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的風格特色和歷史影響

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會條件下，聳立着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觀構成的上層建築。”在《詩經》產生的年代，我們的先人在自然條件相當艱苦的黃河流域以宗法制度為核心建立起一個農業社會。這個社會為了生存發展，需要強大的集體力量，需要內部秩序的穩定與和諧，而相應地需要抑制其社會成員的個性自由和與之相聯繫的浪漫幻想。正是在這種“生存的社會條件下”，形成了《詩經》的思想和藝術特色。並且，由於中國——尤其中原社會的基本特點維持甚久，作為中國文學重要起點、又被奉為儒家經典的《詩經》，其特色對於後代文學的影響，也就非常之深遠。

具體地説，《詩經》的特色和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詩經》是以抒情詩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詩和《小雅》、《國風》中的個別篇章外，《詩經》中幾乎完全是抒情詩。而且，從詩歌藝術的成熟程度來看，抒情詩所達到的水準，也明顯高於敍事詩。而與《詩經》大體屬於同時代的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卻完全是敍事詩。正如荷馬史詩奠定了西方文學以敍事傳統為主的發展方向，《詩經》也奠定了中國文學以抒情傳統為主的發展方向。以後的中國詩歌，大都是抒情詩;而且，以抒情詩為主的詩歌，又成為中國文學的主要樣式。 第二，《詩經》中的詩歌，除了極少數幾篇，完全是反映現實的人間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經驗。在這裏，幾乎不存在憑藉幻想而虛構出的超越於人間世界之上的神話世界，不存在諸神和英雄們的特異形象和特異經歷(這正是荷馬史詩的基本素材)，有的是關於春耕秋獲、男女情愛的悲歡哀樂。後來的中國詩歌乃至其他文學樣式，其內容也是以日常性、現實性為基本特徵;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總是文學的中心素材。 第三，與上述第二項相聯繫，《詩經》在總體上，具有顯著的政治與道德色彩。無論是主要產生於社會上層的大、小《雅》，還是主要產生於民間的《國風》，都有相當數量的詩歌，密切聯繫時事政治，批判統治者的舉措失當和道德敗壞。其意義雖主要在於要求維護合理合度的統治，給予人民以較為寬鬆、可以維持生存的條件，但這對於社會的發展，當然是有價值的。 關心社會政治與道德，敢於對統治階層中的腐朽現象提出批判，應該説是《詩經》的優秀之處。但這個問題應該從兩方面來看。正像我們在前一節中舉例分析的那樣，這一種批評完全是站在社會公認原則的`立場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維護現有秩序的穩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個人的慾望與自由。就以《相鼠》一詩來説，它可能是批評統治者荒淫無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評對“禮儀”的具有進步意義的破壞行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詩對於這兩種現象都是適用的。 要説《詩經》這一特點對後世的影響，首先要説明：《詩經》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後世經過曲解而被強化了。

本來不是直接反映政治與道德問題的詩，包括眾多的愛情詩，在漢代的《毛詩序》中，也一律被解釋為對政治、道德或“美”(讚頌)或“刺”(批評)的作品。因而，一部《詩經》，變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書。 後代詩人繼承《詩經》關注社會政治與道德的特色，同樣應該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提倡這一特色，可以糾正文學過分趨向遊戲和唯美傾向，發揚文學的社會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適當地過分強調這一點，也必然妨害文學的多樣化發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達。 第四，《詩經》的抒情詩，在表現個人感情時，總體上比較剋制因而顯得平和。看起來，像《巷伯》批評“讒人”，《相鼠》批評無禮儀者，態度是很激烈的。但這種例子不僅很少，而且並不能説是純粹的“個人感情”，因為作者是在維護社會原則，背倚集體力量對少數“壞人”提出斥責。像《雨無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評的對象是多數人，則已顯得畏懼不安。至於表現個人的失意、從軍中的厭戰思鄉之情，乃至男女愛情，一般沒有強烈的悲憤和強烈的歡樂。由此帶來必然的結果是：《詩經》的抒情較常見的是憂傷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中國後代的詩歌，也是以抒情——抒憂傷之情較為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