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未來環境的展望

摘要：中國的生態和環境變化態勢是穩中有好但改善緩慢。在新時代背景下，貫徹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從生產、消費、貿易等領域全方位加速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從制度層面形成全社會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發展的合力，優先解決危害人民羣眾健康的環境問題和實行對環境質量的健康風險管理。在實施環境保護措施中，應統籌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係，以主體功能區劃為依據，優化制度建設，強化政策導向，通過產業政策和治理行動積極調整產業結構；完善政策協調體制，落實相關部門責任；以人體健康為本優化環境保護相關行政資源配置並形成以健康影響為依據的環境管理制度；通過技術進步提高環境保護水平和環境管理效能。

關鍵詞：環境，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管理制度，管理效能

隨着中國國力的日益強大，中國經濟發展的步伐令世界震撼。但是，生態環境也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據不完全統計，有1/3的中國土地上都遭遇過酸雨的襲擊，7大河中一半的水資源是完全沒用的，而另有1/4的中國人沒有純淨的飲用水。其中，1/3的城市人口不得不呼吸被污染的空氣，而城市中只有不到20%的垃圾是按照環保的方式處理。面對這一系列觸目驚心的數據，我不得不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中國乃至世界在不斷髮展經濟的同時更要注意生態文明的建設，要做到可持續發展，堅決貫徹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健康理念，而針對我現在所學的專業，我也應該努力學習，不僅是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更是為造福人類而努力。

記得上大校長錢先生曾説過：“我沒有專業，國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專業”。然而很幸運的是我選擇了環境工程專業，在這裏我就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為祖國的環保事業獻出自己的一份力。

面對生態環境這一敏感問題，於是乎就拋出了這樣的一個嚴峻課題：生態環境保護是功在當代、惠及子孫的偉大事業和宏偉工程。堅持不懈地搞好生態環境保護是保證經濟社會健康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需要。

發展階段和發展方式決定了資源、環境問題的表現方式和程度。一個國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面對的資源、環境問題是不同的。對正處於工業化、城市化中期的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説，既不可能不大量需要重化工業產品，也不可能不以自己為主發展相對高污染、高能耗的重化工業。

考慮到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需要一個過程，且儘管工業各行業隨着技術進步，單位產值（或產品產量）污染排放強度會降低，但是由於經濟規模仍在快速增長，污染物排放總量仍會居高不下。而且，從國際分工看，中國在國際產業鏈中大多處於低端，因而以資源環境密集型產品出口為導向的、以量取勝的粗放型貿易增長模式在中國仍是主流，而這一外貿增長模式成為中國目前粗放而不可持續生產和消費方式的加速器，加劇了中國資源環境壓力——雖然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價值核算是順差但部分行業的資源環境核算上卻在產生“逆差”。據估算，約30%的二氧化硫、25%的煙塵和20%的化學需氧量的排放源於出口貿易，承擔了發達國家巨大的轉移排放。“十一五”期間中國S02污染物排放量中，如果忽略生產結構與貿易結構的差異性，每年對外貿易造成的S02“逆差”約為150萬噸，佔中國每年S02排放總量的近6%。如果考慮生產結構與貿易結構的差異性，由於貿易增速遠高於生產增速，由外貿拉動的S02“逆差”將更高。另外，這個階段的消費轉型也使環境問題難以迅速解決。

另外，當經濟處在上升期的時候，容易出現對未來需求預期過高因而出現投資過度的問題。進入重化工業高速發展階段後，產業鏈條加長，中間需求環節（鋼鐵、機械等）、基礎需求環節（能源等）對最終需求環節（汽車、住宅等）容易產生過高估計，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劇預期過高、投資過度的問題。而中間和基礎需求環節是重化工業中污染相對較重的環節。

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取得了一定成績。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環境保護工作，採取了一系列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的重大舉措，加大了生態環境建設力度，使我國一些地區的生態環境得到了有效保護和改善。主要表現在：植樹造林、水土保持、草原建設和國土整治等重點生態工程取得進展；長江、黃河上中游水土保持重點防治工程全面實施；重點地區天然林資源保護和退耕還林還草工程開始啟動；建立了一批不同類型的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和森林公園；生態農業試點示範、生態示範區建設穩步發展；環境保護-法制建設逐步完善。

然而不得不承認這樣的一個事實：全國生態環境狀況仍面臨嚴峻形勢。目前，一些地區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還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生態環境破壞的範圍在擴大，程度在加劇、危害在加重。突出表現在：長江、黃河等大江大河源頭的生態環境惡化呈加速趨勢，沿江沿河的.重要湖泊、濕地日趨萎縮，特別是北方地區的江河斷流、湖泊乾涸、地下水位下降嚴重，加劇了洪澇災害的危害和植被退化、土地沙化；草原地區的超載放牧、過度開墾和樵採，有林地、多林區的亂砍濫伐，致使林草植被遭到破壞，生態功能衰退，水土流失加劇；礦產資源的亂採濫挖，尤其是沿江、沿岸、沿坡的開發不當，導致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沉降、海水倒灌等地質災害頻繁發生；全國野生動植物物種豐富區的面積不斷減少，珍稀野生動植物棲息地環境惡化，珍貴藥用野生植物數量鋭減，生物資源總量下降；近岸海域污染嚴重，海洋漁業資源衰退，珊瑚礁、紅樹林遭到破壞，海岸侵蝕問題突出。生態環境繼續惡化，將嚴重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國家生態環境安全。

求其原因，不難發現這與我們平時的不衞生行為有着密切的聯繫，當然對於生態保護這一概念的認識也確實存在着很多的問題。資源不合理開發利用是造成生態環境惡化的主要原因。一些地區環境保護意識不強，重開發輕保護，重建設輕維護，對資源採取掠奪式、粗放型開發利用方式，超過了生態環境承載能力；一些部門和單位監管薄弱，執法不嚴，管理不力，致使許多生態環境破壞的現象屢禁不止，加劇了生態環境的退化。同時，長期以來對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的投入不足，也是造成生態環境惡化的重要原因。切實解決生態環境保護的矛盾與問題，是我們面臨的一項長期而艱鉅的任務。

曾學習過關於可持續發展等問題的研究，我深知堅持統籌兼顧，綜合決策，合理開發是解決環境問題一個很有效的途徑。正確處理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的關係，堅持在保護中開發，在開發中保護。經濟發展必須遵循自然規律，近期與長遠統一、局部與全局兼顧。進行資源開發活動必須充分考慮生態環境承載能力，絕不允許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眼前的和局部的經濟利益。

鑑於新聞中常説的我國植樹亂砍問題確實是導致生態破壞的問題之一。森林、草原資源開發利用的生態環境保護是十分重要的。對具有重要生態功能的林區、草原，應劃為禁墾區、禁伐區或禁牧區，嚴格管護；已經開發利用的，要退耕退牧，育林育草，使其休養生息。實施天然林保護工程，最大限度地保護和發揮好森林的生態效益；要切實保護好各類水源涵養林、水土保持林、防風固沙林、特種用途林等生態公益林；對毀林、毀草開墾的耕地和造成的廢棄地，要按照“誰批准誰負責，誰破壞誰恢復”的原則，限期退耕還林還草。加強森林、草原防火和病蟲鼠害防治工作，努力減少林草資源災害性損失；加大火燒跡地、採伐跡地的封山育林育草力度，加速林區、草原生態環境的恢復和生態功能的提高。大力發展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技術，減少樵採對林草植被的破壞。

而針對現階段的旅遊熱，我也想談談我的觀點。旅遊資源的開發必須明確環境保護的目標與要求，確保旅遊設施建設與自然景觀相協調。科學確定旅遊區的遊客容量，合理設計旅遊線路，使旅遊基礎設施建設與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相適應。加強自然景觀、景點的保護，限制對重要自然遺蹟的旅遊開發，從嚴控制重點風景名勝區的旅遊開發，嚴格管制索道等旅遊設施的建設規模與數量，對不符合規劃要求建設的設施，要限期拆除。旅遊區的污水、煙塵和生活垃圾處理，必須實現達標排放和科學處置。

當然，隨着越來越快的城鎮化，重視城市生態環境保護也變得極為重要了。在城鎮化進程中，要切實保護好各類重要生態用地。大中城市要確保一定比例的公共綠地和生態用地，深入開展園林城市創建活動，加強城市公園、綠化帶、片林、草坪的建設與保護，大力推廣庭院、牆面、屋頂、橋體的綠化和美化。嚴禁在城區和城鎮郊區隨意開山填海、開發濕地，禁止隨意填佔溪、河、渠、塘。繼續開展城鎮環境綜合整治，進一步加快能源結構調整和工業污染源治理，切實加強城鎮建設項目和建築工地的環境管理，積極推進環保模範城市和環境優美城鎮創建工作。

而要如何實施這一系列的舉措呢，這就需要有關部門和我們大眾共同努力了。

相關部門必須建立和完善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制。要把地方各級政丶府對本轄區生態環境質量負責、各部門對本行業和本系統生態環境保護負責的責任制落到實處。明確資源開發單位、法人的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實行嚴格的考核、獎罰制度。對於嚴格履行職責，在生態環境保護中做出重大貢獻的單位和個人，應給予表彰、獎勵。對於失職、瀆職，造成生態環境破壞的，應依照有關法律法規予以追究。要把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規劃納入各級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長遠規劃和年度計劃，保證各級政丶府對生態環境保護的投入。建立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的審計制度，確保投入與產出的合理性和生態效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統一。

而對於我們人民大眾來説，堅決貫徹黨中央的文件精神，努力營造一個和諧温馨的大環境是十分重要的。深入開展環境國情、國策教育，分級開展生態環境保護培訓，提高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綜合決策能力。重視生態環境保護的基礎教育、專業教育，積極搞好社會公眾教育。城市動物園、植物園等各類公園，要增加宣傳設施，組織特色宣傳教育活動，向公眾普及生態環境保護知識。進一步加強新聞輿論監督，表揚先進典型，揭露違法行為，完善信丶訪、舉報和聽證制度，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羣眾和民間團體參與生態環境保護的積極性，為實現祖國秀美山川的宏偉目標而努力奮鬥。

參考文獻：

[1]《改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十二五”規劃》2017年第2期

[2]楊東平：《環境綠皮書（2017）：中國環境的危機與轉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