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儒玄雙修的開啟及其經學意義
當前學術界一般認為，相對於魏晉玄學，儒玄雙修是東晉南朝士大夫的新思潮。但對其邏輯起點、興起的時間上限、發起者及其學理論證，大都少有提及或語焉不詳。本文試就上述問題提出一點看法，敬請方家指正。
一、東晉前期的儒學轉機
南渡司馬氏君臣通過對西晉傾覆的反思，內治朝政，籠絡吳人;外御強敵，致力北伐。王導新亭慷慨陳辭、祖逖江淮中流擊楫，桓温歎合抱之木、謝安在淝水後方對奕，都使魏晉名士形象在東晉煥然一新，既展現了具有文化優勢的名士的真正價值，又表現出其仍抱守着忠貞愛國和建功立業的儒學情結。在思想界，猶如漢初思想家對秦亡的反思一樣，南渡之初乃至東晉建國前期，江左思想界也掀起一股反思浪潮。反思的結果，就是遏制了玄風獨扇的勢頭;而在江左政壇，因關注倫常秩序之重建，則又呈現出了重振儒學的勢頭。因而，在兩晉之際，自漢末以來日漸衰徵的儒學開始出現轉機。
二、渡江之初的正始遺風與儒玄雙修的開啟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從上述東晉前期江左君臣對玄學及其士人的批判來看，有兩點非常突出：就批評內容和對象而言，只是批判一些玄學人士的怪異言行及其玄學士風對魏晉社會的負面影響及其後果，而對玄學及其清談的本質內容與功用並未進行深思甚或觸及。清談的理性思辨已融人上層主流社會的文化娛樂，一直是大多數東晉士人所刻意追尋、或樂於接受和迴避不了的，包括對何晏、王弼極為貶斥的範寧;就批評者本人的構成而言，批評者大都是少受玄風濡染的吳姓士人，如干寶、葛洪、陶侃;或是一直秉受儒家禮教傳統而又對魏晉玄風有偏見的東晉中上層官僚，如刁協、蔡謨、應詹等。但對大多數南渡的士人、尤其是門閥士族和中興名臣來説，在政治生活上崇尚儒學君臣大義和仁義道德，遵守儒家禮教，並不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就必然對魏晉清談等玄風要進行徹底廢棄。
相反，東晉士人在政治生活之外，卻因魏晉玄學的時代風尚，清談玄言在東晉已實踐為其日常高雅生活的一部分和必需的娛樂、學術交流方式，在其平時的宴飲、遊玩與聚會中，都將清談看成了其不可或缺的生活的一部分;而他們中的許多南渡名士在重振儒學的同時，又確實一直在追慕、仿效啟動魏晉清談的正始之音，王導甚至常以參與洛下清談為榮：王丞相過江，自説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世説新語？企羨》）這裏試以王導為例，請看其政務之餘的日常宴遊與清談。
三、儒玄雙修新思潮的主要內容及其理論論説
由於上述儒學的`轉機、基於對正始清談的留戀和竹林玄風的追慕，而郭象將魏晉玄學推向高潮的名教與自然為一的哲學論證，又使正始、元康以來魏晉士人內心的情、禮雙重裂變最終得以癒合，並進而將漢唐間社會，由曹魏和西晉的儒道兼綜與玄學思潮引向了儒玄雙修的東晉南朝新時代，它既不同於元康名士的廢棄禮教，又不同於魏晉禮法之士的表面服膺儒教而內心實功利、冷峻。
四、儒玄雙修新思潮的儒家經傳詮釋意義
關於魏晉玄學，可從多個層面、各個視角加以考察。目前，學術界大多將魏晉玄學的特色借讀為儒道兼綜，有些學者如王曉毅先生，則在此基礎上將魏晉玄學的形成、發展歸結為儒道深層融合的過程。這當然不錯！不過，若從儒道經典詮釋的角度具體考察魏晉玄學及其發生、發展，無疑，專就詮釋理論而言，儒道互釋（儒家經傳詮釋上的以道釋儒與道家經典詮釋上的以儒釋道）則是其在漢晉時期最顯著的詮釋特色！單從漢晉經學史來看，在儒家經傳詮釋上則表現為：先是在漢魏時期漢魏儒援道入儒，進而在曹魏、西晉，何晏、王弼與郭象等玄學家更是以道釋儒。具體來説，開始在漢魏之際援引《老》、《莊》注經，接着到了曹魏、西晉則主要是以改造了的老莊之旨，或其所認定的老莊意義，例如崇本息末（以無為本），詮釋《易》之經傳、《論語》等儒家經傳。
以道釋儒的過度詮釋，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曹魏、西晉時期儒家經傳詮釋的老莊化甚或玄理化，進而使儒典文本與其原本的儒學學派歸屬、經學特質漸行漸遠。如《易》之經傳，在兩漢為儒家經典，在魏晉則為玄學名著，經過何晏、王弼等魏晉玄學家的玄理髮揮，《易》已由兩漢六經之首而變為魏晉、南朝三玄之一。而兩晉之際尤其是東晉建國前後所啟動、興起的儒玄雙修思潮，融人到東晉南朝儒道經傳詮釋上，在漢晉經學史上則從某種程度上扭轉了這種非儒化（玄理化、老莊化）的詮釋趨勢。僅從這一點上説，其在經學史上的文化意義便非同一般。以東晉《論語》注為例，我已發專文進行了梳理、分析①。試再以東晉南朝《周易》注為例釋證之。
五、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看出，繼曹魏正始年間，何晏、王弼掀起魏晉玄學的時代思潮之後，晉室渡江之初又開始興起儒玄雙修的社會思潮。兩晉之際的這一新思潮，由王導開啟，其周圍的中興名臣迴應及中下層士人加以論證。着眼於歷史的邏輯考察，新興起的儒玄雙修思潮，離不開兩晉之際轉折時期的儒學轉機、正始遺風和以王導為中心的南渡士大夫的儒道兼綜與儒玄雙修。儒玄雙修新思潮在東晉建國前後的啟動和興起，不僅為東晉南朝士大夫的政治社會生活規定了方向，開創了東晉南朝士大夫儒玄雙修的新時代。這一時代的大多數玄學家，同時又是政治家而身兼政事，其行政務又不廢清談;而多數官員或學者，也儒玄雙修、時隱時仕，而且，還對魏晉南北朝的儒道經傳詮釋尤其是經學的老莊化、玄理化起到了轉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