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語文生活化

" 最近有人把目前中學語文教學的主要弊端概括為“應試語文”，筆者深有同感。確有一些語文教師在教學中，有意無意地忽視了語文與生活的聯繫，把“應考”（特別是應付大學聯考、會考）的需要作為教學內容取捨的唯一依據。這種“應試語文”不但使語文在學生眼裏失去了應有的魅力，而且造成了學生語文知識懂與會的分離，學與用的脱節，最終我們所追求的語文教育成效也自然無從談起。

如何改變這種局面？筆者最近重新學習了葉聖陶、呂叔湘、張志公、於漪等語文教育大家有關“語文與生活”關係的一系列精闢論述，深感要使學生真正紮紮實實地掌握並得心應手地運用語文這一人生的工具，就必須打破語文與生活之間的“厚障壁”，讓語文教學與學生心靈相溝通，讓語文課堂與社會天地相接壤，使語文教學突破“應試語文”的束縛而成為“生活語文”。

這裏的“生活語文”之“生活”二字，不單指語文教學注重與生活的聯繫，以及指導學生在生活中學習並運用語文，還包括教師在教學中引導學生將語文學習與陶冶靈魂、磨練思想、完善人格水融，使二者互相促進，使語文教育達到如葉聖陶先生所説的“第一須認定國文是兒童所需要的學科。……第二須認定國文是發展兒童的心靈的學科”以及於漪老師所説的“變語文自我封閉性為開放性，開發語文教育空間，面向生活，面向社會，面向活潑的中學生，不用機械訓練消磨學生的青春”的理想境界。

一、語文教學“生活化”

所謂“語文教學‘生活化’”，強調的是教師在傳授語文知識和訓練語文能力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注入生活內容與“時代的活水”（於漪語），讓學生在學習語文的同時學習生活並磨礪人生。

1.語文講讀“生活化”

我們主張語文講讀“生活化”，是指課堂語文講讀要面對中學生生活實際，尋找課文內容與學生生活的最佳結合點，使課文走進學生的生活，同時又讓學生進入作者的心靈。1995年11月我校一位青年教師講《周總理，你在哪裏？》時聲情並茂，但學生卻無動於衷——學生畢竟未經歷過那難忘的1976年。該教師吸取教訓，第二天在另一個班上這篇課文時，先從學生那幾天最關心的新聞熱點——拉賓被刺談起，當學生髮言説“特拉維夫廣場以色列羣眾點起蠟燭悼念拉賓的場面十分感人”時，教師順勢説道：“可同學們也許還不知道，在近二十年前的中國天安門廣場上也出現過同樣，不，比那更感人的場面！而且也是悼念一位總理的去世！”在學生們專注的傾聽中，教師對兩位總理進行比較得出結論：就對本民族的貢獻而言，周恩來遠在拉賓之上！然而以色列人民有悼念拉賓的自由，當年的中國人民卻沒有這種自由。直到‘四人幫’被粉碎後，人民才能盡情抒發自己的哀思，面對高山大海呼喚——‘周總理，你在哪裏？’……”結果這堂課上得很成功。而這成功的主要原因，我認為便是教師以“拉賓遇刺”導入，用學生熟悉的電視鏡頭接通了他們並不熟悉的歷史場面，進而震撼了他們的心靈。

2.語文訓練“生活化”

這裏的訓練，既指語修邏文的知識鞏固，也指聽説讀寫的能力提高。語言訓練“生活化”，要求教師的訓練應着眼於學生的學以致用，而非學以致考。所用的訓練材料，應儘可能來自生活；即使是教材上的練習，也應儘量挖掘其與學生生活的聯繫。這樣，學生在接受訓練時，便會感到掌握知識，培養能力不只是為了應付考試，而是為了更好的生活。講短語、句子知識，可以從學生交來的請假條入手；改病句練習，最好從學生日記、作文中找例子；修辭方法的訓練，不妨聯繫學生熟悉的各類廣告……有一位七年級語文老教師（同時兼任班主任）抓住學生強烈要求成立足球隊的心理，要求學生給教師寫一封信，談談“為什麼要成立足球隊”，學生交上信後，這位教師安排一節語文課以“成立足球隊是否有必要”與學生展開辯論。在寫信、辯論過程中，連最不喜歡作文、最不好意思發言的學生也表現出極大的熱情。最後，終於被“説服”的教師問學生：“你們是憑什麼説服了我同意班上成立足球隊？”學生不約而同地回答：“語文能力！”學生的話當然有點誇張，但他們的確從這件事上感到語文是一種生活的需要。

3.語文教育“生活化”

思想性是語言學科的性質之一，所以語文教學中的教育功能是理所當然的。但這種教育應緊扣課文本身的教育因素，又須符合學生的思想實際，還要注意這種教育的潛移默化、潤物無聲。有一次，我班一位女生的《恰同學少年》一書不翼而飛了，當時我真想對全班來個大清查。但我終於沒有這樣做，而是在冷靜思考後把求援之手伸向了安徒生——碰巧我正要講《皇帝的新裝》。在課堂上，我先引導學生分析“小男孩”的形象，並圍繞“童心”二字展開討論，然後我總結道：“可貴的童心是容易失落的。不願戴紅領巾，嘲笑別人做好事，考試時偷偷地翻書……童心正是在這些小事中不知不覺失落的！”最後我提到了丟書的事：“我無法查出是誰偷偷拿了這本書，但我可以斷定這位同學已經不幸地失去了童心！我感到痛心，並且多麼希望他能把自己的童心找回啊！”第二天那本《恰同學少年》竟又“飛”回來了！這次講《皇帝的新裝》收穫不少——對那位女生來説，安徒生幫她找回了心愛的書；對那位犯了錯誤的學生來説，安徒生幫他找回了一度失落的童心；對全班同學來説，安徒生使他們的靈魂受到一次洗禮；而對我來説，安徒生“配合”我將語文教育融入學生生活並進入他們的心靈。

二、學生生活“語文化”

所謂“學生生活‘語文化’”，強調的是學生在教師的引導下，形成“語文是生活的組成部分，生活須臾離不開語文”的觀念，並養成事事、時時、處處吸收與運用語文知識，在社會生活中培養語文能力的好習慣。

1.日常生活“語文化”

這實際上就是讓學生逐步具備一種在日常生活中情不自禁學習或運用語文的“本能”。要讓學生不但認真閲讀課文，而且更應習慣於課外博覽，並把這種“閲讀”化為人生的一部分；要讓學生不但認真地寫好每一篇作文，而且更應習慣於寫信、寫日記、寫隨筆，不是為了應付教師檢查打分，而是為了表達自己的心聲。另外，從打電話到會客人，從聽廣播到看電視，從寫留言條到申請書，從同學爭辯到家庭討論，從糖酒廣告到家用電器説明書……無一不是語文聽説讀寫能力的運用。目前學生所面臨的語言文字環境可以説是“無錯不成書”、“無錯不成報”、“無錯不成招牌”、“無錯不成廣告”，連電台電視台裏的不少主持人也常常讀錯字！但這恰好訓練學生辨字正音的明目聰耳提供了生活化、社會化的“語文試題”。如果引導得法，學生也就把語文學習自然而然地由課堂擴展到了生活天地。

2.班級生活“語文化”

不少語文教師在這方面是頗有創新的：班委選舉，讓學生先寫自薦書或上台講演；每堂課安排一位學生進行“一分鐘講演”，評論班級生活；班幹部在黑板上寫個通知，讓全班同學看看有無錯字、病句；要開新年聯歡會了，讓學生寫《我設計的聯歡會》的説明書……“班級生活‘語文化’”可謂一箭雙鵰：學生既是在語文實踐，又是在班級建設；教師既是在語文訓練，又是在班級教育——而這一切又是結合得如此巧妙而不露痕跡。參加工作以來，我每帶一屆學生，都在該班畢業之際和學生們一起編寫一本反映班級風采的“班史”，而這個打算在學生們進校第一天我便告訴他們了。這樣，在三年中的每一天，我不但教育學生用奮發向上的言行為班爭光，而且還引導學生平時便留心把班級生活中的有意義或有意思的事兒筆錄下來。一篇篇感情真摯、文筆樸素、內容鮮活的文章正是由此誕生的。於是，十多年來，我和我的歷屆學生便先後編印了《未來》（一）、《未來》（二）、《花季》和前面提到的《恰同學少年》。對學生而言，這是他們中學時代的.青春紀念碑；而在我眼裏，這些書是班級教育與語文教育和諧統一的結晶。

3.社會生活“語文化”

培養21世紀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的主人，是當代中國每一位教育者義不容辭的使命，而作為語文教師，理所當然應結合語文教學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社會參與能力。“社會生活‘語文化’”就是要求學生在社會生活的廣闊天地中，自覺運用語文這個生活的工具、人生的武器“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為改造社會盡一份公民的責任。學生每天回家的路上所見所聞所感的街頭交通、農貿市場、城市環保、治安狀況、新建大廈甚至個體攤點……都可以成為他們關心、思考、評論的對象。“社會生活‘語文化’”並不只是指學生的街頭活動，也包括學生雖然身處校園卻始終保持着熱愛生活、關心改革、思考社會的好習慣。我很注重引導學生“身居斗室、胸懷天下”，因此，往往有許多社會熱點，都會在我班引起反響：北京申辦奧運未成，王銅寫下《北京不是失敗者》；面對徐悲鴻畫展在成都受冷落而與此同時“逃税歌星”劉德華備受蓉城追星族青睞的現象，陳蓓寫下《悲鴻不悲，德華缺德》；看到電視上小山智麗贏了鄧亞萍以後的狂妄表現，謝宇寫下《小山，你高興得太早了吧！》；針對創建衞生城市活動中的某些形式主義現象，王勁寫下《“創衞”雜感》……通過這類社會參與和語文實踐相統一的活動，學生所收穫的已遠遠不止是不斷提高的讀寫聽説能力，更有日益增強的現代公民意識。

最後，還需特別説明的是，“語文教學‘生活化’”也好，“學生生活‘語文化’”也好，都未必是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命題，筆者姑且這麼表述，不過是想揭示並強調語文教學與學生生活的必然聯繫罷了。同樣，“應試語文”與“生活語文”也未必是經得起邏輯推敲的嚴謹概念，但如此用語似乎還是大體可以概括兩種不同的語文教育觀念及其實踐的。當然，“應試”與“生活”絕非截然對立，因為學校語文教學不可能脱離各種考試，而“生活語文”也非隨心所欲的“開門辦學”。因此，變“應試語文”為“生活語文”的真正目的是，使學生既能在近期從容不迫地面對各種考試而取得理想的語文成績，更能着眼於未來具備得心應手的語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