才，確保專門審判人員及時到位。同時，在當前司法改革推進法官員額制過程中，各地人民法院必須將專門審判庭作為一項內容特別考慮，要在各方面為下一步工作預留空間。各高級人民法院要將當地專門審判庭、破產審判法官和司法輔助人員專業隊伍建設情況，在今年8月1日前報告最高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清算與破產審判庭建立後，企業清算、破產案件的管轄會相應發生變化，對此，最高人民法院已着手研究，並將適時予以明確。
二、做好執行程序轉入破產程序工作。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513條至515條規定了執行程序轉入破產程序的原則，解決了法院內部執行轉破產的程序啟動問題，拓寬了破產案件受理渠道。對上述司法解釋的規定，重慶、深圳、温州等地部分中級法院已開始積極貫徹落實。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制定執行程序轉入破產程序的具體規定。當前，在適用上述規則時需注意以下四個問題：
一是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執行信息平台和信息資源，及時發現、整合分散在不同法院的針對同一殭屍企業的多起執行案件信息。執行法院及其上級法院要依法盡力創造集中管轄、集中執行等有利條件，促進殭屍企業及時、順暢轉入破產程序。
二是判斷當事人同意移送破產的時間點，既可以是執行不能時，也可以是當事人申請執行時。同時，不僅要考慮債權人的同意，也要關注債務人的.申請，尤其要充分考慮債務人對企業重整的申請。在同意的形式上，應採取書面形式。
三是要注意克服地方保護主義。執行法院對依法應當移送破產的執行案件要及時移送，不得故意拖延。破產法院要克服對破產案件的畏難情緒，應當依法受理的破產案件要及時受理，切實避免在受理破產案件上踢皮球。
四是執行法院將案件移送破產時，應當中止執行程序。企業破產法第19條已對此作了明確規定，企業破產法司法解釋(二)也作了規定。但是司法實踐中還有相當一些地方法院未嚴格遵守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在破產程序啟動後繼續對被執行人進行執行和保全。這種情況要堅決予以禁止，嚴格依法辦事。
三、加強破產管理人隊伍指導和管理。破產管理人隊伍素質直接決定着企業破產工作的質效。人民法院要加強破產管理人隊伍指導和管理，提升破產管理人隊伍素質。破產管理人隊伍建設既要嚴格依法也要解放思想，要在現有基礎上加大對適應企業重整需要的破產管理人才的吸收，把破產重整的需要作為主要的考量因素，充分發揮企業家、經營者、管理者，乃至科技工作人員的作用，不斷加大破產管理人工作程序規範化建設。當前，應當做好以下三項工作：
一是要強化破產管理人隊伍人才的積聚。人民法院要引導擔任破產管理人的傳統中介機構吸收擅長企業管理、熟悉科學技術的專門人才，確保對企業破產重整、破產清算能作出準確有效評估。同時，對破產管理人如何管理，各地法院可以以有利於工作開展為原則積極進行探索。
二是要試行破產管理人分級管理制度。破產案件個案之間差異較大。上市公司等大型企業和金融機構破產的專業性、技術性較強，事務繁重，而有的小微企業破產則相對簡單。從近年破產審判實踐情況看，對管理人分級管理，針對不同類型的破產案件從不同級別、資質的管理人名冊中指定管理人，既有利於確保破產案件質量的提高和破產程序順利進行，又有利於管理人隊伍的發展壯大和整體素質提升。管理人的分級管理應是當前人民法院在破產管理人管理方面的工作重點。
三是要試行管理人的淘汰、增補和升降級制度。從多數地區情況看，管理人名冊自20xx年建立後就一直未發生變化，既未增加一些符合條件並具有一定破產管理水平的中介機構入冊，也未對一些不符合條件的管理人予以除名。這種狀況應當根據實際情況作出改變。尤其是在實行管理人分級管理之後，要根據業績和水平採取管理人的增補、除名、升降級措施。
四、建立破產費用專項資金。很多殭屍企業停工停產多年，因無力支付破產費用而無法進入破產程序。破產費用中的訴訟費部分雖可減免，但律師等破產管理人的報酬部分應當支付。目前，務必要克服殭屍企業因無力支付破產費用而無法進入破產程序的問題。建議財政部門撥出資金建立破產費用專項資金。人民法院要抓住機遇，積極爭取財政部門支持，補充企業破產案件中的破產費用缺口，要保證管理人能夠按勞取酬，激發破產管理人工作積極性。已經建立破產費用專項資金的人民法院，要依法依規妥善利用專項資金，做到專款專用。要在使用破產費用專項資金的過程中及時總結經驗，做好開源節流，適時推動建立政府的財政援助的常規機制，同時逐步探索企業正常經營中自行提取破產費用資金等措施。
五、慎重適用重整計劃強制批准權。在處置殭屍企業過程中，相當一批企業會採取破產重整方式實現提質增效。在制定重整計劃草案時，應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由重整中的市場參與者協商和談判，最終重整計劃力求由當事人表決通過。殭屍企業重整一般應包括債務重組和營業整合兩方面內容。如果殭屍企業重整計劃草案只規定債務重組的有關內容，而不涉及營業整合和資產重組，人民法院在批准這類重整計劃時應當謹慎。因為這類重整計劃草案可能並未解決導致企業破產的深層次矛盾，企業經營前景和市場空間並不明朗，重整的目的和作用可能只是削減債務，不能真正實現重整讓企業提檔升級、更加適應市場的目的。因此，人民法院在案件審理中，應當堅持重整計劃由債權人等利害關係人按照企業破產法第87條第2款的規定，通過自由表決決定。如果重整計劃未經利害關係人表決通過，人民法院不宜行使強制批准權。
六、積極探索破產案件快審快結程序。破產案件尤其是破產清算案件，要注意快審快結。快審快結包括兩個方面要求：第一，對於有挽救希望的企業進行重整時，要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進行，既不能一味圖快，也不能久拖不決;第二，對於沒有挽救希望，不需要進入重整的企業，要通過破產清算程序，儘快結案。浙江法院在這方面已經積累了很多有益經驗，如簡化審理程序，當事人之間對財產評估已協商一致的可以不再鑑定等，其他法院可以學習借鑑。
依法處置殭屍企業涉及的問題面寬、政策性強，各級人民法院要強化大局意識、責任意識，要守土有責、守土盡責，依法積極穩妥開展各項工作。上級法院要針對企業清算破產工作特點，依法依規採取審級監督、審判管理、組織監督、紀律監督等綜合手段，加強對殭屍企業處置工作的監督指導，保障有關工作順利進行。目前破產案件審判工作面臨難得的發展機遇，各地法院要克服畏難情緒，抓住工作機遇，把破產案件審判工作抓實抓好，開創破產審判工作新局面，力爭相關各項工作都取得豐碩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