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形象分析格式

1 、哈姆萊特是古代丹麥的一個王子，他是一個人文主義形象，這和他在“威登堡大學”裏所受的教育有着很大的關係。

2 、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形象。一方面他接受了人文主義的影響，心中充滿了美好的理想，希望生活中的一切如理想一樣完美。而現實生活的一系列意外打破了他的理想。他像一個思想家那樣地思考許多哲學問題，卻找不到答案。於是他要為父報仇，可是他內心又是矛盾，因為他想的不光只是為父報仇，而是扭轉整個乾坤。在這樣艱鉅的任務面前，他想要行動也行動不起來。

3 、性格過於內向、審慎及單槍匹馬的處境，使他感到猶豫，造成他行動上的延宕。因此最後只能是與敵人同歸於盡。

4 、他的悲劇既有罪惡勢力過於強大的客觀原因，也有其內存性格弱點的主觀原因。所以，哈姆萊特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是人文主義者的悲劇。

從《哈姆萊特》看莎士比亞的人文主義思想

一、《哈姆萊特》的創作背景。《哈姆萊特》是他創作最輝煌時期的作品，在思想和藝術方面都體現了莎士比亞悲劇的最高成就，是莎士比亞的代表作，也是世界戲劇的典範。它取材於十二世紀末丹麥王為父復仇的故事。莎士比亞以人文主義觀點處理原來的題材，把只是單純地為父復仇的故事改編為社會悲劇，使它具有強烈的時代氣息和深刻的社會意義。

二、莎士比亞的人文主義思想。劇情發生在丹麥，但劇中所描寫的宮廷內荒淫無度，朝臣們阿諛奉承、陰險狡詐，國內民怨沸騰，社會動盪不安。克勞狄斯不僅是封建暴君，也是原始積累時期資產階級中的野心家。哈姆萊特與克勞狄斯的衝突是全劇的主要衝突，其實質是資產階段人文主義者同新舊社會邪-惡勢力，人文主義思想與現實社會尖鋭矛盾的反映；同時也反映出人文主義思想在社會的普及，以及哈姆萊特的內心對於自由和理想的渴望。哈姆萊特在劇中沒有自己的生活，他的生存意義在於為父親報仇。對仇人的憎恨和與仇人的鬥爭成為哈姆萊特的感情基礎，這是這部悲劇的主題和思想。

三、 哈姆萊特的性格特點 。在哈姆萊特的形象裏，莎士比亞體現了他的時代最優秀的進步的人類特點，哈姆萊特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一個人文主義者的典型形象，他出身王室，卻在當時新文化中心的德國威登堡大學接受了人文主義教育，他出身上層統治階級，卻接近人民，他痛心周圍社會的醜惡現實，抱有文藝復興時代人文主義的崇高理想，同時對 “ 人 ” 抱有美好的看法：

四、《哈姆萊特》深刻的社會意義。在鬼魂出現之後，他知道父親是誰害死的，並立志復仇。對於哈姆萊特來説，復仇既是自己作為兒子的責任，又因為兇手是當今的國王，是專制王朝的代表，推翻了國王，也就扭轉了這混亂的局面，拯救了這瀕於崩潰的國家，因而不僅僅是個人問題，還是關係到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的問題。他勇敢地承擔了這一責任，同時也深感這一責任的重大： “ 這是一個顛倒混亂的時代，唉，倒黴的我卻要負起重整乾坤的責任！ ” 這一方面表達了他作為王子要為父復仇的堅定決心和作為人文主義者要負起重整乾坤的責任的.氣魄；另一方面，表現了他面對黑暗現實，對所負重任的悲愁和無可奈何的心情。 哈姆萊特的裝瘋説瘋話，一方面適應了內心的憂鬱，一方面針對外界的罪惡社會現象。

哈姆萊特所處的封建勢力雖然已經腐朽但仍佔統治地位，並有原始積累時期出現的新的罪惡勢力與之結合，在力量對比方面暫時還大大超過了人文主義所代表的新生力量。而哈姆萊特所代表的人文主義者本身又有很大的侷限性。他們把社會的鬥爭看作 “ 善 ” 與 “ 惡 ” 的鬥爭，把改革社會的希望寄託在開明君主身上。在政治上是改良主義者，在行動上是孤軍作戰者。這就決定了哈姆萊特只能以悲劇告終，這是個人的悲劇，更是時代的悲劇。

莎士比亞善於將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緊密結合起來，《哈姆萊特》對自然和人的讚頌也都洋溢着浪漫主義氣息。同時莎士比亞很注意情節的安排，他的戲劇常常包含幾條平行的或者交錯的情節。《哈姆萊特》中三條復仇的情節交織在一起，而以哈姆萊特為父復仇為主線，以雷歐提斯和福丁拉斯為副線，三條線相互聯繫，又彼此襯托，在復仇這個主要情節之下，還配合了愛情、友誼、家庭關係等次要情節，起着充實、推動主要情節和提示人物思想性格的作用。

人物形象分析格式 [篇2]

作者從“擁劉反曹”的歷史傾向和以“忠義”為核心的道德倫理觀念出發，進行了對曹劉政權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1、曹操：

首先，作為一代霸主，他雄才大略、見識高超。這一方面在與同為奸雄的袁紹的外寬內忌、多謀少決的對比中突出得更為鮮明。如曹操入冀州後，有鬚髮皆白的父老數人跪於地，説袁紹“重斂於民，民皆生怨”，歌頌曹操“官渡一戰，破袁紹百萬之眾”，使百姓“可望太平矣”。

其次，雖然曹操奸詐巧偽，但同時也具有仁德之心，爭取民心，愛惜百姓。他雖然知道劉備胸懷大志，久為必患，但是他認為“方今用英雄之時，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為也。”在關羽掛印封金離去時，曹操又認為“彼各為其主，勿追也。”裴松之讚揚曹操有王霸之度，休美之心。

再次，曹操禮賢下士，知人善任，唯才是舉。他領州牧之後，就急忙“招納賢才”，荀彧來投奔，他認為是“吾之子房”；郭嘉應聘，曹操以為是“使吾成大事者，必此人也。”荀彧與郭嘉後來果然成為曹操智囊團的核心人物。典韋、張遼、龐德等人，或是自來投奔，或是被俘的降將，曹操都十分信任，委以重任，後來均成為曹操手下衝鋒陷陣的猛將。

但另一方面，曹操信封的人生原則又是：“寧叫我負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負我”，當爭取民心與自己的切身利益相牴觸時，她就會視民命如草芥。如殺呂伯奢、血洗徐州。同時，對待部下，他是陰險和殘酷的，如借倉官的頭來穩定軍心，割發代首、夢中殺人等。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這種假名借勢之舉，確實是一種明智的表現，是他成就霸業的一個重要策略和手段。但從道德的角度來看，這又是一種“欺君罔上”的行為，因之小説一再罵他“名為漢相，實為漢賊”。

2、劉備：

劉備是作者極力推崇的仁德愛民、寬厚誠信、知人善任的明君典型，作者對劉備的描寫塑造寄託着儒家的仁政愛民思想。

首先，《三國演義》濃墨重彩地渲染劉備的仁德愛民形象，大力凸顯了劉備的仁君形象。他與關羽、張飛桃園結義時，就以“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作為自己的政治抱負；他當安喜縣尉，“與民秋毫無犯”；