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聊齋志異優秀讀後感作文

《聊齋志異》，是一部文言文短篇小説集，是非常有趣刺激的鬼神小説。下面是小編為你整理的白話聊齋志異讀後感內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看到這本書熟悉的題目，不少人肯定會第一時間想起一個令人耳熟能詳的故事電影——《畫皮》，電影裏那些恐怖誇張的故事情節時到今日仍然令我們心有餘悸，所以很多人一定會誤以為《聊齋志異》這本書是一本純粹的恐怖小説，大錯特錯!這本經典耐讀的小説如果單單停留在這麼低級的層面的話，它還會從清代一直流傳至今嗎?它不僅給我們帶來了精彩絕倫的一個個故事，它還通過讓我們閲讀這些故事從而領會到一個個意味深長的道理，讓我們在閲讀的同時也能領悟到人生的真諦。

今年寒假，媽媽給我買了一本《聊齋志異》。《聊齋志異》非常有趣，不久我就看完了這本書。 《聊齋志異》是一部經典小説，是蒲松齡的著作。《聊齋志異》是古代靈異、志怪小説的集大成者，有“空前絕後”之美譽。《聊齋志異》看來偏偏講的鬼、狐、仙、怪，其實字字都是人、情、世、態字裏行間無不飽含着作者對人生的豐富體驗和深刻智慧

從中我感受到，眼睛所看到那美麗的景象深處並不一定是美好的。正如俗話所説“人不可貌相，還水不可斗量。”往往那另人看不起的外表下，有着一顆純潔、美好加鑽石般透明閃亮的心靈，比海還深比宇宙還深的心靈。

其實，《聊齋》表面上在講鬼、狐一類的故事，而側面反映了當時社會的腐-敗，在康熙時期的中後期，也就是蒲松齡所在的那個時代，貪污成風，贓官比比皆是，清官能有幾個?比作者生活好的不少，比他生活差的更多，然而他們未必都會去思考這些社會問題。作者大膽地揭開了所謂“盛世”下的“爛疤”替那些飽受迫-害的下層人民提出控訴!在這裏，我又不禁佩服作者的慧眼明珠，佩服他敢於正視現實的精神.古已有許多文人墨客鍾情於‘志怪’類文學並留下膾炙人口的鴻篇，但真正將這類文學推向頂峯的是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有“空前絕後”之美譽。他將古代小説中的‘志怪’、‘傳奇’和‘人情’融於一體，吸收了古代白話小説的長處，形成了獨特的簡潔優雅的文言風格。

聊齋中將世界分為仙界，冥界，妖界。

傳説中的仙界或在天上，或在海中，或在幽遠之名山洞府，是不老不死的樂園。那裏有奇樹珍果，香花瑤草，美人仙樂，玉液瓊漿，有永遠的享樂和永恆的生命。 而聊齋中的`仙女有平民色彩，她們跟凡人成親，養兒育女，為夫君道德完善恪盡職守，追求道德完善、追求真正幸福，《翩翩》是代表。前人小説裏的觀世音總是手執柳枝，點灑幾點救命水，到了蒲松齡的《菱角》裏邊，觀世音變成了凡人的母親，在人間吃苦耐勞，親手給兒子做衣服和鞋子。真正成了跟黎民大眾共甘苦的平民觀音。前輩作家創造了星漢燦爛的神仙世界，蒲松齡讓紫氣仙人向人間迴歸，和世間的凡人一起過上了平平常常的生活。

冥界的鬼混早在先秦典籍中出現過，前人認為人死為鬼，鬼形成陰界。但在《聊齋志異》中，鬼世界和人間的世界沒有什麼大的區別，鬼界成了人間的虛幻倒影，是人世間種種現象的折射反映。

凡是人類之外的動物、植物、器物變化成人，或者雖然沒變化成人卻能像人一樣説話，跟人交往，便為妖。這是妖的寬泛定義。《聊齋志異》中，千姿百態的精靈都來和人交往。蒲松齡神鬼狐妖畫蒼生，馳想天外的志怪，是滄海桑田的人生。

《聊齋志異》雖然講鬼、狐、仙、怪的故事，其實字字都是人、情、世、態，字裏行間無不飽含着作者對人生的豐富體驗和深刻智慧，從書中不難發現，作者是通過一個個美麗奇異的故事將他對漆黑如墨的現實的不滿，對懷才不遇、仕途難攀的不平及對貪官們狼狽為奸的鞭撻展現在我們眼前。它的內容廣泛，並以此來影射當時的社會現實，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從書中我能時時提醒自己，往往那另人看不起的外表下，有着一顆純潔、美好般鑽石般透明閃亮的心靈，比海還深比宇宙還廣闊的心靈。 正如俗話所説“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聊齋志異》中的愛情小説提出的新的愛情觀。《阿寶》和《連城》是在愛情觀上別開聲面的作品。《阿寶》寫的是一個迂訥的孫子楚，不顧門第懸殊，迷戀着富商大賈的女兒阿寶。女戲曰：“渠去其枝指，餘當歸之”。他果真用斧頭砍去枝指，雖“大痛徹心，血溢傾注，濱死”而不悔。後又魂託鸚鵡，飛達女室。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孫子楚與阿寶終於結成了美滿婚姻。這個故事寫的是痴情，全篇筆筆寫痴，字字關情。它鼓勵讀者：在男女之間要的是真心，有至情，就可以衝破一切阻力，實現婚姻的理想。這種愛情觀，突破了封建主義的樊籬，帶有強烈的市民意識，具有進步的民主思想。《連城》寫孝廉之女連城詩求偶，喬生的詩受到它的賞識，但他的父親以喬生貧窮不許，女又贈金助喬生學，於是喬以女為知己，“傾城結想，如飢似啖”。但史孝廉終於將女兒嫁給了鹽商的兒子王化城。不久女病，需男胸肉一錢，搗合藥屑，王化城不肯獻肉，喬生竟“自出白刃”割肉做藥引。後來女並負發而死，喬生進魂隨地下。再陰間他們得到了別人的幫助復生，終成夫妻。《連城》給了人一個全新的觀念，那就是要男女雙方互相知心。喬生愛連城，是因為它賞識了自己的詩。連城愛喬生，是因為他能真正理解自己的處境。這樣他們的基礎便十分牢固，可以衝破任何障礙，終成眷屬。

出上述的三類作品外，《聊齋志異》還隊當代社會進行裏多方面的揭露和批判，或諷刺事態的庸俗，和刻畫人心得險惡，或描寫統治者不勞而獲投機取巧的心理，或歌頌勞動者的正直勇敢。總之，《聊齋志異》所戰士的人生畫圖是十分廣泛的，反映社會生活的內容十分豐富。

但是《聊齋志異》中也有相當多的篇幅宣揚了落後的甚至反動的思想，就是在那些優秀的篇章中，也常常夾雜着封建性的糟粕。例如：有些篇章敵視和醜化農民起義，有些篇章宣揚因果報應、生死輪迴，有些篇章宣揚了封建倫理道德，還有些篇章美化了一夫多妻制或羨慕功名富貴。

《聊齋志異》，是一部文言文短篇小説集。有傳奇、志怪、軼事等，諸體兼備，為中國文言小説集大成之作。內容十分廣泛，多談狐、魔、花、妖，以此來概括當時的社會關係，反映了17世紀中國的社會面貌。

書中寫的是一個花妖鬼狐的世界，既有對如漆墨黑的社會現實的不滿，又有對懷才不遇、仕途難攀的不平;既有對貪宮污吏狼狽為奸的鞭笞，又有對勇於反抗，敢於復仇的平民的稱讚;而數量最多、質量上乘、寫得最美最動人的是那些人與狐妖、人與鬼神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純真愛情的篇章。

《聊齋》情愛故事的性別基調是男性的雌化和女性的雄化。蒲松齡對女性生存狀態充滿了關注和焦慮，源自他個人的情愛生活，更源於他得時代風氣之先。在《聊齋》中躁動着的女權意識不僅引領了清代小説對女性的關切同情，而且提供了一個文學個案，使我們瞭解女權意識是如何在17世紀的中國悄然萌生的，因此它更具人類學上的意義。

許多《聊齋》研究專家早就指出，《聊齋》故事中大多數女性鬼狐極為善良可親，它們不僅不害人，而且還熱情地幫助人，這與過去的志怪傳奇小説有着絕大的不同。但是，這是否是《聊齋》情愛故事的最顯着特點呢。其實，《聊齋》情愛故事的更大特點是女主人公們的在婚戀中大抵是主動者，此類故事大部分亦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也可看出蒲松齡的主觀意圖和情感偏向。在“家世的利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然主宰着青年婚嫁的年代中，如果説蒲松齡筆下的鬼狐如嬰寧，聶小倩，小謝，白秋練等，可以不受人間禮法的羈絆，隨心所欲地追求自己的幸福，還是比較容易理解的話，那麼，世俗女子在婚姻大事上的主動熱情，則非有超人的勇氣不可，而類似的離經叛道式的自由擇偶，在《聊齋》中卻比比皆是。連名字都沒有留下的俠女，遇到窮得無力娶妻，但又樂於助人的顧生時，“嫣然而笑”，與之交歡生子，為顧生“延一線之續”;菱角聽了胡大成“我為若婿，好否”的要求時，“眉目澄澄，上下睨成，意似欣屬焉”，還主動關照胡，只要託其父的好友來提親則“無不諧”;劭女，細柳，綠娥，五可等姑娘都是自己選擇夫婿，“諸家問名，皆不願”，“翻覆遴選，十無一當”，搞得父母也失掉了耐性：“天下迄無良匹，汝將以丫角老耶”胭脂在家門口邂逅了“白服裙帽，丰采甚都”的鄂生，馬上“意動，秋波縈轉之”，鄂生走遠了，還脈脈含情地“凝眺”……，她們大多也都是憑着自己的主動，找到了終身幸福。不僅如此，《聊齋》愛情故事的女主角在婚後也大都是家庭的主宰。

紅玉，小二，青梅，細柳，鴉頭，白秋練等人，或“剪莽擁彗，類男子操作”，或“以刺繡作業，……經濟皆自任之”，或“晨興夜寐，經濟彌勤”，或“為人靈巧，善居積，經濟過於男子”，將家政經理得井井有條;方氏，辛十四娘，成名妻等人，在家庭遭受重大變故時，顯得比丈夫更冷靜，更有主見，指揮若定，化險為夷;《夜叉國》裏的女夜叉“母女皆男兒裝”，輔佐兒子，丈夫征戰，“奇勛半出於閨門”;《仙人島》中的芳雲閨房中“牙籤滿架，靡書不有”，博學多才，勸自詡為“中原才子”的丈夫王勉“從此不作詩，亦藏拙之一道也”，王“大慚，遂絕筆”;《顏氏》中的丈夫因考不上秀才而悲泣，妻子女扮男裝應試，中舉及第，當上御史，退歸田裏後，將官銜讓給丈夫承當;《書痴》中的郎玉柱在琴棋乃至枕蓆之事都得接受顏氏的訓練;《黃英》中的馬子才自名清高，娶了賣菊而富的黃英，偏偏又不願沾妻子的光，把妻子家的東西送回去，遭到黃英的戲謔：“陳仲子毋乃勞乎”“東食西宿，廉者當不如是。”馬遂無言以對，不好再裝腔作勢。通過這類故事，蒲松齡明白告訴我們，在不少家庭中男子已無形中退居為配角。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強化，最極端的例子是《大人》，《農婦》，《喬女》，《仇大娘》，《張氏婦》，《小二》等，這批女性在精神智慧甚至體力上構成了家庭中的強者，而男性在故事中則幾乎完全淡化為女性的附庸。不過這類故事為數不多，顯見不是蒲松齡關注的焦點，因此無須過多討論。

《聊齋》中更有意味的是大量的“悍婦”的故事。蒲松齡對凌辱丈夫，虐待公婆的悍婦是深惡痛絕的，這既因為他青年時代就遭受悍潑的嫂嫂欺凌，從而第一次領略了人生的苦澀和艱辛，也與他接受的教育有關，因而《聊齋》中的悍婦大多是被懲治的對象。這似乎是一種封建禮教本位的立場，但值得注意的倒不是蒲松齡對悍婦的厭惡之情，而是他對悍婦在社會上大量存在的無奈。

不僅《聊齋》中寫了二十多個悍婦，在他的詩文雜着俚曲中悍婦的身影也所在多有。如《禳妒咒》説明朝的名將戚繼光在家時“他奶奶説跪着，他還不敢站着哩”，《〈妙音經〉續言》更謂：“牀上夜叉坐，任金剛亦須低眉;釜底毒煙生，即鐵漢無能強項……婦倡夫隨，翻欲起周婆制禮”，《〈怕婆經〉疏》：“陽綱不競，遂而陰寇相尤;雌教成風，醋河失岸”。再聯繫清初其他小説戲曲——如褚人獲《堅瓠集》，西周生《醒世姻緣傳》，曹去晶《姑妄言》，李漁《風箏誤》等——中普遍存在的悍婦故事，那麼，完全可以説蒲松齡思考的不僅是悍婦產生之因，他還透過悍婦現象道出了男性的集體酸辛尷尬，不過，《聊齋》有時認為悍婦比賢婦更有價值，《雲蘿公主》中的侯氏，對付誰都管不了的嗜賭丈夫，是“每出限以晷刻，過期則詬厲不與飲食”，甚至是刀砍，使丈夫“改行為善”。蒲松齡為之感歎：“悍妻妒婦，遭之者如疽附於骨，死而後已，豈不毒哉!然砒，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參，苓所能及矣。”另一篇不起眼的遊戲式故事《狐聯》，説的是一對“顏色雙絕”的狐女挑逗自稱“生平不敢二色”的焦生，狐女調侃焦生：“君髯如戟，何無丈夫氣”“無丈夫氣”，即男性的雌化，可以説是蒲松齡對男性的評價，也是《聊齋》情愛故事的性別基調，男性的強悍偉岸與女性的嬌弱細柔間的對應，在人類社會中曾經是再自然不過的現象，而在《聊齋》中卻來了一次大顛倒。性別倒錯的描寫，實質隱含着蒲松齡對女性的正視，在文學史上這是破天荒的。

西方近數十年來興起的女權主義運動，正是站在重新審視人類文化的高度上，試圖否定曾被視為天經地義的傳統男權文化，張揚婦女解放，提出女性應與男性分庭抗禮的思想。可問題的關鍵是，女權意識，女權思想既不是在一個早晨突然降臨的，也並非僅出現於西方，其明朗化和自覺化歷經相當長曆史階段的醖釀，積累和衍化。如果忽視了這一漸進的過程，我們對女權意識的認識，可能就是被扭曲了的。而《聊齋》中情愛故事的價值之一，就是它提供了一個文學上的個案，讓我們能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去了解女權意識在17世紀的中國是如何悄然地躁動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