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視野大學英語第二冊課文翻譯（Unit9）

依據《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的精神及大學英語教學的發展方向,《新視野大學英語》(第二版)在保持第一版優勢的基礎上,對整體結構和內容進行了全面完善和提高。下面是小編整理的新視野大學英語2課文翻譯，歡迎閲讀!

“孩子，起來，做個有出息的人!”

雖然母親已經過世，但她的話依然清晰地在我腦海中迴響，就如我在孩提時代聽到的一樣。

她心裏也許是為我好，但那時依我看來，她那毫不温柔的為母之道就如同用竹條鞭笞一般嚴厲。

“天哪!”我叫道：“我已經是個有出息的人了。我有權晚點起牀了。”

“要是有什麼我不能忍受的東西，那就是逃兵。”

她的聲音在我腦海中迴響，讓我無法拒絕，於是我從牀上爬了起來。

我的父親在婚後5年就過世了。

他死後，我母親沒有錢。

她要撫養三個孩子，還有一身的債務。

當時母親剛上大學，卻不得不輟學去找工作。

幾個月後，我們失去了房子，母親一無所有，只有支離破碎的生活殘局等着她去收拾。

我那奄奄一息的精神失常的祖母不得不被送往瘋人院，而我們也只能寄居於她弟弟艾倫的家中。

最終，母親找到了一份超市售貨員的工作，每週工資10美元。

雖然母親期望我能成為百萬富翁，但她很清楚我的能力，在這一點上，她從不欺騙自己。因此，從我很小的時候起，她就鼓勵我向文字工作的方向發展。

母親的家庭與文字素有淵源。

最顯著的證據就是我母親最年長的堂兄埃德温。

他是《紐約時報》的執行編輯，因報道古巴導彈危機而聲名大噪。

她常用埃德温的例子來告訴我一個有雄心的人能走多遠，即使他沒什麼天賦。

“埃德温·詹姆士雖然打字速度比較快，但他並不比其他人聰明，你看，他現在多麼功成名就，”我母親總是一遍又一遍地説。

她早就認定我有文字天賦，從那時起，她就有了目標，她的整個生命便開始圍繞着幫助我開發天賦而運轉。

雖然很窮，她還是為我們訂了一套適合中高級水平讀者閲讀的讀物。

每個月都會有一本書郵寄過來，價值39美分。

然而，我感興趣的卻是報紙。

我貪婪地汲取每一條消息：駭人聽聞的罪行、可怕的事故、在遙遠地區發生的戰爭對人們犯下的令人髮指的罪行，以及不得不背井離鄉的難民的消息。

警察貪髒以及兇手死於電椅的報道令我着迷。

1947年，我從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畢業，向《巴爾的摩太陽報》應聘警事記者一職。他們為何選擇了我是個謎。

工資是一週30美元。

我抱怨薪水太低，這對一個有學問的人來説是侮辱，但母親卻不認同。

“如果你努力做好這份工作，”她説，“説不定能夠做出些名堂來。”

不久，我被委派去採訪非洲各國駐美大使館的外交官。

工作七年後，《太陽報》派我去白宮採訪。

對於一個記者來説，能夠從橢圓型辦公室發回報道已經是達到職業的頂峯了。

當我把這個消息告訴母親時，我期待着從她的臉上看到喜悦。

但要是我能夠考慮到她為我設定的不斷向前邁進、向上攀升的人生路線，我就不該有這種期待了。

“好，拉斯，” 她説：“要是你努力做好這份白宮的工作，你有可能會有所成就。”

母親並沒有對我取得的成就予以充分肯定。

無論我做什麼，我取得的成就在她看來都是微不足道的。

這往往會讓我心煩。她從不向我道賀，從不承認我做得很棒。

即使在我成功的時候，她也是説一些否定的話。

“即使你到達了巔峯，你還得留神。”她總是尖刻地指出，“成就越大，摔下來也越重。”

在我剛剛成為記者的幾年中，舅舅埃德温的成就常常縈繞在我腦中，揮之不去。

我常想，要是《紐約時報》僱用我，該是件多麼令人興奮的事情啊，那樣我就可以向母親一勞永逸地證明我的價值了。

後來，連孩提時代也沒想過的是，《紐約時報》竟然自己來敲門了。

可惜的是，當我去《紐約時報》工作時埃德温舅舅已經離開了那裏。

最後，我終於被委任了一個記者能夠夢想得到的最具榮譽性的工作：《紐約時報》的一個固定專欄的評論員。

這證明了我母親在我小時候制定的、鼓勵我從事筆墨生涯的計劃是完全正確的。

1979年，我達到了事業的頂峯，獲得了一個重大獎項──普利策獎。

不幸的是，在這前一年，我母親的神志和健康狀況都完全崩潰了，她住進了療養院，從此與世隔絕。

她從來不知道我的普利策獎。

我大概可以猜到她會做出怎樣的反應。

“不錯，孩子。看來，要是你努力工作，總有一天你會成為一個出色的人。”

“百説不如一練，”獲獎的實業家約翰·TC·葉這樣説道。

在過去的40年中，雖然患有先天性耳聾，約翰卻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了他的實力──作為年輕的移民、大學生、睿智的企業領導、殘疾人的僱主和維護者、有愛心的丈夫以及三個孩子的父親。

約翰出生在台灣，1962年，他和家人一同移民到美國，以便於他和同樣耳聾的姐姐能獲得最好的教育。

約翰畢業於肯德爾聾人學校，然後進入位於首都華盛頓的加勞德特大學學習。在那裏，他獲得了數學學士學位，

想成為一名數學老師，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碰到了許多困難，最大的困難是，僱主因為他耳聾而不願僱用他。

約翰回憶説，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餐廳裏打掃衞生。

“我監督自己工作，因此我的耳聾並不影響我的工作。” 他回憶道。

他繼續攻讀，獲得計算機科學碩士學位，但是在數百次的工作應聘後，他再次發現僱主們不願意僱用他，顯然因為他是個殘疾人。

20世紀70年代後期，約翰斷定，作為一個聾人，只有自己解決問題，開創自己的生意，才能在事業上獲得成功。

由於對聾人缺乏工作機會而感到灰心，他和他的'兄弟們貸了一大筆款，在硅谷成立了一家軟件公司：集成微機系統有限公司 (IMS)。

他們的孤注一擲有了回報，賺了大錢，不僅為正常人也為聾人提供了工作。

同時，因為其對社會傑出的服務、創新性的商業實踐和卓越的技術，IMS和約翰也被授予了無數的獎項。

1994年，在IMS成立16年後，約翰和他的兄弟們賣掉了公司，進入“半退休”狀態。

不到兩年，約翰開始資助開發為聾人學生提供負擔得起的、實時文本服務的技術。

自從第一家公司開張以來，約翰很少有休息的時間。

多年以來，在證明其商業技能的同時，約翰也在許多領域的非營業機構和教育機構的董事會任職，也證明了他作為維護聾人利益的領導者的能力。

在最近一次採訪中，約翰接受了有關僱用殘疾人，包括美籍亞裔和太平洋島國的殘疾人的提問。

以下摘錄了部分採訪內容。

問：如今美籍亞裔和太平洋島國的殘疾人在就業問題上面臨哪些特別的困難?

答：我不會將我所面臨的一大堆障礙歸結於文化差異。

由於耳聾而產生的難題，主要與語言交流有關。

至少要能夠清晰無誤地交流，才能一起有效地進行工作。

問：美籍亞裔和太平洋島國的殘疾人應該怎樣做，才能增加他們從事有意義、有競爭力的工作的機會?

答：不管你有多聰明、學歷有多高，作為僱主，我最看重的是員工的態度和它與生產效率的關係。

作為一個僱主，我見過許多很能幹、很有技術的應聘者，但是工作態度卻不好。

僱主沒有義務一定要僱用你，良好的態度也是一個影響因素。

問：你們公司有沒有主動地去尋找殘疾人僱員?

答：我不能將這個問題過於簡單化。

僱用你瞭解、信任的人很正常，而對於我來説，那些人大多數恰好都是殘疾人。

當然，我不能單單因為他(她)是殘疾人就保證僱用他(她)。

他們必須有相關的技術、能力以及恰當的態度。

我沒有多餘的錢來僱傭那些僅能填補空缺的人員;他(她)必須有價值。

問：僱主僱用殘疾人，包括美籍亞裔和太平洋島國的殘疾人，有什麼益處?

答：我的經驗是，殘疾人往往比較積極，更加在意他們的工作，也表現出他們想工作。

而且他們在工作職位上呆的時間更長(即他們跳槽的頻率比較低)。

此外，對於許多美籍亞裔和太平洋島國的殘疾人，家庭和文化很重要。

他們懂得工作的意義，知道一份好的工作會給他們的家庭帶來好的生活。

我相信還有大量的殘疾人未被僱用。

我的公司已從這一勞動力資源中獲益了。

問：僱主在僱用殘疾人時還應該瞭解什麼?

答：僱主需要更好地理解殘疾人。

有人認為領取社會福利金可以滿足所有需求，我們大多數人對於這種想法很反感。

失業令人羞恥也十分乏味，而且人生也變得毫無意義。

僅僅因為他(她)存在某些並不影響工作的缺陷就將其拒之門外，就好比招聘過程中的種族歧視一樣不道德不合法。

每個人都應該擁有獲得好工作的機會，這樣才能為自己是社會的一部分而感到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