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翻譯中不可忽視中英文化差異
摘要:文化因素在文學翻譯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正確地處理文學翻譯中的文化差異對於提高翻譯作品質量和促進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本文探討了幾種處理文學翻譯中文化差異的方法,無論採用哪一種方法或兼併使用,翻譯的目的是為了創造更完美的翻譯作品—— 如何處理文學翻譯中的文化差異
隨着全球經濟、政治和科技的一體化,多元文化並存勢在必行,文化在各國交流與往來中變得極為重要。受其影響,文化成為文學翻譯作品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今天的社會中,翻譯已不再僅僅被看作是語言符號的轉換,而被看作是一種跨文化交際的行為。翻譯成為了一種文化模式的轉換。人們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際) ”、“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 ( 跨文化合作) ”、“acculturation(文化交融) ”或“t ransculturation(跨文化交際) ”等一系列術語來替代“翻譯”(郭建中,2000 , P277) 。因此,怎樣更加準確、恰如其分地處理文學翻譯中的文化差異是創造完美翻譯作品的要害。本文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儘量減少文化差異的四種不同的翻譯方法。
一、文學體裁和文化差異
翻譯實踐是與翻譯作品的文體緊緊相聯的。不同文體的翻譯作品有着各自獨特的語言特徵。只有在同時把握源語和目的語兩種語言的特徵且能熟練運用兩種語言的情況下,譯者才能創造出真實體現源語風格的翻譯作品。作品語言風格的不同就意味着所藴涵的文化因素也各不相同。例如:就科技體裁的文章而言,其所承載的文化因素較少。在這類作品的翻譯過程中,準確如實地將源語信息內容轉化成目的語遠遠比對兩種語言文化的轉換要重要得多。相反,在文學體裁的作品中,如小説、詩歌、散文等,文化就成為翻譯中應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假如忽略了文化因素,譯作就成了沒血沒肉的、只是由詞彙和句子堆積起來的軀殼。在讀者眼裏,失去了文化的譯作也是沒有靈魂的作品。因此,優秀的譯者在文學翻譯實踐中應充分考慮如何處理不同體裁作品中的文化差異。
在所有的文學作品中,詩歌是富含文化因素最多的一種文學體裁,無論是其形式或內容都充分展現了它自身的文化特性。例如:英語的十四行詩和漢語的七律詩都體現了各自濃厚的文化特色。在翻譯實踐中,除準確地再現詩的內涵、風格和原作者的思想外,還應譯出詩的文化特色。許多翻譯技巧,例如增補、註釋、回譯、替代等,都可以用來解決翻譯中出現的文化差異現象,從而使目的語讀者能夠充分體會源語的文化風格。眾所周知,漢語語言重視意合(Parataxis) 而英語語言注重形合(Hypotaxis) 。漢語意合的典型特徵就是語言中有許多無主語句和不完整的句子,但是,在正常的英語語法中,句子必定有主語。因此,在英漢翻譯中,可以通過增加或刪減主語、賓語、關聯詞等來實現語言和篇章的連貫以及解決兩種語言文化差異的矛盾。例如,唐代詩人李白的《靜夜詩》中的“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可譯為了符合英語形合的特徵,譯者按照英語“主謂賓(SVO) ”結構的語言模式,增加了主語“I”、關聯詞“if”和謂語動詞“see”;譯者採用詮釋的方法,將“牀前明月光”譯成了“Abed , I see a silver light”1替代也是通常用來彌補文化差異的一種翻譯技巧。例如:“眾人拾柴火焰高”可譯作”Many handsmake light work”。這裏,譯者根據英語讀者的文化習慣用“眾人幹活活不累”替代了“眾人拾柴火焰高”。再如,“膽小如鼠”被譯作“as timid as a rabbit”。當漢語轉換成英語後,“兔子”代替了“老鼠”,因為英語國家的讀者在他們的文化氛圍中認為“兔子最温順”,而不理解“膽小如鼠”。
其它類似的例子如下：如魚得水like a duck to water
多如牛毛as plentiful as blackberries
一箭之遙at a stone’s throw
水中撈月to fish in the air
身壯如牛as st rong as a horse (陳安定,1998 ,P271)
翻譯之前,認真研究文學作品的體裁和語言特徵是處理文化差異的一個要害。譯者應根據英漢兩種語言的特徵,採用增加、註解、替代等不同方法儘量減少英漢兩種語言之間的文化差異。
文學翻譯的概念
文學翻譯除了説明要傳達出“思維內容”外，還着重強調了“風格特色”——因為這正是文學作品不可缺少的關鍵之一。沒有風格的作品必然顯得蒼白無血，毫無生氣，正如人缺少了他的個性一樣。而作品有了風格，人物的音容笑貌便會躍然紙上，機趣橫生。因此，作為文學翻譯，它必然也要力求傳達出原著的這種精神風貌，否則這種翻譯是毫無意義的。
另一方面，文學翻譯還強調了“忠實、準確”——這可是文學翻譯的要害，也是基難點所在。翻譯畢竟不是創作，其性質決定了它必須忠實準確地傳達出原著的精神風貌，而不得隨心所欲，自由發揮。但是由於兩種語言特點不同，規律不同，一層不變地進行翻譯是產生不了應有效果的。因此就需要進行調整，在保持“神韻”的準則下語言上作些變通——這便是文學翻譯的“再創作”。不如此，翻譯出來的東西看似忠實，實則成了死譯、硬譯，違背了原作的精神風貌。
文學翻譯的標準
翻譯的標準,歷來的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論述不一。從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來看,翻譯者離不開一個科學翻譯理論的指導。而這一理論的核心問題則是翻譯標準的釐定。筆者認為,翻譯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樣,存在着普遍性和特殊性二者之間的矛盾。因此,翻譯標準也應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分。換言之,對於不同類型的原文應遵從不同的翻譯標準,不能等而化之。例如,譯科技文應有科技文翻譯之標準,譯文學作品應有文學翻譯之標準。無論是什麼類型文章的翻譯,都一律用“信、達、雅”這一寬泛的標準來衡量,顯然有失科學和公允。據此,筆者以為,文學翻譯的標準不應囿於嚴復的三字標準,文學翻譯者也不必斤斤於“信、達、雅”而不敢擅越雷池一步。從學是語言的藝術”這一角度考慮,筆者以為文學翻譯的標準應取嚴復標準之“信、達”而去其“爾雅”,繼之在文學翻譯實踐中以“信、達、美”的標準代替其“信、達、雅”的標準。
這就涉及到對文學這一特殊藝術的理解和評價上來。如前所述,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既為藝術,則文學和其他各種形式的藝術一樣,當自有其欣賞價值或者説審美價值寓於其中。而這種審美價值的實現,從根本上取決於整部作品的審美諸要素。一部文學作品是否成功,是否能傳之久遠,依賴的不是別的,正是其審美功能。中國古代的大思想家孔子早在兩千多年前就作過“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的論述。筆者愚見,孔子之所謂“言”若只論當時之語錄體散文,則“言之無文”中的“文”當作“文采”講。換個説法,亦可當嚴復之“雅字講。問題在於,我們倘若要用“言”指今日之文學,則斷不能用一“文”字去裁判其成功與否,因為“寫作是在創造美”,而美並不全指文采。 此種種,絕非一個“雅”字所能概括。因此,筆者主張將文學翻譯的最後一個標準定立為“美”,使譯者在“信、達”標準規範下所複製出的文學譯品經過“美”的標準昇華後還原為一件藝術品。對於翻譯者而言,也只有使自己的譯作在審美價值上等量於原作,從而使譯語讀者的所讀所感等同於原語讀者的所讀所感,才能真正實現奈達()所主張的“等效原則”。
那麼,如何實現文學翻譯中“美”的標準呢?要回答這一問題,首先要弄清楚文學作品中的“美”是如何表現的。毋庸贅言,文學作品由兩大要素有機構成:其一為內容,其二為承載這一內容的語言形式。而一部成功的文學作品,既需內容美作其成功之根本,又需形式美作其成功之依託。內容美和形式美,二者相互制約,相互依存,缺一不成為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之藝術品。文學作品這樣,文學譯品亦然。要實現文學翻譯中“美”的標準,譯者必須首先在理解原作“雙美”上多下功夫,化我(譯者)為他(作者),移情會神,最大限度地領悟原作之美;其次,還要在表達原作之美上竭盡才情化他作者為我譯者將自己的所得所感灌注於譯品之中,在原內容和新語言形式之間找到完美的結合點,再現原作的整體美。具體來説,實現文學翻譯中“美”的標準可從再現原作內容美和形式美兩個方面着手。
可從再現原作的音韻美、修辭美、篇章結美三個方面來把握。音韻、修辭、篇章結構反映了作品語言形式從小到大、從低級到高級的漸進遞增關係。這種關係要求譯者對原文語言形式從音韻而修辭,從修辭而篇章結構進行美學審視,繼之將自己的審美感受凝於筆端,再現於譯者語言形式之中。仍以Bynner對李白《靜夜思》的翻譯為例。眾所周知,韻律工整優美是中國古代詩歌的重要特點,在《靜夜思》這首詩中,李白用“光(guang)”“霜shuang”“鄉xiang”三個韻母相同的字分別作三個詩行的尾字,從而使全詩在吟詠時產生出一種悦耳的音樂效果,即音韻美。不可否認,這種音韻美是使李白這首詩所以能流傳千古的'另一個重要原因。遺憾的是,Bynner的譯詩雖然在傳意方面十分出色,但是在傳美方面卻顯得不足,原詩所具有的押韻美基本無存。
文學翻譯研討會在京開幕
“作者和譯者，是這個世界上一種奇妙的關係，我們天各一方，但譯者參與和擴展了作者的創造，而作者通過譯者走進了陌生的人羣，獲得了自己也會感到陌生的語言。‘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這一聯中國詩句説的似乎就是作者和譯者，我們是心心相印的知己，而翻譯使遠隔天涯的讀者成為了親切的鄰居。”8月20日，“全球視角下的中國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在北京舉行，中國作協主席鐵凝的這番講話獲得了持久的掌聲，真誠而詩意的表達一下子拉近了中國作家與漢學家、翻譯家及出版人的距離。這是繼20xx年後，中國作協第二次舉行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邀請了來自韓、日、美、英、法、德、俄、意、埃及等15個國家的27位漢學家、翻譯家及國際出版機構的代表，與中國作家、學者探討如何在全球化語境下做好文學譯介工作，增強中國文學尤其是中國當代文學在世界的影響力。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在研討會上致辭。中國作協副主席莫言、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李敬澤出席研討會。活動開幕式由中國作協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張健主持。
鐵凝代表中國作協向遠道而來的各位漢學家、翻譯家及國際出版人表示熱烈的歡迎和真誠的感謝，並介紹了近年來中國作協為推動中國文學走出去所作的積極努力。她説，兩年來，中國作協繼續致力於推動中國作家和外國同行的交流，推動中國文學的對外譯介。中國當代文學百部精品譯介工程接受了多位國外翻譯家的資助申請，並與許多國家開展了雙邊交換互譯作品出版；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向國外譯者、出版商推介中國優秀作品，幫助他們申請文學翻譯資助。我們舉辦了多次中外文學論壇，分別在廬山、唐山和天津舉辦了“國際寫作營”。同時，我們也致力於文學翻譯媒介的發展，中英雙語版《中國文學》叢書在近期創刊出版，《人民文學》雜誌社去年推出了英文版。除此之外，每年也有許多作家應邀出訪國外，特別是20xx年倫敦書展，中國作為主賓國向世界展示了中國文學的獨特魅力。已連續舉辦多屆的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在中國作家與出版商之間搭建起了版權交易與合作的平台。
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學與翻譯在跨文化交流中發揮着重要作用，架起了各個國家民族溝通交流的重要橋樑和紐帶，它為各國人民提供了豐富而深入的瞭解方式，使他們得以深入彼此的心靈和思想，實現相互信任、和諧相處。也因此，翻譯家充滿智慧和藝術的勞動顯得尤為必要和寶貴。鐵凝指出，從古至今，翻譯之於文學、文化和文明的發展都曾起到巨大的作用，這不僅是學術上的共識，也是基本的文化常識。但是，我還是想強調翻譯中所包含的艱辛而珍貴的創造，各種語言之間的互譯不僅是人類文化創造和發展的重要源泉，它本身也是人類創造力的體現。就中國來説，來自不同國度的文學作品，豐富着中華民族的語言經驗，使漢語的思想和表達能力不斷得到擴展。中華文明在漫長的歷史中能始終葆有強健的活力，其原因就在於她以開放的態度接收着世界上各民族優秀的文化經驗，同時，我們也熱誠地希望與世界各國人民分享我們的創造成果。
學者們的這次中國之行緊張而充實，主辦方在幾天內安排了多場演講、對話及參觀活動。8月20日，李敬澤在演講中介紹了近年來中國文學的概況。他説，讓更多國家和地區的人們聽到來自中國的聲音，瞭解真正的中國社會，將是作家和漢學家們共同努力的方向。來自俄羅斯的羅季奧諾夫代表與會漢學家致辭説，中國是一個文學大國，在這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中，不僅有很多人寫書，還有更多人熱愛閲讀。上週應邀赴貴州的經歷讓羅季奧諾夫驚奇地發現，這個地處邊遠、經濟欠發達地區竟有那麼多人熱愛並從事文學寫作。他認真閲讀了當地作家、文學愛好者創作的30多本小説，這些作品達到的水準讓他大吃一驚。因此，他更覺得有必要、有責任向世界譯介更多、更優質的中國文學作品，讓世界瞭解中國文學，並通過文學瞭解真實的中國。
時隔兩年後再次相聚北京，許多作家、漢學家早已是老朋友，徐坤、劉震雲、餘華等與克拉拉、樸宰宇、白睿文等熱絡地問候交談，更關心中國文學走出去的話題。美國漢學家桑秉華專門為這次研討會製作了賀卡，封面是她親手繪製的一幅水彩畫——一隻仙鶴停在樹下回眸遠望，寄予着真誠美好的祝福。主題演講環節，專家學者們梳理中國文學的新形式、新問題，闡述各自的新觀察，提出富有建設性的意見。在接下來的研討中，與會者從各自的創作、翻譯、出版實踐出發，聚焦“全球化視角下的中國文學翻譯”，探討選擇什麼樣的文學作品推薦給海外讀者，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如何實現文學性與商業性的平衡，怎樣擴大中國文學作品的海外讀者羣，改變他們的閲讀期待，從而使國外讀者獲得真實、美好的閲讀體驗。
日本翻譯家飯塚容今年終於實現了出版一套介紹中國當代文學叢書的願望，10卷本的《Collection中國同時代小説》向日本讀者譯介了阿來、遲子建、方方、王小波、韓東、蘇童、劉慶邦、王安憶、李鋭、林白等人的作品。他説，“要想了解一個國家，最好的辦法是閲讀該國作家的優秀作品。這些作品展現了當代中國生活的多種風景，作品中堅強不屈、積極向上的中國人形象將會給日本讀者帶來感動和激勵。”向世界讀者展示真實的中國是所有人的心聲，荷蘭漢學家林恪認為，有一些作家為了迎合西方讀者尤其是歐美讀者的審美需求，開始考慮適應英美文學的標準創作，這就失去了中國文學本來的面目和魅力。
選擇什麼樣的作品推薦給外國出版社及讀者是大家共同關心的話題，埃及漢學家阿齊茲希望能夠在中國作協的支持下選擇一些經得起時間考驗、受到中國評論界和大多數讀者公認的優秀作品。烏克蘭漢學家娜佳從烏克蘭讀者的閲讀出發，談到了普通讀者和專業讀者的閲讀期待。她覺得烏克蘭讀者首先感興趣的是中國文學作品的中國特色，願意閲讀“風味”濃重的中國文學作品，但選擇作品不能只考慮讀者，還要兼顧作品的文學價值和商業價值。
翻譯作品的質量也是大家特別看重的，有學者指出，文學作品的翻譯一定要注重質量，從作品的選擇到譯者的選擇都要遵循嚴格的標準。翻譯質量不高的書籍損害的絕不只是讀者與作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它嚴重損害了中國文學本身。西班牙漢學家達西安娜·費薩克認為，中國文學作品的西班牙語翻譯與其他語種翻譯都面臨基本相似的問題，在這個速度與效率至上的時代，譯者更應該看重譯文的質量，優秀的翻譯者應該有較好的漢語水平，同時有一定鑑賞把握文學作品的能力，再就是要具備一流的本國語能力。
與會者交流各自的心得體會，都緣於對漢語的熱愛、對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化的熱愛。誠如鐵凝所言，今天的主題中有一個詞叫“全球”，我們的古人並不知道世界是圓的，所用的詞是“天下”，他們相信，在日月星辰之下，所有的人都能沐浴文明的光輝，都應充分交流經驗、夢想、智慧和真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今天的研討是全球視角下的對話，也是燦爛星空下的心懷天下的對話。
文學翻譯也是一種信仰
在中國，關於文學翻譯報酬微薄、難出大師，已經成了老生常談，但卻始終沒有破解之術。現在的局面，是譯者、編者、讀者都有意見，惡性循環。我認為，最終的解決之道，是靠各位從業者的愛崗敬業，並且以此獲得有心人的贊助與支持。
翻譯報酬過低，行業難以留人，這也是事實。輿論多呼籲有關部門提高稿酬標準。這是辦法，但不應是唯一辦法。指望稿酬標準提高，也是業界的“等、靠、要”。沒有人拿着槍指着出版社老總要他們不要給出差別稿酬。民間也可行動起來。
外部條件再欠缺，都不能成為譯者和出版社敷衍馬虎的藉口。作為一個翻譯，如果覺得太虧，就乾脆歇手不要再做，不要一邊翻譯一邊抱怨。翻譯需要真正熱愛翻譯的人去做。同時，我也希望社會能給譯者一些寬容和理解，不要抓住一兩個錯誤，甚至只是風格上和自己所期待的不符，就把整部作品否定。大師們也都是在失誤中摸爬滾打出來的，這需要一些寬容。
林少華：文學翻譯的生命在文學
林少華
●我認為文學翻譯最重要的就是審美忠實。換言之，文學翻譯的生命在文學，在文學性或文學審美。
●隨着國際交流的頻繁、外語熱的白熱化和懂外語人數的迅速增加，當下外國文學作品翻譯的主要問題，較之準確性，恐怕更在於文學性的缺位，以致讀起來味同嚼蠟。
●文學翻譯實踐丟掉了文學性，文學翻譯批評又丟掉了文學性甚至學術性，不妨説是當下譯界值得警惕的一種退化。
林少華：中國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翻譯家。
幸也罷不幸也罷，近兩三年我的文學翻譯作品頗受關注。人家慨然關注我，而我若一言不發，一來有失禮之嫌，二來有誤解之虞，二者均無助於翻譯事業的發展，故今天斗膽撰文。與其説是迴應，莫如説藉機談一下我的所謂翻譯觀，即我所大體認同的關於翻譯的言説或觀點，當然也多少包括我個人的體悟。
我傾向於認為，文學翻譯必須是文學——翻譯文學。大凡文學都是藝術——語言藝術。大凡藝術都需要創造性，因此文學翻譯也需要創造性。但文學翻譯畢竟是翻譯而非原創，因此準確説來，文學翻譯屬於再創造的藝術。以嚴復的“信達雅”言之，“信”，側重於內容(內容忠實)；“達”，側重於行文(行文忠實)；“雅”，側重於藝術境界(藝術忠實)。“信、達”需要知性判斷，“雅”則更需要審美判斷。審美判斷要求譯者具有藝術悟性、文學悟性。但不可否認，事實上並非每個譯者都具有相應的悟性。與此相關，翻譯或可大體分為三種：工匠型翻譯、學者型翻譯、才子型翻譯。工匠型亦步亦趨，貌似“忠實”；學者型中規中矩，刻意求工；才子型惟妙惟肖，意在傳神。學者型如朱光潛、季羨林，才子型如豐子愷、王道乾，二者兼具型如傅雷、梁實秋。至於工匠型翻譯，當下比比皆是，不勝枚舉，也不敢舉。嚴格説來，那已不是文學翻譯，更不是翻譯文學。翻譯匠和翻譯家的區別在於，前者傳達語法、意思和故事，後者再現表情、感動或審美愉悦。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文學翻譯最重要的就是審美忠實。換言之，文學翻譯的生命在文學，在文學性或文學審美。
而這正是目前文學翻譯實踐、文學翻譯批評的盲點所在。竊以為，隨着國際交流的頻繁、外語熱的白熱化和懂外語人數的迅速增加，當下外國文學作品翻譯的主要問題，較之準確性，恐怕更在於文學性的缺位，以致讀起來味同嚼蠟。於是人們不禁要問，原作本身是否味同嚼蠟？如果不是，那麼譯者標榜的忠實或準確性又體現在哪裏呢？事情十分清楚，那才是致命的不忠實、不準確，縱然語法、詞彙、句式等形式層面貼得很緊甚至無懈可擊。換言之，無論有多少理由，翻譯文學作品都不該譯丟了文學性。
不過一般説來，這不會是譯者有意為之，而大多是譯者缺乏文學自覺、文學悟性所使然。奇怪的更是批評界，一些談論文學翻譯的學者也丟了文學性這個根本。也許受費道羅夫“等值翻譯”和尤金奈達“等效論”等西方語言學派翻譯理論的影響，批評者往往逐詞逐句對照原文，從科學性、技術性、工具性角度分析譯文與原文是否等值，而忽略了作為文學譯作生命的文學性或整體審美效果是否等效。好比拿着顯微鏡窺看孩子眉毛的長短和根數同媽媽是否相等，而不觀察眼神和氣質是否接近。
不無遺憾的是，對拙譯村上作品的批評也存在類似情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東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藤井省三先生。他在20xx年7月出版的《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一書中嚴厲批評作為筆者翻譯觀之核心的“審美忠實”。他以《挪威的森林》中玲子彈吉他之句為例，批評“林譯的‘審美忠實’反倒顯得濃粧豔抹”。根據是村上原作用的是“口語體”，而拙譯用的是“文語體、書面語體”。藤井先生的批評誠然引起了反響，但真正表示讚賞的學者則很少，尤其鮮有日文教授。究其原因，華東師大博導高寧教授最近就此指出了兩點。一是，村上作品文體問題在學者之間存在爭論，二是，藤井先生作為國外漢學家，“對漢語諸多微妙之處的把握究竟達到何種程度，恐怕還是留有考察餘地的”(《關於文學翻譯批評的學術思考———兼與止庵先生商榷》，載《東方翻譯》。第一點涉及批評依據，第二點關乎批評資格。作為學術批評，二者都非同兒戲。
據我所知，學者中對“藤井説”明顯持認同態度的，似乎只有止庵先生一位。前不久他發表文章：“今年春天‘村上御用翻譯林少華遭《1Q84》版權方棄用’，在書界轟動一時，其實是兩年前日本學者藤井省三在所著《村上春樹心目中的中國》批評林譯村上春樹作品的後續效應。”(《關於翻譯的外行話》，載於《文匯讀書週報》，20xx年12月17日)。且不説內容是否屬實，僅就“御用”、“棄用”這種表達方式而言，就完全無視中文譯者的尊嚴和主體性。而後，並不精通日文的止庵先生深入日語微觀文本，直接借用藤井先生之例，斷言拙譯“總給以‘隔’的感覺。所以也可稱之為‘隔譯’———距離原著所描繪的特定意思或特定情形顯然較之‘直譯’要遠，或許遠到不着邊際的程度。”而日文教授高寧先生的論文得出的結論是：“原文、譯文兩相對比，在語序上，兩者相去不遠，整段譯文基本上沿原文順流而下，並不‘給人以隔的感覺’。”而且，高寧教授還注意到了其他兩種譯文“修辭不周”、“不像文學語言”———季羨林先生認為“‘雅’是對於文學語言的忠誠”———即文學翻譯的文學性問題，而止庵先生的批評不僅在學術性上有待商榷，還丟掉了文學翻譯的文學性———批評文學翻譯不提文學。
文學翻譯實踐丟掉了文學性，文學翻譯批評又丟掉了文學性甚至學術性，不妨説是當下譯界值得警惕的一種退化。套用翻譯家、北大教授許淵衝先生批評西方語言學派翻譯理論的説法，他們最大的問題是“不談美。下焉者只談‘形似’，上焉者也只談‘意似’，卻不談‘神似’，不談‘創造性’”(許均等著《文學翻譯的理論與實踐》，P49)。如此翻譯下去、批評下去，文學譯作不“味同嚼蠟”、不“給原文壓得扁扁的”(董橋語)像個癟三才怪！毫無疑問，文學翻譯應迴歸文學，迴歸審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