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視野英語4課文翻譯
我們學習英文課文之前，首先要做好翻譯，才知道課文的全部意思，下面整理了新視野英語4課文翻譯，希望對您有幫助~
UNIT 1
藝術家追求成名，如同狗自逐其尾，一旦追到手，除了繼續追逐不知還能做些什麼。
成功之殘酷正在於它常常讓那些追逐成功者自尋毀滅。
對一名正努力追求成功並剛剛嶄露頭角的藝術家，其親朋常常會建議“正經的飯碗不能丟！”他們的擔心不無道理。
追求出人頭地，最樂觀地説也困難重重，許多人到最後即使不是窮困潦倒，也是幾近精神崩潰。
儘管如此，希望贏得追星族追捧和同行讚揚之類的不太純潔的動機卻在激勵着他們向前。
享受成功的無上光榮，這種誘惑不是能輕易抵擋的。
成名者之所以成名，大多是因為發揮了自己在歌唱、舞蹈、繪畫或寫作等方面的特長，並能形成自己的風格
為了能迅速走紅，代理人會極力吹捧他們這種風格。他們青雲直上的過程讓人看不清楚。
他們究竟是怎麼成功的，大多數人也都説不上來。
儘管如此，藝術家仍然不能閒下來。
若表演者、畫家或作家感到無聊，他們的作品就難以繼續保持以前的吸引力，也就難以保持公眾的注意力。
公眾的熱情消磨以後，就會去追捧下一個走紅的人。
有些藝術家為了不落伍，會對他們的寫作、跳舞或唱歌的風格稍加變動，但這將冒極大的失寵的危險。
公眾對於他們藉以成名的藝術風格以外的任何形式都將不屑一顧。
知名作家的文風一眼就能看出來，如田納西·威廉斯的戲劇、歐內斯特·海明威的情節安排、羅伯特·弗羅斯特或 T.S.艾略特的詩歌等。
同樣，像莫奈、雷諾阿、達利這樣的畫家，希區柯克、費里尼、斯皮爾伯格、陳凱歌或張藝謀這樣的電影製作人也是如此。
他們鮮明獨特的藝術風格標誌着與別人不同的藝術形式上的重大變革，這讓他們名利雙收，
但也讓他們付出了代價，那就是失去了用其他風格或形式表現自我的自由。
名氣這盞聚光燈可比熱帶叢林還要炙熱。
騙局很快會被揭穿，過多的關注帶來的壓力會讓大多數人難以承受。
它讓你失去自我。你必須是公眾認可的那個你，而不是真實的你或是可能的你。
藝人，就像政客一樣，必須常常説些違心或連自己都不完全相信的話來取悦聽眾
一滴名氣之水有可能玷污人的心靈這一整口井，因此一個藝術家若能保持真我，會格外讓人驚歎。
你可能答不上來哪些人沒有妥協，卻仍然在這場名利的遊戲中獲勝。
一個例子就是愛爾蘭著名作家奧斯卡·王爾德，他在社交行為和性行為方面以我行我素而聞名於世。雖然他的行為遭到公眾的反對，卻依然故我，他也因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在一次宴會上，他一位密友的母親當着他的朋友和崇拜者的面，指責他在性方面影響了她的兒子。
他聽了她的話以後大為光火，起訴了這個年輕人的母親，聲稱她毀了自己的“好”名聲。
但是，他真該請一個更好的律師。
結果是，法官不僅不支持他提出的讓這個女人賠償他名聲損失費的請求，反而對他本人進行了罰款。
他由於拒交罰款最終還被送進了監獄。更糟糕的是，他再也無法獲得更多公眾的寵愛。
在最糟糕的時候，他發現沒有一個人願意拿自己的名聲冒險來替他説話。
為保持真我，他付出的代價是，在最需要崇拜者時，誰也不理他。
奇怪的是，收穫最大的恰恰是失敗者。他們收穫了自由！
他們可以自由地表達，獨闢蹊徑，不落窠臼，不用擔心失去崇拜者的支持。
失敗的藝術家尋求安慰時，可以想想許多偉大的藝術家都是過世多年以後才成名，或是他們沒有出賣自己。
他們也可以為自己的失敗辯解：自己的才華實在過於高深，不是當代聽眾或觀眾所理解得了的。
那些失敗了卻仍不肯放棄的頑固派也許會樂於知道，某些名人曾經如何越挫越勇，直至成功。
美國小説家托馬斯·伍爾芙的第一本小説《向家鄉看吧，安琪兒》被拒39次後，才最終得以出版。
貝多芬戰勝了父親認為他毫無音樂家潛質的偏見，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音樂家。
19世紀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齊原先乾的工作沒有一件成功，直到他想到去教小孩子，並研究出一種新型教育模式的基礎理論。
托馬斯·愛迪生在四年級時被趕出了學校，因為老師覺得他似乎太遲鈍。
但不幸的是，對大多數人而言，失敗是奮鬥的結束，而不是開始。
對那些孤注一擲的追名逐利之徒，我要説：祝你們好運。
但是，遺憾的是，你會發現這不是你想得到的。
狗自逐其尾所得到的只是一條尾巴而已。
獲得成功的人常常發現成功對他來説弊大於利。
所以要為真實的你、為自己的所為感到高興，而不是拼命去獲得成功。
做那些你為之感到驕傲的事情。
可能在有生之年你默默無聞，但你可能創作了更好的藝術。
UNIT 2
他出生在倫敦南部的一個貧困地區。
他穿的短襪是從媽媽的紅色長襪上剪下來的。
他的媽媽一度被診斷為精神失常。
狄更斯或許能創作出查理·卓別林的童年故事，
但只有查理·卓別林才能塑造出了不起的喜劇角色“流浪漢”，這個使其創作者聲名永駐的衣衫襤褸的小人物。
就卓別林而言，其他國家，如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日本，都比他的出生地給予了他更多的掌聲（和更多的收益）。
在1913年，卓別林永久地離開了英國，與一些演員一起啟程到美國進行舞台喜劇表演。在那裏，他被星探招募到好萊塢喜劇片之王麥克·塞納特的旗下工作。
令人遺憾的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很多英國人認為卓別林的“流浪漢”多少有點“粗俗”。
中產階級當然這樣認為。勞動階層反倒更有可能為這樣一個反抗權勢的角色拍手喝彩：他以頑皮的小枴杖使絆子，或用皮靴後跟對準權勢者肥大的臀部踢一下。
儘管如此，卓別林的滑稽乞丐形象並不那麼像英國人，甚至也不像勞動階級的人。
英國流浪者並不留小鬍子，也不穿肥大的褲子或燕尾服：歐洲的領導人和意大利的侍者才那樣穿戴。
另外，“流浪漢”瞟着漂亮女孩的眼神也有些粗俗，被英國觀眾認為不太正派──只有外國人才那樣，不是嗎？
而在卓別林大半的銀幕生涯中，銀幕上的他是不出聲的，也就無從證明他是英國人。
事實上，當卓別林再也無法抵制有聲電影，不得不為他的“流浪漢”尋找“合適的聲音”時，他確實很頭疼。
他儘可能地推遲那一天的到來：在 1936 的《摩登時代》裏，他第一次在影片裏發聲唱歌。在片中，他扮演一名侍者，滿口胡言亂語，聽起來不像任何國家的語言。
後來他説，他想象中的“流浪漢”是一位受過大學教育，但已經沒落的紳士。
但假如他在早期那些短小的喜劇電影中能操一口受教育人的口音，那麼他是否會聞名世界就難説了，
而英國人也肯定會覺得這很“古怪”。沒有人知道卓別林這麼幹是不是有意的，但這促使他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是一個才能非凡的人，他的決心之大甚至在好萊塢明星中也十分少見。
他的巨大名聲為他帶來了自由，更重要的是帶來了財富，他因此得以成為自己的主人。
在事業發展之初，他就感到一種衝動要去發掘並擴展自己身上所顯露的天才。
當他第一次在銀幕上看到自己扮演的“流浪漢”時，他説：“這不可能是我。那可能嗎？瞧這角色多麼與眾不同啊！”
這種震驚喚起了他的想象。
卓別林並沒有把他的笑料事先寫成文字。他是那種邊表演邊根據感覺去創造藝術的喜劇演員。
沒有生命的物體特別有助於卓別林發揮自己藝術家的天賦。
他將這些物體想象成其他東西。
因此，在《當鋪老闆》中，一個壞鬧鐘變成了正在接受手術的“病人”；在《淘金記》中，靴子被放在鍋裏煮，靴底被蘸着鹽和胡椒吃掉，就像上好的魚片一樣（鞋釘就像魚骨那樣被剔除）。
這種對事物的轉化，以及他一次又一次做出這種轉化的技巧，正是卓別林偉大喜劇的奧祕所在。
他也深切地渴望被愛，同時也害怕遭到背叛。
這兩者很難結合在一起，有時這種衝突導致了災難，就像他早期的幾次婚姻那樣。
然而即使是這種以沉重代價換來的自知之明也在他的喜劇創作中得到了表現。
“流浪漢”始終沒有失去對賣花女的信心，相信她正等待着與自己共同走進夕陽之中；而卓別林的另一面使他的凡爾杜先生，一個殺了妻子的法國人，成為了仇恨女人的象徵。
令人寬慰的是，生活最終把卓別林先前沒能獲得的穩定和幸福給了他。
他找到了沃娜·奧尼爾·卓別林這個伴侶。她的沉穩和深情跨越了他們之間37歲的年齡差距。他們的年齡差別太大，以致當1942年他們要結婚時，新娘公佈了他們的結婚日期後，為他們辦理手續的官員問這位漂亮的17歲姑娘：“那個年輕人在哪兒？”──當時已經54歲的卓別林小心翼翼在外面等候着。
由於沃娜本人出生在一個被各種麻煩困擾的大家庭，她對卓別林生活中將面臨的挑戰也做好了充分準備，因為當時關於他倆有很多毫無根據的流言。後來在他那個有那麼多天才孩子的大家庭中，卓別林有時會引發爭吵，而她則成了安寧的中心。
卓別林死於1977年聖誕節。
幾個月後，幾個近乎可笑的盜屍者從他的家庭墓室盜走了他的屍體以藉此詐錢。
警方追回了他的屍體，其效率比麥克·塞納特拍攝的啟斯東喜劇片中的笨拙警察要高得多。但是人們不禁會感到，卓別林一定會把這一奇怪的事件看作是對他的十分恰當的紀念──他以這種方式給這個自己曾為之帶去這麼多笑聲的世界留下最後的笑聲。
UNIT 3
人人都覺得福利救濟對象是在騙人。
當我認識的許多坐輪椅的人面臨與寵物貓分吃生貓食的窘境時，都會向福利機構多騙取幾美元。
為了能領到一點額外的福利款，他們告訴政府説他們實際上少拿了200美元的養老金，或告訴社會工作者，説房東又將房租漲了100 美元。
我選擇了過一種完全誠實的生活，因此我不會那樣做，而是四處找活，攬些畫漫畫的活。
我甚至還告訴福利機構我賺了多少錢！哦，私下裏領一筆錢當然對我挺有吸引力，但即使我擋不住這種誘惑，我投稿的那些大雜誌也不會去給自己惹麻煩。
他們會保留我的記錄，而這些記錄會直接進入政府的電腦。真是態度鮮明，毫不含糊。
作為一名福利救濟對象，我必須在社會工作者面前卑躬屈膝。
社會工作者心裏知道，許多救濟對象在欺騙他們，因此他們覺得，作為補償，他們有權讓救濟對象向他們點頭哈腰。
我並不是故意感到忿忿不平。
大多數社會工作者剛開始時都是些大學畢業生，有理想，而且思想開明。
可是，在這個實際上是要人撒謊的體制裏幹了幾年後，他們就變得與那個叫“蘇珊娜”的人一樣了──一個穿運動短褲的偵探。
去年聖誕節過後不久，蘇珊娜到我家來了解情況，看到牆上貼着新的宣傳畫，便想知道：“你從哪兒弄到錢來買這些？”“從朋友和家人那兒。”
“那麼，你最好要張收據，真的，你接受任何捐獻或禮物都要報告。”她這是在暗示我：得哀求她了。但是我卻將她頂了回去。
“那天在馬路上有人給我一根煙，我也得報告嗎？”“對不起，卡拉漢先生，可是規定不是我制訂的。”
蘇珊娜試圖就修理輪椅的問題訓斥我。由於福利部門不願意花錢好好地修理，所以它總是壞。
“您是知道的，卡拉漢先生，我聽説您的那輛輪椅比一般人用得多得多。”
我當然用得多，我是個工作很積極的人，又不是植物人。
我住在鬧市區附近，可以坐着輪椅到處走走。我真想知道如果她突然摔壞臀部，不得不爬着去上班時，會是什麼感受。
政府削減福利開支已經導致許多人捱餓受苦，我只是其中之一。但它對脊柱傷殘的人的影響更為突出：政府已經不管我們的輪椅了。
每次我的輪椅出問題，掉了螺絲，需要換個新軸承，或剎車不靈時，我都打電話給蘇珊娜，但每次都要挨訓。
她最後總會説：“好吧，如果今天我能抽出時間的話，我會找醫務人員的。”
她該通知醫務人員，由醫務人員來確認問題確實存在，然後打電話給各家輪椅維修公司，拿到最低的報價。
接着醫務人員就通知州政府的福利總部，他們再花幾天時間考慮這件事。而這期間我只能躺在牀上，動彈不得。
最後，如果我幸運的話，他們會給我回電話，同意維修。
當福利部門獲悉我畫漫畫賺錢時，蘇珊娜就開始每兩個星期“拜訪”我一次，而不再是每兩個月一次了。
她尋遍每個角落，想找出我未上報的電器，或者是女僕、烤爐裏的烤豬、停在房後新買的直升飛機什麼的。
她從來都是一無所獲，但最後我總要填厚厚的一疊表格，説明每一分錢的來歷。
如何逐漸脱離福利照顧，這在法律條款中沒有明確規定。我是一個獨立的生意人，正在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市場。
要脱離福利救濟，一下子每月掙2, 000美元是不可能的。但我很想自己負擔部分生活費用，不必在每次需要為輪椅買點配件時都去尷尬地求人。
真需要有一位律師來捍衞福利救濟對象的權利，因為這一福利體制不僅容易使福利提供者濫用權力，也很容易使救濟對象濫用權力。
前幾天，由於藥劑師説我使用的醫療用品超出常量，於是福利部門派蘇珊娜到我的住所調查。
我確實多用了，因為外科手術中切的排尿孔的大小改變了，尿袋的連接處發生滲漏。
她正做着記錄，我家的電話鈴響了。蘇珊娜接聽了電話，是一位州議員打來的，這使她慌了一下。
數以千計像我這樣的福利救濟對象，如果允許的話，可以慢慢地負擔自己的一部分甚至全部生活費用，對此，我要不要在州政府的委員會裏嘗試着做點兒什麼呢？
還用説嗎？我當然要！總有一天，像我這樣的福利救濟對象將在一種新的福利制度下過上好日子，這種制度不會千方百計證明福利救濟對象在欺騙，而是要鼓勵他們自立。
他們將能自由地、毫無愧疚、毫不擔憂地發揮他們的才幹，或擁有一份穩定的好工作。
UNIT 4
一個將會大大提高發展中國家生活水準的轉變正方興未艾。
一些不久前還是信息閉塞的地方正在迅速獲得最新的通信技術，這將促進他們吸納國內外投資。
亞洲、拉丁美洲和東歐的許多國家也許需要10年時間來改善其交通、電力供應和其他公用設施。
但是隻一根直徑小於半毫米的光纖電纜就可以比由銅絲製成的粗電纜承載更多的信息。
由於安裝了光纖電纜、數字轉換器和最新的無線傳輸系統，從北京到布達佩斯的一系列城區和工業區正在直接步入信息時代。
一個蛛網般的數字和無線通信網絡已經發展到亞洲的大部分地區和東歐的部分地區。
所有這些發展中地區都把先進的通信技術看作一種跨越經濟發展諸階段的途徑。
例如，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有望縮短勞動密集型的組裝工業轉向涉及工程、營銷和設計的那些產業所需的時間。
現代通信技術“將使中國、越南這樣的國家比那些困於舊技術的國家擁有巨大的優勢”。
這些國家應以多快的速度向前發展是人們爭論的一個問題。
許多專家認為，越南在目前急需電話的情況下，卻要求所有的移動電話都必須是昂貴的數字型電話，這種做法太超前了。
一位專家説：“這些國家缺乏成本估算和選擇技術的經驗。”
然而毋庸爭辯，通信技術將是區分輸贏的關鍵因素。
看一看俄羅斯的情況吧。
由於其堅實的數學和科學教育基礎，它應該在信息時代有繁榮的發展。
問題是，它的國內電話系統是一堆生鏽的20世紀30年代的老古董。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俄羅斯已經開始鋪設光纖電纜，並制定了投入400億美元建設多項通信工程的戰略計劃。
但是由於其經濟陷於低迷，幾乎沒有資金來着手解決最基本的問題。
與俄羅斯相比，在未來10年中，中國大陸計劃對通信設備投入1,000億美元。
從某種意義上説，中國的落後成了一種有利因素，因為這一發展正好發生在新技術比銅線電纜系統更便宜的時候。
到1995年底，中國除了拉薩以外的省會都將有數字轉換器和高容量的光纖網，
這意味着其主要城市正在具備必需的基礎設施，成為信息高速公路的主要部分，使人們能夠進入系統，獲得最先進的服務。
電信工程也是上海實現其成為一流的金融中心這一夢想的關鍵。
為了能給國際投資者提供其所期望的電子數據和無紙化交易方面的出色服務，上海計劃建設與曼哈頓同樣強大的電信網絡。
與此同時，匈牙利也希望躍入現代世界。
目前，有70萬匈牙利人等着裝電話。
為了部分地解決資金問題，加速引進西方技術，匈牙利將國有電話公司30%的股份出售給了兩家西方公司。
為進一步減少電話待裝户，匈牙利已將權利出租給一家荷蘭－斯堪的納維亞企業集團，來建造並經營一個據説位居世界先進行列的數字移動電話系統。
事實上，無線方式是在發展中國家快速建設電話系統的最受歡迎的方式之一。
建造無線電發射塔要比翻山越嶺架設線路更便宜。而且，急切盼望可靠服務的企業樂於花費可觀的高價來換取無線電話服務──其資費通常是固定線路電話資費的二至四倍。
整個拉丁美洲對無線通信的需求和使用已急速增長。
對於無線電話服務商來説，沒有任何地方的業務比拉丁美洲更好了──在那裏有一個營運點就好像有一堆無窮無盡供你使用的鈔票。
在四個無線電話市場有營運點的貝爾南方電話公司估計，來自於其每個客户的平均年收入均為2,000美元，而在美國僅為860美元。
產生這種情況的部分原因是拉丁美洲客户的通話時間是北美洲客户的二至四倍。
泰國也在求助於無線通信方式，以便讓泰國人在發生交通堵塞時更好地利用時間。
而且在泰國，從辦公室往外打電話或發傳真並不那麼容易：待裝電話的名單上有一二百萬個名字。
因此移動電話在商務人士中成為時尚，他們在交通堵塞時也能與外界保持聯繫。
越南正在做一個最大膽的跳躍。
儘管越南人均年收入只有220美元，它計劃每年增加的30萬條線路將全部為有數字轉換功能的光纖電纜，而不是那些以銅線傳送電子信號的廉價系統。
由於現在就選用了下一代的技術，越南負責通信的官員説他們能夠在數十年中與亞洲的任何一個國家保持同步。
對於那些長期落後的國家來説，一躍而名列前茅的誘惑難以抵禦。
而且，儘管他們會犯錯誤，他們仍會堅持不懈──總有一天，他們將能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與美國和西歐並駕齊驅。
UNIT 5
事實如此，我們孤獨無依地生活着。據最近的統計，共有2,200萬人獨自生活在自己的住所裏。其中有些人喜歡這種生活，有些卻不喜歡。
有些離了婚，有些鰥寡無伴，也有些從未結過婚。
孤獨或許是這裏的一種民族弊病，我們羞於承認它，甚於其他任何罪惡。
而另一方面，故意選擇獨處，拒絕別人的陪伴而非為同伴所棄，卻是美國式英雄的一個特點。
孤獨的獵人或探險者去鹿羣和狼羣中冒險，征服廣袤的荒野時，並不需要有人陪伴。
梭羅獨居在湖畔的小屋，有意疏離了城市生活。現在，這成了你的個性。
獨處的靈感是詩人和哲學家最有用的東西。
他們都贊成獨處，
都因能夠獨處而自視甚高，至少在他們匆忙趕回家喝茶之前的一兩個小時之內是這樣。
就拿多蘿西·華茲華斯來説吧，她幫哥哥威廉穿上外衣，為他找到筆記本和鉛筆，向他揮手告別，目送他走進早春的陽光去獨自對花沉思。
他寫道：“獨處多麼優雅，愜意。”
毫無疑問，如果自願獨處，感覺要好得多。
看看彌爾頓的女兒們：她們為他準備好墊子和毯子，然後躡手躡腳地走開，以便他能創作詩歌。
然而他並不自己費神將詩歌寫下來，而是喚回女兒們，向她們口述，由她們記下來。
也許你已經注意到，這些藝術家類型的人，大多是到户外獨處，
而家裏則自有親人備好了熱茶，等着他們回家。
美國的獨處代表人物是梭羅。
我們欽佩他，並非因為他能自力更生，而是因為他孤身一人在瓦爾登湖畔生活，他喜歡這樣──獨居在湖畔的樹林中。
實際上，他最近的鄰居離他只有一英里，走路也就20分鐘；鐵路離他半英里；交通繁忙的大路距他300碼。
整天都有人進出他的小屋，請教他何以能夠如此高潔。
顯然，他的高潔之處主要在於：他既沒有妻子也沒有僕人，自己動手用斧頭砍柴，自己洗杯洗碟。
我不知道誰為他洗衣服，他沒説，但他也肯定沒提是他自己洗。
聽聽他是怎麼説的：“我從未發現比獨處更好的夥伴。”
梭羅以自尊自重為伴。
也許這裏的啟示是：自我意識越強，就越不需要其他的人在周圍。
我們越是感覺謙卑，就越受孤獨的折磨，感到僅與自己相處遠遠不夠。
若與別人同住，他們的小別會使你感到耳目一新。
孤獨將會於星期四結束。
如果今天我提到自己時使用的是單數人稱代詞，那麼下星期我就會使用複數形式。
其他人不在的時候，你可以放飛自己的靈魂，讓它充滿整個房間。你可以充分享受自由，隨意來去而無需道歉。你可以熬夜讀書、大泡浴缸、一口氣吃掉整整一品脱的冰淇淋。你可以按自己的節奏行動。
暫別的人會回來。
他們的冬季防水大衣還放在衣櫥裏，狗也在窗邊密切留意他們歸來的身影。
但如果你單獨居住，那麼朋友或熟人的暫時離別會使你感到空虛，也許他們永遠也不會回來了。
孤獨的感覺時起時落，但我們卻永遠需要與人交談。
這比需要傾聽更重要。
噢，我們都有朋友，可以把大事要事向他們傾訴。我們可以打電話對朋友説我們丟了工作，或者説我們在濕滑的地板上摔倒了，跌斷了胳膊。
每日不斷的瑣碎抱怨，對各種事情的看法和意見，積在那兒，塞滿了我們的心。
我們不會真打電話給一位朋友，説我們收到了姐姐的一個包裹，或者説現在天黑得比較早，或者説我們不信任最高法院新來的法官。
科學調查表明，獨居的人會對着自己、對着寵物、對着電視機嘮叨不休。
我們問貓兒今天該穿藍色套裝還是黃色裙裝，
問鸚鵡今天晚餐該做牛排還是麪條。
我們跟自己爭論那個花樣滑冰選手和這個滑雪運動員到底誰更了不起。
這沒什麼不妥，
也對我們有好處，而且不像有些人那麼令人尷尬：在超市付款處，排在前面的女人告訴收銀員，她的侄女梅利莎星期六可能會來看她。梅莉莎非常喜歡熱巧克力，所以她買了速溶熱巧克力粉，雖然她自己從來不喝這東西。
重要的是保持理性。
重要的是不再等待，而是安頓下來，使自己過得舒服，至少暫時要這樣。要在我們自身的條件下發現一些優雅和樂趣，不要做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英國詩人，而要像一個被關在塔樓裏的公主，耐心地等待着我們的童話故事迎來快樂的結局。
畢竟，事已至此，
這或許不是我們所期望的局面，但眼下我們不妨稱之為家吧。
不管怎麼説，沒有什麼地方比家更好。
UNIT 6
商科學生有時對課程裏包含商業道德課略感吃驚。他們通常沒意識到在很多國家，形形色色的賄賂行為正日益增多。在某些國家，這已成為人們幾百年來的一種生活方式。假定在一場與政府官員的談判中，貿易部長向你明確表示如能給他一大筆賄賂，那麼你的商品拿到進口許可證就會容易得多，還可能避免他所説的“程序上的延誤”。
現在的問題是：你是被迫掏錢呢，還是堅持原則？
高尚的道德標準説起來容易，但實際上人們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會怎麼做呢？
早些時候，一家英國汽車製造商被指控利用一筆基金行賄，並進行其他一些可疑運作，如給代理商和客户高額回扣、提供額外折扣、向一些在瑞士銀行開的匿名賬户匯款等。
這家汽車公司否認了這些指控，後來指控也被撤銷了。
然而，當時英國汽車業裏就有人準備私下裏説：“瞧，我們這一行競爭激烈，
每年我們汽車的海外銷售額超過10億英鎊。
如果花幾百萬英鎊能讓一些客户高興，誰會有損失呢？
我們不這樣幹，別人也會這樣乾的。”
很容易產生這樣的印象：賄賂以及其他可疑開支正日漸增多。
的確，這似乎已成為商界的一個事實。
僅舉一例：美國第三大汽車製造企業克萊斯勒汽車公司透露，它在1971至1976年間共發生了250萬美元的可疑開支。
這一事實的披露，使克萊斯勒與其他300多家美國公司一樣，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承認自己近年曾有過某種形式的支出，像賄賂、額外打折等。
為方便討論起見，我們可將這些支出分為三大類。
第一大類是那些為政治目的或為獲得大宗合同所付出的大筆款項。
比如，有一家美國企業曾因可能違反美國商業法規而受調查，當時它捐出一大筆款項支持一位總統候選人。
後來發現，這家公司也打算資助美國推翻智利政府的祕密行動。
這一大類也包括為得到武器銷售或重大的石油、建築等項目的合同而向權勢家族及其身邊的顧問所付出的大筆款項。
在一樁涉及對伊朗武器銷售的案子中，一位證人聲稱一家英國公司曾付給某“洽談人”100萬英鎊。此人幫忙做成了一筆向伊朗提供坦克和其他軍事裝備的交易。
據聞其他國家也是如此，向外國公司施壓，要他們向黨派組織的賬户捐款。
第二大類包括旨在促使政府加快對某些工程項目的正式批准而作的支出。
關於這一點有個有趣的例子：有個銷售經理幾個月來一直試圖向加勒比地區一個國家的建工部長推銷道路工程機械。
後來，他想到了辦法。
瞭解到建工部長收藏珍本書，他買了一本書的珍藏版，在書裏夾了兩萬美元，將其送給部長。
部長看了書的內容後説：“我知道這書有兩卷本的。”
機敏的銷售經理答道：“先生，我們公司買不起兩卷本，不過可以給你弄一本帶‘前言’的！”
不久，這筆生意獲准了。
第三大類指某些國家按照傳統做法付給在交易中起作用的人的費用。
中東的一些國家和某些亞洲國家的做法都屬此類。
是否有可能制訂一套公司法規，防止各種類型的賄賂呢？
國際商會（ICC）贊成用一套行為準則來制止行賄索賄。
這一準則試圖區分哪些是真正為服務所付的佣金，哪些是等同於賄賂的過高費用。
已經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實際操作這一準則。
可惜的是，國際商會委員們就如何實行這一法規的意見不一。
英國委員們希望這一體系有充分的法律效力以使公司規範行事。
而法國代表認為制定和實施法律是政府的事。
像國際商會這樣的商業團體該做的是表明孰對孰錯，而非強制實行什麼。
在一家知名英國報紙上，最近有位作者指出“企業已陷入賄賂網”，人人都“貪贓枉法”。
這一説法可能有些誇張。
然而，如今做海外銷售的商人們常常難以做到既確保自己的商業利益，又無愧於道德良心。
UNIT 7
《人類基因的歷史與地理分佈》儘管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暢銷書，卻是一本彙集了50多年人類遺傳學方面研究成果的好書。
它對人類在基因層面上的差異作了迄今為止最為廣泛的調查，
得出了明確的結論：如果不考慮影響膚色、身高等表面特徵的基因，不同的“種族”在外表之下相似地令人吃驚。
個體之間的差異遠遠大於羣體之間的差異。實際上，那種認為某一種羣比另一種羣的基因更優越的理論是毫無科學根據的。
然而，此書還不僅僅是對目前的種族偏見理論的反駁。
這一項目的主要倡導者，斯坦福大學教授路卡·卡瓦里-斯福爾扎，與同事一起經過16年的努力，繪製了這一世界上首幅人類基因分佈圖譜。
此書的一大特點是提供了500多幅圖，顯示了相同的遺傳基因所處的區域，這很像其他地圖上用同樣的顏色標示同樣海拔高度的地區。
通過測定當前人類種羣間的親緣關係，作者們勾繪了地球上早期人類遷徙的路線。他們的研究結果相當於一份全球家譜。
他們在人類血液中找到了繪製這一家譜所需的信息：不同的蛋白質就是顯示一個人的基因構成的標誌。
作者們利用幾十年來科學家們收集的數據，彙編成了近2,000個羣體中成千上萬個個體的數據圖。
為了確保種羣的“純正”，這項研究將對象限定於自1492年起，即歐洲最初的大規模遷徙之前就一直居住在現生活區域的那些羣體。這實際上就是一幅哥倫布駛向美洲時期的.世界人口基因分佈圖。
收集血樣，特別是到偏遠地區的古老人羣中收集血樣，並非總是易事。
潛在的供血者通常不敢合作，或存在宗教上的擔心。
有一次在非洲農村，正當卡瓦里·斯福爾扎要從兒童身上採血時，一個憤怒的村民手執斧頭出現在他面前。
這位科學家回憶道：“我記得他説，‘如果你從孩子們身上抽血，我就要放你的血。’那個人是擔心我們可能用這些血來施魔法。”
儘管有困難，科學家們還是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發現。
其中之一就醒目地印在此書封面上：人類基因變異彩圖表明，非洲與澳洲分別位於變化範圍的兩端。
因為澳洲土著和非洲黑人之間有一些共同的外表特徵，如膚色、體型等，所以被普遍認為有密切的親緣關係。
但是他們的基因卻表明並非如此。
在所有人種中，澳洲人與非洲人的關係最遠，而與其鄰居東南亞人非常接近。
我們所看到的人種差異，例如歐洲人與非洲人的差異，主要是人類從一個大陸向另一個大陸遷徙時為適應氣候所產生的。
結合對遠古人骨的研究，這一圖譜證實了非洲是人類的誕生地，因而也是人類遷徙的始發地。
這些發現，再加上現代非洲人與非非洲人之間的巨大基因差異，説明了從非洲種羣開始的分支是人類家譜上最早的分支。
這一基因分佈圖譜對長期以來困繞着科學家的人種起源問題也做出了新的解釋。
南部非洲的科伊桑人就是一個例子。
很多科學家認為科伊桑人是一個獨立的非常古老的人種。
他們語言中那種獨特的短促而清脆的聲音使得一些研究者認為科伊桑人是最原始的人類祖先的直系後裔。
然而他們的基因卻表明情況並非如此。
基因研究表明科伊桑人可能是古代西亞人與非洲黑人的混血。
圖譜上顯示的遺傳軌跡表明這一混血人種的發源地可能在埃塞俄比亞或中東地區。
法國和西班牙的巴斯克人是人類家譜圖上歐洲人分支的最特殊的成員。
他們有幾組少見的基因類型，包括一種罕見血型的發生率在巴斯克人中也是最高的。
他們的語言起源不明，也無法被歸入任何標準的類別。
他們居住的地區緊挨着發現早期歐洲人壁畫的幾個著名的洞穴這一事實使卡瓦里·斯福爾扎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歐洲最早的近代人中，巴斯克人極有可能與克羅馬努人關係最直接。”
人們認為所有的歐洲人都是混合人種，有65%的亞洲人基因，35%的非洲人基因。
除了揭示人種的起源以外，基因信息對醫學界來説也是最新資料。醫學界希望能用人類脱氧核糖核酸（DNA）製成特別的蛋白質，這些蛋白質可能具有某種抗病藥物的價值。
保護土著人權益的活動家們擔心科學家可能會利用土著人：從當地人血樣中提取的基因物質可被用於商業目的，而DNA 提供者卻不會獲得足夠的報酬。
卡瓦里·斯福爾扎強調，他的工作不僅有科學意義，而且也有社會意義。
他説研究的最終目的是“削弱”造成種族偏見的“傳統的種族觀念”。
他希望這一目的會得到一直為同樣目的進行抗爭的土著民族的接受。
UNIT 8
我清楚地記得我成為黑人的那一天。
13歲之前我一直住在佛羅里達州的一個黑人小鎮伊頓維爾。
小鎮的居民全是黑人。
我所認識的白人都是來自佛羅里達的奧蘭多或是去往奧蘭多的過路人。
本地的白人騎着風塵僕僕的馬匹，而北方來的旅遊者則駕着汽車沿着鄉下的沙土路一路駛來。
小鎮的人見慣了南方人，因此他們經過時小鎮的人照舊大嚼甘蔗。
但是看到北方人則是另一回事。
膽怯的人躲在窗簾後小心翼翼地偷看他們，
膽大的則會走到屋外看着他們經過，感到很有趣，就像這些旅遊者看到這村莊也感到很有趣一樣。
門前平台可能是鎮上其他人不敢去的地方，但對我來説，那兒就像前排座位一樣。
我最愛坐在門柱上。
我喜歡在那兒看人們來來往往，也不在乎讓那些人知道我喜歡看他們，
通常還與他們搭幾句話。
我向他們揮手，如果他們也向我揮手，我還會與他們打招呼。
騎馬或駕車的人通常會停下來，我們不可思議地互打招呼之後，我可能會隨着他們“顛兒幾步”，這是我們佛羅里達最南邊的説法，意思是跟着他們走上一小段路。
如果正巧趕上家裏人來到房前看見我，他們就會毫不客氣地打斷我們的交談。
那段日子裏，在我看來，白人和黑人的區別只不過是他們路過小鎮，但從不住在這裏。
他們喜歡聽我“説幾句”，喜歡聽我唱歌，看我跳舞，併為此大方地給我小銀幣這倒使我感到意外，因為我太願意跟他們“説上幾句”，太願意為他們唱歌跳舞了，他們給我錢時我才會停下來。
只是他們不知道這一點。
黑人不會給我錢，
對我表現出的任何一點歡樂的苗頭，他們都不贊同。但我仍然是他們的佐拉，
我是屬於他們，屬於周圍的旅館，屬於那個地方，屬於每一個人的佐拉。
但我13歲時，家裏發生了變故，我被送到傑克遜維爾的學校去了。
離開伊頓維爾時我還是我，佐拉。
可在傑克遜維爾下了船後，原來的佐拉不復存在了。
我似乎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我再也不是伊頓維爾的佐拉了，我現在成了個小黑妞，
在好些方面都是。
在鏡中，在內心深處，我變成了永遠不黑不白的棕色人──就像最好的鞋油，抹不掉，不褪色。
身邊總有人提醒我自己是奴隸的後代，
但這並沒有使我沮喪。
奴隸制是60年前的事了。
解放黑奴的這場手術很成功，病人的情況也不錯，謝謝。
這場使我從黑奴變為美國公民的可怕戰爭喊道“各就位！”
內戰後的那段時期説“預備！”我的上一代人則喊“跑！”
就像一場賽跑一樣，我飛速起跑，決不可中途停步，傷心回望。
身為黑奴是我為文明生活所付出的代價，而作出這一選擇的並不是我。
世界上再沒有什麼人有過比這更大的爭取榮耀的機會了。
想想將要獲得的新生活，而且我們不會有任何損失。不管我做什麼，都可能得到雙倍的嘉獎，或是雙份的責難。想想這一點，知道這一點都令人激動不已。
佔據國內舞台的中心可真刺激，而台下的觀眾則不知是喜是憂。
我沒有總是感到自己是有色人種。
甚至現在我還常常感覺自己還是伊頓維爾小鎮上懵懂無知的佐拉。
比如，我可以在餐館和一位白人坐在一起。
我們閒談一些都經歷過的平常瑣事，白人會安靜地坐着，興味盎然地聽我講。
有時候我不屬於任何人種，我就是我自己。
但我大體上還是感覺自己像一隻靠牆立着的裝滿各種雜物的棕色袋子。靠牆立着的還有其他顏色的袋子，白色的，紅色的，黃色的。
倒出袋中的物品，可以發現一堆或有用或無用的小雜物：
碎玻璃塊，小線頭兒，一扇早已朽壞的門上的鑰匙，一把鏽蝕的刀，一雙為某條從來沒有、將來也不會有的路而準備的舊鞋，一根彎曲的釘子（它所承受過的重量足以弄折任何釘子），一兩支仍散發出幾許花香的乾花。
你手中拿的是棕色的袋子，
面前的地上則是袋中所裝的那堆東西──與其他袋子中所倒出的東西幾乎一模一樣，如果把它們混成一大堆，再分裝到各自的袋中，也不會有多大的不同。
多少有點有色玻璃片也沒有什麼關係。
也許當初上帝這個裝袋者往我們各自的袋中填塞時正是這麼做的，誰知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