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鄉村抒情散文

一九七八年夏天，我在家鄉附近的一個國小當老師。每天早晨騎着自行車到學校去上班，往返十來里路，中間要經過一片一片的農田。回來時，我常常到甜菜地裏掰一些甜菜葉子回來餵豬。有一天趕上下雨，我到一片胡蘿蔔地裏拔了幾個胡蘿蔔，弄得滿身是泥。回家之後，妻子用這胡蘿蔔給我做了一頓粥，我喝得又香又甜。日子雖然清苦，但還是温馨的。我的妻子還年輕，正懷着我們的第二個孩子。我已年屆而立，雖然一無所成，可我的心在遠方。用現在時髦的話來説，我總覺得我的生活還在別處。

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我煩悶得無聊，就到生產大隊的辦公室去找報紙看，在一張報紙的下端，忽然發現省藝術學校的招生簡章，吸引我注意的是這樣一條信息：編劇專科班的考試資格婚否不限，年齡放寬到三十一週歲。我把它讀了一遍，就把這張報紙偷偷地揣到了口袋裏。回到家，我在油燈下仔細地研究了這份招生簡章，兩歲的女兒已經入睡，妻子坐在燈影裏，我對妻子説：我要去報考省藝校，並悲壯地説：這是命運女神給我的最後一次機會了！妻子很平靜地笑了，説：那你就考吧！

説是“最後一次機會”，這話一點兒也沒有誇張。我當了幾年的鄉村代課教師，也在公社幹部中混過，當文化站長，包隊幹部，給業餘文藝宣傳隊編排節目，給領導寫材料，當然也當過農民，出田刨壟，流了好多臭汗可我總感到沒有找到我生活中的位置。這一年我參加了好幾次考試。第一次報考高師函授，到縣城去考試。我騎着自行車出村不遠，車胎就癟了，我推着自行車跑過一片大甸子，到另一個村子靠路的人家借了打氣筒，剛剛打足氣，騎上去又癟了。我只好推着自行車在荒野和土路上狂奔。當我氣喘吁吁跑了二十多里路趕到考場時，考試已經進行了一半的時間，監考人員不准我入場。我央求哀告了半天，才破例允許我考試。我用剩餘的時間答完了所有的試題，考中了。但這種考試改變不了我的命運，我仍然過着單調窘迫的生活。這年，是全國恢復大學聯考的第二年，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參加了初試和複試。我的複試成績超過錄取分數線二十八分，本應有一個學校可去，但卻沒有接到錄取通知書。這次我決定再試一次，如魯迅先生所説，希望無所謂有，無所謂無，但是你總得抓住命運的任何一次機會。此次若不成功，我只能生於斯，活於斯，終老於斯了！

妻子和女兒已經熟睡，我在報紙的空白處開始構思我的習作，因為要取得考試資格，必須交一篇作品。既然要考編劇專業，就寫一個劇本吧。這張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的報紙我至今還珍存着，上面用鉛筆寫着我的“構思”。一個人的幼稚有一點好處，它可以使你充滿自信。我當天夜裏就完成了我的劇本，把它寫在一沓畫着萊種表格的黃紙背面，釘好後，第二天就寄到學校去了。這個劇本的題目叫《拔苗記》。

第二天，我把那張報紙夾在自行車後座上，興致勃勃地趕往鄰村，把這個消息告訴我的一個朋友。這朋友曾是我非常要好的同事。我們同在一所鄉村中學教過書，又有着共同的志趣和愛好——喜歡文學。他已經有了妻子和兩個孩子，夢想有朝一日成為作家，為此安貧若素。為了買書，春天時曾賣掉自己的棉衣。有一次我到他家去，他的妻子向我抱怨説，他們家連一根火柴也沒有了。做飯時，這可憐的女人要翻過牆頭，用一把玉米葉子到鄰居家的灶裏點着火，再高舉火把似的翻過來，才能把自家灶內的柴火引燃。所幸家裏還有兩毛錢，剛好夠買一包火柴，這女人就將兩毛錢交給她的先生，囑咐他買火柴回來。這先生晚上回來時，沒拿回火柴，卻拿回一本書，是魯迅先生的<野草》，薄薄的一冊，定價正好是兩毛錢。可憐的女人和他吵了一頓，大哭一場。可是日子還得過下去，苦是苦一些，還有美麗的夢支撐着。他家緊靠着一片白楊林，春夏時節，我們常常坐在白楊樹下談文學，談一些不着邊際的夢想。我當文化站長，在鄉下幫助農民編排節目時，他經常到場，穿着中式的罩衫，脖子上圍着大圍巾，極文雅極有知識的樣子，現在想來，那完全是一副“民國範兒”。當時我正在戀愛，演出隊裏有兩個姑娘對我有點兒意思，我可以在兩個人中進行抉擇，我就徵求他的意見。他給我的建議是，選擇那個長相和風格（對不起，我這裏必得用“風格”這個詞兒）都差一些的那位姑娘。這姑娘個子稍矮一些，臉上有點兒雀斑，眼珠靈動，愛耍小聰明。她的求愛風格是在背後當着別人的面貶損和醜化我，在我面前則做嬌柔和調皮狀我認真想了一下，沒有聽從這位朋友的建議，選擇了另一位姑娘。既然我們的友誼已經到了求偶都要徵求他意見的地步，我應該把這個消息告訴他。他把我迎進院子，一邊走，我一邊興高采烈地説，我帶來了一個好消息！他問，是不是省藝校招生的事？沒想到他竟先我而知道了！我自然向他遊説了一番，勸他無論如何，不要錯過。他聽了後，語氣囁嚅而支吾，沒有我想象那樣踴躍和熱情。但最後還是説他已報了名，並寄去了作品。既然他早已注意到了這個消息，可見他關注此事並已付諸行動，我的遊説是多餘的。有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我的心情自然高興。一個偏遠小村的沒見過世面的青年要到省城去考試，心裏總是惴惴的，現在有了同伴，似乎也可以壯壯膽子，所以內心深處，對他竟有一種感激了。

考試通知遲遲沒有來，我以為自己的習作不合格，被取消考試資格了。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午，我帶着女兒在村後的谷地旁捉一隻白蝴蝶，鄰居的女人跑來告訴我，我的兒子降生了！接着，考試的通知也寄到了。兒子生下幾天後，就得了病，哇哇哭着不吃奶，臉色發青問了明白人，説是因為胎火太盛，得了小腸風。看着病情越來越重的兒子，妻子急哭了。可是我後天就要到省城考試，怎麼辦呢？經人指點，我騎着自行車，帶本村的表嫂抱了孩子趕往縣城，去找能治嬰兒月子病的喬老太太。臨上路，妻子大哭，以為這奄奄一息的孩子肯定要扔在路上了。趕到喬老太太的家，喬老太太已經穿好衣服，出了大門，馬上要趕火車到天津去看女兒。見孩子生命垂危，喬老太太返回屋，用一根三寸長的大針就往我兒的肚子上扎。我聽不得孩子的哭聲，就站在院子裏等候。扎完針，孩子不哭了，安靜下來，呼吸平穩，看樣子是大好了。我千恩萬謝，帶着兒子趕回了家。在家痛哭並焦急等待的妻子見兒子平安回來，悲喜交集，兒子又能吃奶了，第二天——兒子降生的第十三天，我將趕往省城考試。

我去田裏扛回一麻袋甜菜葉子，剁碎了放進缸裏，給豬預備了幾天的飼料，看了看襁褓中的兒子，小傢伙睜着晶亮的眼睛看着我。我和妻子女兒告別，妻子拖着產後虛弱的身子到園子裏，摘下幾個剛熟的西紅柿塞進我的挎包。我要留給女兒，懂事的小女兒躲在媽媽身後，説：爸爸去考試，爸爸路上吃吧！我含着淚水，穿着襤褸的破衣，腳下蹬着一雙濺滿泥點的舊鞋上路了。回頭望去，妻子和女兒站在門前，她們正默默地目送我遠去。我的淚水潸然而下。陡然生出一種悲壯感來，覺得此一去，不僅是尋找我個人的前程，更關乎妻子兒女的幸福。我和她們生死相依，我的肩頭責任重大，無論我走到哪裏，無論命運把我拋向何方，她們深情的目光將像天上的`朗月和星辰照耀我的前程！

我走了十二里的土路趕到附近的車站，從那裏坐火車去省城。到省城後，那種炫目的繁華和嘈雜令我迷惘。我的姑姑住在省城，自小我來過這裏，但我從來不熟悉這裏的路。那林立的高大的樓房在擠壓着你卑微的靈魂，甚至使你膽怯得不敢大聲説話。我小心翼翼地向人問路，終於上了開往學校方向的汽車。坐在車上，摸摸挎包裏幾個西紅柿，覺得應該把它們吃掉。不是因為口渴，而是因為羞怯。我不想帶着這幾個西紅柿去見考官們，讓人家嘲笑我這個鄉巴佬。我拿出一個西紅柿，想吃得文雅一些，就輕輕地去咬。可是這該死的西紅柿竟“呲”地一下子射出一股汁來，濺了身邊的一位軍人一身，這軍人恰巧穿着一身新軍裝。我嚇得跳起來，連連道歉，忙掏出手帕去擦。那軍人微笑着，説：沒關係，沒關係可是我已經在窘迫慌亂中出了一身冷汗。第一個西紅柿開了這可怕的玩笑後，我再也不敢打那幾個的主意了，讓它們暫時留在挎包裏吧！

到學校正是中午，通知説：要在下午一點半才發准考證。我無處可去，就把自己的一雙泥鞋扒下來，墊在屁股下，坐在學校的大門口等待。我從容地吃掉了剩下的幾個西紅柿，把自己晾在九月的陽光下，內心有一種空蕩蕩的感覺。我的兒子怎樣了？虛弱的妻子怎樣操持那個家呢？小女兒會想我嗎離開他們這麼短的時間，由於來到一個陌生的環境裏，孤獨和淒涼的情緒就攫住了我的心可是我還有什麼退路呢？

終於領了准考證，然後到另一個學校去看了考場，當天晚上，我住在姑姑家。第二天進了考場，我身邊有一張空蕩蕩的桌子，沒有人坐在那裏，桌角貼着我那位朋友的考號，他沒有來考試。據説他聽了別人的勸告，自己有了老婆孩子，而且很快就會轉成正式教師，錄取的希望又那麼渺茫，如果考不上，徒然惹人恥笑，於是放棄了。我望着那張桌子，深自歎惋。考試進行得還算順利，但我心裏還是沒有底。望着城裏那些神采飛揚、樂觀自信的考生，我自感微賤和卑怯。一次考試的間歇，我見到一位穿着黑西裝的青年站在考場外的台階上正在口若懸河地大講剛剛考過的科目，他睥睨一切，故意炫耀他的博學和正確，似乎在宣佈標準答案。很多人圍着他，向他投去敬佩而歎服的目光。我望了望他，趕緊走開了。我想，這位先生一定會考中的，但是，後來我再也沒有見過他。這個人的影子一直留在我的記憶裏，他時刻在告誡我，在眾人面前故意炫耀和自我吹噓，是淺薄和缺少自尊的表現。只有馬戲團的猴子才渴望得到看客的喝彩，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警惕，不要成為這樣一隻可憐的猴子。

寫作考試出了兩個題目，一是《重訪嚴師》，一是《心事》，任選其一，在兩個半小時內，寫出一篇短篇小説。我選擇了《心事》。寫作前，我頗費思量，考試進行了十來分鐘時，我還沒有動筆，我要找到表現“心事”的最好形式。經過沉思默想，這種形式最終被我找到了。我以一個女知青給母親的短信和幾篇日記結構了這篇小説，表現這個女孩子隱祕的初戀情感。在剩下的時間裏，我文思順暢，寫滿了幾大張八開紙，完成了這篇小説。我寫作習慣於一氣呵成，不在草稿上勾勾抹抹，所以原稿總是很清晰的。儘管我自己對這篇文章很滿意，但能否得到考官的青睞，可就説不準了。

三天考試結束後，我又回到了家鄉的土屋。妻子坐在炕上，正在給兒子餵奶，我坐在炕沿上，妻子問：怎麼樣？我説：還行，反正我盡力了，考上考不上，聽天由命吧！就這樣，日子又照常過着了。煩惱和快樂，愁悶和希望交織在一起迎來了秋風瑟瑟的季節。在一個肅殺的秋日，我和妻子把孩子留在家裏，在田裏刨甜菜。甜菜成熟了，長成三五斤重的疙瘩，需要把它從地裏刨出來，削去頂上的纓子，才能賣到甜菜站去。刨甜菜的活兒非常累，需要把一把二齒子用繩子捆在腰上，刨進土裏後，用腰和全身的力量把一個甜菜疙瘩從土裏弄出來。刨上一壟後，即使最壯的漢子也會腰痠腿痛。但生活是嚴峻的，你總得去幹。生產隊分配給你幾壟甜菜由你收穫，你可以把削下的甜菜纓子用來做冬天的豬飼料。如果你不幹，那麼冬天豬吃什麼？不養豬，你連買鹽的錢都不會有。在這樣一個陰沉的日子裏，我聽到一個消息，説我們縣有一個“女青年”在那次考試會考了全省第一名。骯髒的陰雲奔馬般掠過天空，西風颳過光禿禿的原野，大地顯得多麼荒寂和悲涼！可是我的內心卻陰霾散盡，陽光普照，恨不得在原野上奔跑和呼喊。我知道，這“女青年”不是別人，就是我，他們把一篇小説的敍事主人公當成實有其人了。

事情很快得到了證實，我的確考了第一名，但是錄取通知書卻遲遲沒有來。冬天降臨了，嚴寒降臨大地。一個冬日的黃昏，我在家接待了一位不期而來的客人。這位客人高個子，大約五十多歲，眉毛很重，眼窩深陷，兩眼炯炯有神，操着濃重的西北口音，在這樣寒冷的日子裏，卻沒有穿棉褲，凍得瑟瑟發抖。客人告訴我，他是省藝術學校的汪秉坤老師，為了一封關於我的匿名信已經搞了兩天的外調，證明那信裏寫的一切是誣陷不實的捏造後，特意到家裏來看看我。我大感意外，忙叫妻子給汪老師做飯。可憐我那清貧的小屋，實在沒有什麼招待這位尊貴的客人。妻子做了一鍋湯，汪老師連説好吃。飯後，汪老師執意要趕往十二里外的那個小火車站，從那裏回省城。我送汪老師到村頭，看着他在霜封的大地上漸漸遠去，眼中不禁溢滿了淚水

後來我知道，學校收到的不是一般的匿名信，而是一篇曲藝作品——山東快書《樹山外傳》。生平第一次有人給我作傳，我當然深感榮幸。可是這傳記並非我的信史，卻完全是捏造和誣陷。熱心給我作傳的不是別人，就是我那位多年的友人。他為了取得考試資格，曾經創作了一篇山東快書，但他意猶未盡，在我去考試後，他又創作了另外一篇，並把它鄭重地寄給了學校。學校為了是否讓我入學，開過三次會議研究，最後派汪老師來外調，讓許多相關的人按了紅手印，才救拔我於誣罔之中。

我常常想到我的那位友人，他在我上學期間，和與他偷情的一個年輕姑娘在一眼枯井中上吊而死，他的妻子用他家那口既裝書又裝米的大櫃盛殮了他，然後帶着孩子遠走他鄉。這個具有宿命意味的死亡事件深深地震撼了我。多年之後，我發表的話劇《村子》就是以他為主人公的。想到我們曾經的友誼，我已經徹底原諒了他。是啊，有誰能理解，一九七八年以及那以前漫長的歲月裏，鄉村“智識者”（魯迅的概念）內心的希冀、絕望、痛苦和掙扎？他們的靈魂深處有一個螢火般的光亮，那就是他們的浪漫理想和對自己命運的憧憬。這理想和憧憬在愚妄的時代喧囂中顯得那樣另類、荒謬和孱弱，然而這卻是他們賴以生存下去的精神力量。這些“智識者”尋找着同道，在暗夜裏如螢火前行，彼此以微弱的光亮照耀和温暖着對方，直到迎來一個新時代的黎明。在黎明時分，我們分手了，走向了各自的命運。

入學通知書終於來了。我的入學在當地一時成為新聞。當我將告別妻兒，走出家鄉的小村時，不止一個童年的夥伴和家鄉的父老對我説過：你可算逃出去了！這話潛含着多少悲辛苦痛！這時候，人民公社制度已經到了它的晚期，農村的貧困和蕭條不可一語道盡。在我們那個生產隊裏，有一年，一個壯勞力一天的勞動日值只有三分錢，一個勤勞的小夥子苦幹一年養不活他的老孃，把口糧分到家後，沒有人不欠生產隊一屁股債。這樣勤勞一年反倒欠生產隊債的農户俗稱“脹肚户”，在我離開家鄉那一年，已經沒有一家農户不是“脹肚户”了。我熱愛我的家鄉，也曾滿懷激情，立志要改變家鄉的面貌。一九七O年，我回鄉後，還被鄉親們推舉為生產隊長，在滴水成冰的隆冬，夜以繼日地帶領鄉親們打水井，學大寨。可是理想被無情的現實打得粉碎，我們陷入了貧窮、愚昧、充滿猜忌和仇恨的泥淖中謝天謝地，儘管千折百回，歷史在向前走，在我入學那一年，生產隊解散了！

別了，我的家鄉！別了，我那埋骨雙親的土地！當我回望故土，淚水就浸透了我這顆赤子之心！我彷彿看到，青草在風中起舞，艾蒿在吟唱這靈魂的絮語，夜夜縈繞我的夢，可是您的兒子，總要走向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