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孟子的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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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孟子的形象分析

一、“士”的起源於發展

關於“士”的起源,有許多不同的説法,諸多典籍和文化學者也有不同的見解。無論是孔子關於“士”“推十合一”為“士”的定義,還是許慎在《説文解字》中關於對“士”做“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從十一”的解釋,還是《白虎通》中“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的理解,都是從不同角度對“士”進行解讀。

而普遍的認為是,從歷史學角度來看,“士”起源於西周,周初之士較多的源於分封制。《孟子·萬章下》中記載周室的班爵制:“君一位,抑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禮記·王制》中記載道:“諸候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西周時期的主要政治制度是宗法制和禮樂制,因而,士必須嫻熟於禮樂典章,而且,士還通常擔任着政府的官職爵位。到了春秋時期,隨着社會變革的加劇,政治的鬥爭與軍事鬥爭日趨激烈,一直以來沿襲的宗法制度和禮樂秩序遭到了巨大的破壞,士階層隨着人口數量的逐漸增多也慢慢分化出來形成獨立的社會階層。

先秦時期對於“士”的角色定位絕對不同於後來歷史上乃至現在對於“士”的簡單理解。顧領剛先生1959年在《文史雜談》上發表了論文《武士與文士之蜕化》,就認為文士是由武士蜕化而來的。只是後來,隨着知識分子在政治統治、文化教育的發展和社會變革中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士人的作用和職能更加明確化,知識與道德的涵義也越來越凸顯,也才逐漸形成了後來歷史上,乃至現在對士階層的簡單的,狹義的概念,即知識分子階層。

二、《孟子》中關於“士”形象的界定

我們都知道孟子和孔子都是儒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而且孟子的儒家思想也是與孔子一脈相承的。因而,在關於“士”的理解上孟子不可避免的要承襲孔子的觀點。孟子繼承、發揚了孔子“士志於道”的理想性規定,使得士與道的關係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但是孟子關於“士”的界定絕不是與孔子盡然相同的。孔子處於禮樂崩壞的初期,孔子是當時典型的士階層的代表,也生動的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狀況——貴族地位下降,庶人地位上升,而“士”正是處在二者的交叉點。從《論語》中摘錄孔子對於“士”的描寫來看,“士”的職業有:“執鞭之士”、“辟人之士”、“辟世之士”;“士”分三等:“行己有恥”、“不辱君命”之士,“孝”、“悌”之士,“言必信、行必果”之士。概言之,孔子心中的“士”是“仁、智、義、尚忠、質直”的人。

《孟子》中所談到的“士”代表着戰國時期新生的士階層,雖然也不同於我們後來所理解的知識分子階層,但是已可以看出《孟子》中對於“士”的描述呈現出明顯的文化化的傾向。《孟子》全文中多處使用了“士”,除去用於人名的,其餘約有 63 處,而在此之中,有四處表示軍隊、士兵,“舜為天子,皋陶為士”一處表示執法者;另有“綏厥士女”一處中表示男子。其餘的意義均為“士、農、工、商”四民之首,表示的是一種社會身份和地位。可以看得出來,孟子所指新生士階層就是“讀書人”、受過良好教育者,而其出身既有貴族也有庶民。可以説,在先秦諸子著作中,繼承了孔子的原有思想,《孟子》對“士”的社會角色闡釋得最為全面和準確,似無出其右者。孟子所論之“士”奠定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原型。

三、《孟子》中“士”的形象

1.“士”的精神品格

孟子時期的士人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形成後則必然具備獨立的品格,這種獨立品格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便是獨立的社會身份;其二則是獨立的人格。我們知道,士階層形成以後,逐漸成為掌握知識的階層,他們一方面憑藉自己掌握的'知識影響和干預社會的發展,一方面又通過這些知識反觀自身,不斷修身檢思,錘鍊自己的獨立人格。

我們知道,作為獨立的人,“士”的身份一開始並不是獨立,尤其在春秋以前時期,“士”多以武士的身份存在,這只不過是為統治者“執干戈,衞社稷”的工具罷了。而隨着春秋戰國時期禮樂制度的崩壞,社會的動盪的加劇,作為主要掌握知識文化的士階層不得不重新審視社會現實與自己的生命價值。於是,一種主要依靠知識來謀生,“不耕而食”的社會階層——士階層便應運而生。到了戰國時期,西周宗法制度接近崩潰的邊緣。各諸侯之間的矛盾也是愈演愈烈,政治的鬥爭和軍事鬥爭此起彼伏。各國君主為了加強君權,削弱舊貴族勢力以富國強兵與他國爭雄,不得不任用來自下層甚至來自他國的人才來輔佐自己,士人以其自身優勢首先得到重視。隨着士階層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其獨立的社會身份和地位也逐漸奠定和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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