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子產“不毀鄉校”的感言

子產即公孫僑、公孫成子，是中國春秋時期鄭國最有名的政治家。鄭簡公十二年（公元前554年）為卿，二十三年（公元前543年）執政，相鄭簡公、鄭定公20餘年。其時，晉楚爭霸，鄭國處於兩強之間。子產外御強鄰，內修法度，勵精圖治，寬嚴得宜，使城鄉有章則，田畝有封洫，創立丘賦制度，促進農耕，不毀鄉校，不禁國人議政，鑄《刑書》於鼎，明斷刑罰。在他的治理下，鄭國很快變得富強起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不毀鄉校”，開放民眾可以議論執政者的先河，對後人頗有啟示借鑑深意，也頗值得人們言説和傳播。

鄉校，即古時鄉間的公共場所，既是學校，又是鄉人遊玩聚會議事的地方。據《左傳?襄公》記載：鄭國人到鄉校除休閒聚會外，還議論執政者施政措施的得失。對此，鄭國大夫然明對子產説：“把鄉校毀了，怎麼樣？”子產説：“為什麼毀掉？人們早晚幹完活兒來到這裏聚一下，除了遊玩，並議論一下施政措施的好壞，這有什麼不好？他們認為好的，我就推行，他們討厭的，我就改正。這是我的老師啊！為什麼要毀掉它呢？我聽説盡力為善做好事以減少怨恨，沒聽説過依權仗勢壓迫能防止怨恨。難道靠威勢不能很快制止這些議論？然而那樣做就像堵塞河流一樣：潰決了大決口，傷害的人一定很多，我是挽救不了的;不如把河開個小口，疏導河水漫漫地流。不如我聽取這些議論後，把它當作治病的良藥。”然明説：“我從現在起才知道您確實可以成大事。小人確實沒有才能。如果真的這樣做，恐怕鄭國真的就有了依靠，豈止是有利於我們這些臣子！”

完全可以想象到，當時老百姓議政的內容，比如國家施政方針的得失，社會風氣的好壞，從與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問題，一直到宮廷祕聞，某個官員乃至國君的私生活等，都可以暢所欲言，評議一番。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子產就提倡讓老百姓這樣做，並把來自平民百姓的橫挑鼻子豎挑眼、雞蛋裏面挑骨頭的議論，當作治國的良藥，這是何等博大的氣魄和開闊的胸襟啊！正是子產率先垂範打破民不議政的禁錮，在一定程度上使萬機決於公議，而非單純決於廟堂，才使得鄭國很快強大起來。而講民主講得如此深刻，在中國封建時代，除了子產，別無他人。子產不僅提出了民議朝政的政治主張，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實行了這一主張。這在春秋諸國中是獨一無二的，也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空前絕後的。

在鄉校裏，人們可以盡情評議執政者而不必擔心政治後果，這是當時鄭國民眾享受到的最大民主自由，也是最大幸福。因為對執政者有不同的意見可以順暢地表達，這是社會政治生活品位提升的重要表現。而子產作為高層執政者，自覺呵護平民百姓的思想和言論自由，亦是其執政能力成熟的重要標誌。這樣執政的結果，必然政績斐然，必然受到人民的擁護和愛戴。對此，司馬遷以崇敬的`濃重筆觸進行了生動細緻的描述：“為政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預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史記?循吏列傳》）。孔子也盛讚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論語?公冶長》）是“惠人也”（《論語?憲問》），“古之遺愛也！”（《史記?鄭世家）。一千二百年後，韓愈在《子產不毀鄉校頌》中，更以簡潔、雋永的筆法闡述了子產“不毀鄉校”的重要意義：“眾口囂囂”而“亦言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而“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

其實，“看不見自己脖子後的灰”是人性的共同弱點，執政者唯有讓“眾口囂囂”而“亦言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才能取得非凡政績。唐太宗李世民正因為虛懷若谷，善於納諫，猶如子產“不毀鄉校”，將來自身外的“其善者存，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視為“吾師”，方有“貞觀之治”。其間，不論是疆域拓展、政治制度、科舉教育、文化藝術、宗教等各方面，都將中國帶入空前的璀璨鼎盛。

子產在鄭國執政26年，據《四庫全書?賈氏説林》雲：子產死，家無餘財，國人哀之，賻以金銀珍寶不可勝計。其子不受，自負土將子產葬於陘山，國人因悉輦之沉於河，此河因名金水。

令人遺憾的是，自子產“不毀鄉校”時代進入秦朝的專制社會，開始“焚書坑儒”，“文字獄”，“毀鄉校”，消滅異己。秦朝的興起緣於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而秦朝的覆亡，一個根本原因就是“毀鄉校”，即“焚書坑儒”。漢朝初期，吸取了秦朝的教訓，言論形態有一定的放鬆，經濟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到了漢武帝時，又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於是漢由鼎盛走向沒落。事實上，中國封建時期的歷朝各代，基本都是從“不毀鄉校”的民議朝政的相對自由與開放開始，最終到“毀鄉校”壓制民議朝政自由而結束的。歷史為鏡，後人當鑑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