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發展前景與風險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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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市發展前景與風險排行榜
  中國城市發展前景與風險的名次排行

據克而瑞信息集團研究中心日前發佈的《中國城市住宅發展前景與風險排行榜》顯示,廣大三線城市的樓市風險遠高於一二線城市。

在排行榜中,隴南、武威、酒泉、定西、鄂爾多斯、固原、平涼、延安、慶陽、張家界位列城市房地產發展風險前十位;上海、北京、深圳、廣州、重慶、天津、成都、瀋陽、蘇州、南京位列城市房地產發展前景前十位。

該排行榜排名依據包括四大類指標,即:第一類是市場需求,包括常住人口與户籍人口比,城市動拆遷需求增量、人口複合增長率等;第二類是市場供求,包括供給與需求比,5年內住宅成交價格走勢等;第三類為市場容量,即城鎮職工工資,人均購房面積,房價收入比等;第四類為外部因素,即基礎設累計投資額,城市人均GDP等。

  中國城市發展呈現三大趨勢

  趨勢一:人口和經濟愈益向大城市羣集聚

《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6》顯示,以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羣為代表的中國城市羣,以巨大的開放空間和發展能量引爆了大規模人口流動。

在中國地級及以上的295個城市中,有116個城市常住人口規模超過户籍人口,其中上海、北京、深圳的非户籍常住人口數量分別達到987.3萬、818.6萬和745.7萬,為人口流入規模最大的三個城市。與此同時,有179個城市常住人口少於户籍人口,其中重慶、周口、商丘三個城市外流人口數量分別達到383.8萬、356.4萬和345萬,為人口流出規模最大的三個城市。

《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6》對常住人口與户籍人口的比較分析得出,全國295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常住人口超過户籍人口的前30位排名中,有17席是三大城市羣的城市,其中上海、北京、深圳、東莞、天津、廣州、蘇州、佛山等前8位的城市均屬三大城市羣。這三大城市羣已經分別接納了2569.9萬、2182.5和1259.4萬人的非户籍常住人口,總計超過6千萬人口的淨流入。

《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6》專家組成員、國家統計局財務司司長張仲樑將城市人口的流入與流出比喻為山峯和峽谷,他描繪説:“有耀眼的山峯,更有沉陷的峽谷。而且,耀眼的山峯更加耀眼、沉陷的峽谷繼續沉陷不一定是小概率事件。”

當然不是小概率事件。因為伴隨着人口向大城市羣的大遷移,中國經濟也出現向城市羣、特別是三大城市羣聚集的動向。

據《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6》,珠三角城市羣GDP規模已達5.8萬億元(人民幣,下同),長三角城市羣達12.7萬億元,京津冀城市羣為6.1萬億元,這三大城市羣合計創造了全國36.2%的GDP。三大城市羣已經成為引領中國經濟發展的三大引擎。

  趨勢二:城市發展水平與開放程度密切相關

三大城市羣迅猛發展的緣由,要歸因於持續30多年的對外開放,以及由開放帶來的大交流。張仲樑所形容的“停下來不走”的城市,則大多有着開放度仍然不高,與外界交流不暢的弱點。

在《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6》排列的前20名城市中,5個經濟特區和第一批14個沿海開放城市,有9個位列其中,即上海、深圳、廣州、天津、寧波、青島、廈門、大連、福州。三大城市羣中,有11個在前20名,其中珠三角3個、長三角6個、京津冀2個。這些綜合發展名列前茅的城市,無一不具有持續對外開放、與國際市場實現大交流、大融合、大交易的特點。

周牧之教授分析説,在全球化時代,全球供應鏈不僅謀求生產的低成本,還追求物質、庫存和時間的低成本。因此,全球供應鏈的各個環節都需要具備高度的專業性和靈活快速的應對體制。三大城市羣興建的港口、機場、高速公路和高鐵等,為全球供應鏈在中國高效率運轉營造了良好的交通環境。

  趨勢三:未來能走多遠取決於城市創新能力

“中國大城市羣的`形成是順應信息革命下全球製造業重新整合要求的產物。但在中國獲得巨大工業生產力之際,世界卻出現了全球性工業產品持續貶值、知識產品價值飆升的局面。”周牧之教授説。在這種背景下,創新能力的強與弱,知識經濟發展的快與慢,左右着一個城市、一個國家的未來。

《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6》顯示,以三大城市羣為代表的中國城市創新能力正不斷提升,為知識經濟發展提供着重要支撐。

2012年中國發明專利申請數量首次超過美國躍居世界首位。

◎在今天中國的專利授權量中,三大城市羣合計貢獻了58.9%,其中珠三角佔全國的14.2%;長三角佔33.5%;京津冀佔11.2%。

◎這三大城市羣也是科研人員最為集中的地區,R&D人數佔全國將近一半,為49.6%,其中珠三角為全國的12.5%,長三角為24.7%,京津冀為12.3%。

◎體現優質企業數量的上市企業數方面,珠三角佔全國的13.7%;長三角佔29.3%;京津冀佔12%。三大城市羣合計佔全國城市的55%。

周牧之教授分析説,提高知識經濟接觸效應的最佳途徑是促使具有各種知識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同一空間,實現便捷、高速的相互交流和知識創新。作為擁有巨大人口和與世界交往大平台的大城市羣,正是實現接觸的多樣性、意外性和便捷性的理想空間。他認為,作為知識經濟時代交流經濟平台的大城市羣,不但需要建設支撐知識經濟、交易經濟的物理性功能,還需要兼備能夠容納來自全國乃至全球各地的人們的寬容性和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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