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啟蒙:理性主義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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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法國啟蒙運動以來,理性主義得到了充分的張揚,但是理性主義的張揚與誇大,使得理性批判的功能不斷的下降,並且使得理性代替上帝,成為一種神話。現代哲學由此轉變方向開始用非理性主義批判理性主義的這種至高無上,並且提出重申一切價值的理念,但是非理性主義卻走向了它的極端。由此開啟了後現代哲學的批判,重新啟蒙人們的思想。

重提啟蒙:理性主義的反叛

論文關鍵詞:啟蒙,理性主義,後現代哲學

現代社會一般將黑格爾之前的哲學叫做西方古典哲學,而理性主義恰恰就是西方古典哲學的重要特徵之一。從古希臘的客觀理性主義到近代工具理性,隨科學的發展,理性被不斷的推上了至高的位置。“自然科學從神學和經院哲學的桎梏下解放促進了哲學獲得同樣的解放。哲學已不再像在中世紀那樣是神學的婢女,而是人本身的意識、即理性的產兒。上帝萬能被帶之以理性萬能。凡人所需要了解的均可通過人本身的理性獲得像數學推理一樣清晰和精確的理解。總之自然科學的勝利意味着科學的勝利。”[1]但是,正是這種工具理性的勝利最終使理性主義走到了盡頭,從而也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即對理性主義批判的時代。

一、啟蒙運動與理性主義的終結

啟蒙運動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在這場運動中理性被奉為了神靈,成為檢驗一切的標準。18世紀的歐洲,資本主義得到了飛速的發展,科學技術更是一日千里,自然界的祕密被不斷地成功地揭露出來。也正是這樣人也不再相信中世紀宗教神學和經院哲學所説得:上帝創造了世界,人只能通過上帝才能認識世界。現在人們可以通過自己的理性認識世界,並且人不再是上帝精神上的奴僕,而是獨立自主的人,獨立的思考世界,改變世界以適應人的生活。但是面對即將到來的理性革命,宗教哲學和經院哲學家們卻熟視無睹。既然人們已經認識到自身,認識到自身的理性的作用,人們當然不甘於退回去,因此人們也只能起來去反抗神話,將世界恢復於理性的面目。

“‘啟蒙’一詞在法文裏是一個內涵頗為豐富的多義詞,它的單數既可譯作‘光明’,也可譯作為‘闡明’‘認識’等等,其複數形式則含有‘智慧和知識’之意。”[2]啟蒙的這種意思實際上説明了這樣一種情況,在啟蒙之前的時代是一個黑暗的愚昧的時代,而作為自己應當擔當起自己在社會中的責任即啟蒙人們去思考。“(啟蒙運動者)認為只有到了他們的時代人類才終於從黑暗當中進入光明。作為知識階層的精英,資產階級的先鋒,在18世紀積極領導和參與了啟蒙運動的偉大思想家們都具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對社會的責任,對他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3]

啟蒙運動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啟蒙人們利用理性去思考,而不是像宗教神學和經院哲學家們一樣要求人們未經理性審視就盲目的信仰。宗教哲學和經院哲學的這種信仰高於理性的論調,使得人們不去獨立的思考,而僅僅限於對上帝的膜拜,封閉了人們的理性。啟蒙運動者們認為人是有理性的動物。人既然不能獨立的去思維,那就只能跪倒在上帝的腳下,從而使人不再是人,不再是目的而僅僅是手段。理性的作用就是要批判,批判舊有的思想,恢復人此岸的現實存在。而人作為此岸的存在就必然會追求人的自由,自由的追求也必然需要人們擺脱那思想的羈絆,不斷的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因此在啟蒙運動家那裏,理性不僅批判了舊有的宗教神學,同時恢復了人在這個世界上的地位。18世紀的啟蒙就是一場高舉理性大旗的思想革命。

啟蒙與理性精密的結合在了一塊。理性也成為18世紀啟蒙主義的精神。啟蒙運動者將理性當作人類心靈的追求和努力成就的一切。但是啟蒙運動的缺點也逐漸暴露出來。“近代西方哲學在取得光輝奪目的進步時,即已包含了嚴重的缺陷和矛盾,由此孕育着深刻的危機。這首先表現為:對理性的倡導由於走向極端而變成了對理性的迷信,理性萬能取代上帝萬能導致了理性的獨斷;用理性主義精神構建的哲學體系往往變成凌駕於一切科學和現實生活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學體系。其次表現為,近代哲學所實現的認識論的轉向雖然以反省思維克服古代哲學的樸素性和直觀性,然而它之以主客,心物等分離為前提又往往使人忽視了兩者的不可分割的聯繫,以至於陷入了不同程度的二元論,而二元論最終必然導致與理性精神相悖的獨斷論和懷疑論。”[4]人類對理性的力量的推崇近乎宗教的盲目的崇拜,又使理性變成了徹底的非理性,理性取代上帝曾經擁有過的至高無上的地位。理性從軟弱無力走到了無限膨脹的另一個極端。理性的絕對化是與理性精神在各個領域的勝利有關的。以理性為基礎的數學和實驗自然科學的光輝成就,是西方很多思想家相信理性具有無上的權威,他們將理性作為衡量一切的尺度和萬能的工具,一切都是理性的概念。任何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都可以通過理性來認識和解決。而理性主體性的建立,使得在人的認識過程中出現了主體與客體的'分離,進而在一定意義上是近代哲學陷入到了二元論的困境當中。近代哲學是站立在經院哲學的對立面出現的,他們認為認識哲學的中心而不是神。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哲學家們都強調人的理性,強調人的自由和尊嚴,發展人的個性和創造性。但是隨着理性主義走向極端,人被限制在了形而上學的體系當中,任何動物一樣都成了哲學的概念,人的現實性被抹煞了,那麼同時理性也就被扼殺在了形而上學的體系當中。“從文藝復興到黑格爾的近代西方哲學在取得了一系列的偉大成就以後,在一定意義上彷彿又回到了它原來出發點。不過現在它的地位改變了。它已失去了過去那種喚起人的覺醒、維護人的尊嚴、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的朝氣蓬勃的精神,而轉到了它過去反對的東西方面。”[5]理性主義走向絕對的同時也就意味着自己的終結,而正是終結給我們指明瞭一條出路,正如恩格斯對黑格爾哲學的評價“哲學在黑格爾那裏終結了:一方面,因為他在自己的體系中以最宏偉的形式概括了哲學的全部發展;另一方面,因為他給我們指出了一條走出這個體系的迷宮而達到真正地切實的認識世界的道路”[6]

二、理性主義的反叛

現代西方哲學表現出地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對於西方傳統理性主義的反叛,這種反叛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走向理性主義的反面——非理性主義;另一個方面,揚棄傳統理性主義的基礎上發揚了理性主義。但是它們有同樣的特點都試圖超越傳統理性主義的獨斷。

傳統理性主義在其發展中走向了獨斷,原本引導人們走向思想解放的理性現在也變成了制約人本真存在的神話。因此人們開始從理性的的迷夢中走出來,希望超越理性,超越形而上學的理性獨斷,進而回歸人的本真的存在,從而形成了非理性主義。他們要求超越理性對人性普遍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理解,轉而對人的個體性的生命本能加以強調。黑格爾的理性主義將西方傳統理性主義發展到了頂峯因此也就成為成以後的非理性主義哲學家批判理性主義的主要靶子。事實上,在黑格爾在世的時候,叔本華就批判了他的理性主義,並以其悲觀的生存意志主義開了現代西方非理性主義的先河。而尼采則使這種對理性主義的批判導致真正的非理性主義的轉折。非理性主義從人的存在出發,竭力的克服和批判傳統的理性主義,強調整體上理解人的生命。我們不可能通過理性認識客觀的世界,人們的任何概念、判斷、表象都是出自於人們的需要、激情、本能、傾向是非理性主體加工的結果。世界的本質是自我的意志。生活在這個世界中的人是自我意志的存在,因此人的本真存在就是非理性。非理性主義在批判理性主義的過程中,使自己走向了理性主義的另一極端。為了反對理性主義、反對人是理性的人,反對理性至上、理性萬能的神話,他們主張人的意識中非理性的無意識支配意識、理性,非理性是人的本質,在意識中佔統治地位。他們把非理性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從而走上了像唯意志主義、生命哲學、存在主義、等極端的理論形態。

現代西方哲學中很多哲學家都對傳統的理性主義進行了揚棄,他們反對傳統理性主義者將理性無限的誇大,但是現代哲學依然是要依靠理性的。現代西方分析哲學和胡塞爾的現象學都表現了一種理性主義。分析哲學以邏輯和語言分析方法為主要標誌,而邏輯與語言的分析實際上就張顯着一種理性。早期的分析哲學家們認為哲學的問題是分析語言的問題,歸根結底就是邏輯的問題,運用邏輯對語言的表達和日常語言進行邏輯的分析。而分析哲學在很大程度上雖然最終將分析的原點規定經驗的證實但是分析哲學依然是具有理性主義的。“因為在他們看來,對語言的細微分析並不是必須借用現代邏輯的工具,我們對語言的日常用法本身就顯示出了語言自身的邏輯和意義。……其實,這些都反映出日常語言哲學家們的理性特徵,即以概念分析和用法分析的方式追問語言中的邏輯。”[7]而胡塞爾現象學與思辨哲學聯繫比較緊密,對經驗主義一般持否定態度。現象學不像分析哲學種語言分析和形式邏輯分析,而是將注意力集中在人生的意義和人類歷史的目的上,胡塞爾以追求知識的確定性為己任,認為哲學是嚴格的科學。胡塞爾的現象學中充滿了矛盾,但是有一點胡塞爾卻堅持理性主義,希望建立一個理性的、統一確定的哲學體系。他的哲學體系中包含了知覺和先驗還原,都是為了用理性思維方法認識世界本原和結構。只有理性才能認識存在,給存在的事物以價值意義。現代哲學也帶有理性主義的色彩,但是已經不是像傳統的理性主義,把理性推至至高無上的地位,並將理性理解為普遍的人性,理性僅僅是人的認識的一種。

在此,理性主義遭到了批判,形成的非理性主義但是非理性主義並不是反理性主義,他們強調人的認識不僅有理性同時還有意志和情感等,非理性主義者只是認為人的非理性在人的認識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並不反對理性主義。在一定程度上非理性主義開啟了人們對理性主義的反思,但是非理性主義已有它的侷限,非理性主義的無限誇大使得非理性主義走向了虛無主義和懷疑主義。非理性主義雖然是對理性主義的批判,但是非理性主義中依然帶有理性的成分,非理性主義對於非理性的分析依然使帶有理性的,現代哲學依然是站立在例行的立場上的。

三、重提啟蒙

近代哲學以來形成了傳統的理性主義哲學,但是理性主義的發展最終使自己走到了盡頭。現代哲學形成了非理性主義的思潮,對理性的無限誇大進行批判反思。但是近代哲學中啟蒙運動高揚理性,充分運用理性作為啟蒙的準則,而現代哲學也依然以理性作為認識的基礎去探討問題。後現代哲學的一個重要的話語就是啟蒙,而後現代哲學家眼中的啟蒙則不是高舉理性的旗幟的啟蒙,啟蒙的一個重點就在於批判,解除人們思想的禁忌。

近代哲學理性成為啟蒙高舉的大旗,面對中世紀的宗教神學和經院哲學的盲目的信仰,理性在啟蒙中就具有兩個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是標準性即理性合理性也就是對於知識的確定性而言,理性是衡量一切知識的標準;另一方面,批判性也就是理性不斷的反思自己,批判未經審視的知識,最重要的是在於對於整個宇宙的審視態度,也就是對於宇宙知識的意義的審視。而理性之所以走向了極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理性合理性的無限誇大,成為衡量一切知識的標準。但是理性的批判性則隨着啟蒙的發展而不斷的不遺忘。人類的認識不可能窮盡,是在不斷的發展中的知識,任何知識的確定性的假設只能建立在一定的條件之內,離開條件的知識是不會成立的。理性作為主體認識事物的能力,它本身具有主觀性,主觀性所確立的知識能否成立,那麼就需要有實踐去證明,是否合乎理性實際上應當是是否合乎實踐。而理性之所以被誇大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工具理性在實踐中的巨大勝利使得理性成為了知識的標準而不是實踐。但是實踐的發展必然帶來理性認識的不斷進步,而這種進步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於批判的作用,只有在實踐中不斷的批判舊有的知識,理性才是確定的。但是合理性的存在往往在逐步的削弱批判的作用。也正因為如此啟蒙運動自己所高舉的理性的大旗最終也成為自身的桎梏,自己以前批判的東西現在卻反過來吞噬自己。

現代哲學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重新提出了啟蒙,啟蒙是全人類的事情。康德曾經提出過啟蒙的定義,康德認為“啟蒙是人類脱離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不能運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在於缺乏理智,而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自己立制的決心和勇氣,那麼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我招致的。Sapereaude(敢於知道)!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的座右銘。”[8]但是康德的定義過於強調了理性合理性的使用。所以後現代主義哲學家就認為,啟蒙不應當被看作是合理性的任務,而是一種批判,對於歷史存在的一種批判,拒絕啟蒙的理性欺騙。康德哲學的一個重要特點在於對理性的界限進行了界定,知識具有什麼界限,而後現代主義哲學家們則是在探討如何從這些條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進而超越這些界限。啟蒙的批判不是要尋求理性主義的普遍性,而是要建構主體,實現自我思想的主體性的存在,實現自我話語的“歷史陳述”。合理性是存在歷史的時空中的概念,只有現時的主體是現實的,這種現實的存在是批判性的。因此,後現代主義的啟蒙就是反對工具理性,反對工具理性的普遍化的統治。霍克海默指出,啟蒙已經成為了神話,並把自由變成了統治。“隨着放棄以數學、機器、組織等物化形式報復忘記它的人們的思維,啟蒙精神也喪失了自己的現實性。啟蒙精神通過對一切個人進行教育,使未開化的整體得到了自由,作為統治力量支配事物並對存在和人們的意識發生作用。但是,真正的變革性的實踐是取決於反對社會盲目僵化思想的理論的。……只有當目前的實踐目的,表明是要達到的最遠的目標,並且達到‘國王的暗探和獻媚者弄不到絲毫消息’的地步,即統治的科學輕視的自然界被看成根源時,啟蒙精神才自我完成,自我拋棄了。”[9]理性完全控制了社會的進程,理性的操縱價值、理性對人類和自然的統治都説明了這一點。,啟蒙應當是使人擺脱其自我思想上的未成年狀態,並且使主體的自我意識去支配、統治、對象化的事物;而現在理性的精神則以邏輯的、思辨的或分析的方式對人們本能的、先天的自我進行着一種貌似合理的統治。工具理性是主體性的自由喪失了,成為了工具和被統治的對象。工具理性的發展實際上是在不斷的使自己具有合理性,並且迫使人們相信理性的合理性,其合理性不是建立在批判的基礎上的而是壓制人的思想。

總之,自17—18世紀的啟蒙運動開始,啟蒙就沒有停息過,人們通過理性的啟蒙從中世紀的宗教神學和經院哲學中擺脱出來,同時也陷入理性的泥潭,人的個性、自由、尊嚴以及對於人的價值等等全部成為普遍理性的一部分。非理性主義對於絕對理性的批判雖然使人們從獨斷的理性主義中走了出來,可同樣陷入了非理性主義的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走向另一個極端。同時理性主義的修正者們依然還是沿着理性主義的舊路再走。後現代哲學在才扛起啟蒙的大旗,但這次不是要理性,而是要從理性的迷夢中擺脱出來,他們批判工具理性,揭露人的本真存在。啟蒙已不再是理性的,而是對於理性合理性的探尋,人的自我的主體存在的真實性。理性不是單一的,而是標準性和批判性的,只有兩者結合才是完整的。

參考文獻

1 劉放桐等著,《新編現代西方哲學》[M]人民出版社,第4頁,第5頁,第10頁。

2 呂一民著,《法國史》[M]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第83頁。

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第216頁。

7 江怡,後現代視野中的現當代西方哲學,《河北學刊》第48頁。

8 美】詹姆斯·施密特編;徐向東、盧華萍譯,《啟蒙運動與現代性—18世紀與20世紀的對話》[M]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1頁

9 霍克海默, 阿多爾諾,《啟蒙辯證法》 [M],重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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