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準關於妻子語錄

顧準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採秀。結婚的時候，他們都在做地下工作，顧19歲，她20歲，一起流-亡。他當時發表文章的筆名多是“懷璧”，情意拳拳。他説過，她是他唯一可傾訴一切的人。他被撤職後，曾回憶道：“我對她説有些寂寞之感，她説讀書就不寂寞了，這是對的。”

每週六，她都準備一冊小説讀給他聽，他喜愛《安徒生童話》。她出差，他在日記裏寫“悒悒寡歡”。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商城後，日子難熬起來了。“接秀信，語句公式化，來商城後第一次半夜嗚咽。”日記裏的這話讓人心碎。她讓顧用自己的40元的生活費買書，她的工資用來撫養五個孩子和一個老人。他記下唯一忘憂的時刻，是雨雪中的凌晨四點半，一在外面廚房幫着燒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時腦袋中想起想寫的東西都忘卻，簡直是陶醉了”。

1966年，他被祕密羈押，在自述中説：“我在監獄中的態度非常頑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國唯一兩次被劃為右派的人。他的母親這時已經八十多歲，在屋子裏只語無倫次地重複一句話：“我怎麼還不死呢?我怎麼還不死呢?”他從被關押地回來，把母親送到山西的妹妹家，臨走的時候，他的母親“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響”。那是他們母-子的訣別。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離婚，他痛快地答應了。他是從那之後得心臟病的。方採秀給家人的信中説，他一旦摘帽，他們可以立即復婚。顧準對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他痛苦於“刮鬍子刀盒被馬蹄踏碎，鏡破之讖”。他仍然每週給妻子寫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

他們商量過，為了保護孩子，寧可讓他們認為父親是錯的。兩人之後只見過一面。

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見她滿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癟着，一臉病容，極度憔悴。“你害人害得還不夠嗎?”她説。他“實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寫信説回來取衣服，到了門口，發現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門外，門關着，他久敲不開。走的時候，他把一張存摺和糧從門下塞進去。回到單位，他收到一張四個孩子簽字的脱離父子關係的紙條，把他的户口和糧食關係也轉來了。他在日記裏寫：“從此以後，就連他們每月寄糧票來的字跡也看不見。我想念他們。”

1969年，他預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組織保證：她死了，瘋了，病重了，都一不影響改造，二不影響下放。組織告訴了他實情，但是“死期，死況，遺言，一概不知”。

汪璧是因為被揭發在5年前幫助“反革命分子銷燬資料”而自殺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濕，揉爛，再放到馬桶裏用水衝下資料太多了，以致全樓的下水道都發生了堵塞。這樣的事情，在

解放前的革命年代裏，她也為他過。他唯一得到的悲憫，是他可能終身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來蘇水自殺的，死狀極慘。她的遺書只有一句話：“幫助反革命分子銷燬材料，罪該萬死。”

她對孩子都沒有留下遺言。兒子説，她離婚是為了我們，內心非常痛苦，在提出離婚之前，已經有自殺的念頭。只有顧準明白，“她已經實在支持不住了……”知道死訊後，他寫道：“我就去打飯來吃，吃了幾口飯，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盆上失聲大號。”“但我還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飯吃完，我要活下去……”在那之後的日記裏，他再也沒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幾乎看不到任何個人化的議論和述，僅有三次從夢裏“痛哭而醒”的記錄，都是關於妻子的回憶，“此生所有歡樂場面，都是她給的”。

據駱耕漠回憶：“那時，顧準手頭拮据，卻買了一盞有兩個綠玻璃燈罩的雙頭枱燈。江明問他，為什麼買兩個頭的燈?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是為了紀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妻子仍舊坐在他的`對面。”他後來看《茵夢湖》，寫一個人失去所愛的女人，孤獨終老，他淚流滿面地看完，還書的時候説“哀而不怨，哀而不怨”。吳敬璉説：“就是他生命的最後一天，他還跟我説，他一輩子只愛過一個人。”

在他身上，我終於理解了胡適説過的話：“愛情的代價是痛苦，愛情的唯一辦法是忍受痛苦——這話也適用於愛國與學理。”顧準臨終前，簽了認罪書，他哭了，他説這對他是奇恥大辱，但也許能改善孩子們的處境。但那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絕在他臨終前來看他，“在對事業的熱愛和對顧準的憎恨之間，是沒有什麼一般的父子關係可言的”。

12月3日凌晨，大風雪，他去世了，“我已經原諒了你們，希望你們也原諒我”。這是他留給孩子的最後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