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經典散文

“情知所起，一往而深，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不可復生者，非情之至也”如此見得，《牡丹亭》乃一個“情”字，或曰“情”與“理”之爭。情與理為一隙之兩端：情乃人慾，人之所求，人對物之享用、佔有，為人之身心無厭之足，理則謂其即成教條得之後受。

無論昔、今與後，情與理之間，既有可調和一致也，亦有不可調和不同也。情近而非情，理近而非理。“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為聖人孔子之言，其為封建時人守之信條，異姓之不通。此謂男女私情，為嚴禁。惟聽父母之命，媒約之言，乃合於禮法，即合天理。

男女欲求異姓，人之常情，禮教不當禁男女之所往來。杜麗娘乃官家小姐，有幸識詩經、樂府。如詩所言：識字乃人生不幸之始也。其不復如昔從而生矣，始於其向春香探園之存。父母於杜麗娘之寵可謂無微不至，卻未曾與她提起有園一事，惟父下鄉勸農之時，乃得潛游一園。閨秀小姐除刺繡、識字外，其時與世命之無所事。《驚夢》之遊園與繼之《尋夢》為其一生之實，可書矣之懸記。《牡丹亭》謂之狀，其於全文之地位亦信然。

“裊晴絲吹來閒庭院，搖漾春如線”——閨中人只在若存若無之遊絲國窺春之信，並此亦其春萌也。一年最佳之春天，一生最佳之青春，及青春之覺醒，二者合一，《驚夢》之妙。與春天、青春、春情三者合一，相映，而以後者為主，於遊園中得微而酣也後，《驚夢》之夢而為必之矣，而求己幸福遇阻，夢為惟一之路。

杜麗娘夢中得志，得其幸福，無論夢如何美潔，畢竟非實，為此《尋夢》為其實之罕見之行。其於愛情之渴，於將逝之身與青春之戀，在《寫真》得見，於情與死之較量，其自豪已在夢中得志。與其言此真情，若言其為禮教宗法，於死告其勝。謂情之好求，謂青春生之愛之，遂使之生，此作者在《牡丹亭題》雲：“生而不可與死，死不可生者，非情之至也”。

杜麗娘與柳夢梅死生契闊之情事，殷勤頌之女主人公為“情”而死，死而復生感人至情；頌其反對封建禮教、追求愛之自由，暴露封建禮教之殘偽。作外觀之，似為一邪妄之情事，乃於頌痴心妄想之情。然，觀其裏，遂能悟其邃之哲思，以形求自由愛情，寓之所尚者率性與當世存者正統對立之心。其《牡丹亭題》雲：“世之事，非世所盡。自非通，恆以理相格耳！第雲理之所無，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為湯顯祖因“情之所必有”之事，駁以“理之所必無”扼殺人於生活之常。湯顯祖故以“情”與“理”之突來貫全，抒於今之憤、志之憧憬。《牡丹亭》之情狀，有昔之愛情劇所不及心高與世異。明確以此逆情為心解突破，非止於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狹義內。

《牡丹亭》比同時之愛情劇更具深意，非程朱理學所謂“存天理，滅人慾”，即以反封建父母於愛自由婚姻自為也，而明乎人性之本，即謂自由，愛情，理想敢之求，以杜麗娘與柳夢梅破天人阻隔，情形實為摘得終滿。然，杜麗娘之命亦引起女婦之閨中強烈反響。據載，清初有女，名馮小青，為其書之小詩：

冷雨悽風不可聽。

挑燈閒看《牡丹亭》。

世人亦有痴於我。

豈獨傷心是小青。

史震林《西青散記》所載之女觀者，則以讀《牡丹亭》悲死。湯顯祖卒前不久，太倉少女愈三酷嗜《牡丹亭》，以蠅頭小字傳注。十七歲時傷而死。張大復託人將其批本帶往臨川而未成。張氏後將此書其《梅花草堂集》卷七。湯顯祖聞之作《哭婁江女子二首》：

畫燭搖金閣，真珠泣繡窗。

如何傷此曲，偏只在婁江。

何自為情死，悲傷必有神。

一時文字業，天下有心人。

餘閒思此與學習，生活，現實毫不相干，心亦騰出一隙，我竟是欲，乃不欲？我可是為，乃不為？我為求，乃不求？在我，恐其為無也，且留一疑與此也，且留一心之向與此志。

此歡之情何來？此道之境從何而生？此求之願以何為源？皆為杜麗娘？其甚者反叛，其不撓之鬥爭，皆由人性出發，以為愛，所以志。一切之漫與世，一切之情與剛。此矛盾也由其激觸出花火，人性之光於此盡顯無遺。

不過何如，然果何如，雖知汝亦，汝不知也，浪漫或相否，生之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